列宁晚年的“政治遗嘱”

——国家制度创新论

作者:王东   发布时间: 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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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之际,让我们重新走进列宁最后论著的思想深处,这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具有特殊意义。本文把列宁的最后论著——三封书信、五篇论文,分成三组,依次进行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考察:第一组是三封书信,中心是党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创新问题;第二组是五篇文章的头三篇——《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分别讲的是文化观念、经济制度,总体战略上的改革创新问题;第三组是最后两篇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重新又回到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创新问题上来。由此可见,社会制度创新论,尤其是国家制度创新论乃是列宁“政治遗嘱”的核心思想。也正是在这里,可以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找到富于生机活力的源头活水。

[关键词]列宁晚年 最后论著 社会制度 国家制度 创新

1922年底至1923年3月,列宁最后书信和五篇文章集中到了一个根本长远的战略问题上来,即如何保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经济上,市场机制下的新型合作制;政治上,党领导人民实现国家制度改革创新;文化上,持久建设的文化革命。其中,在党的领导下,用人民监督制反对官僚腐败症的国家制度创新,乃是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保证。

“列宁最后书信和文章”又称“列宁最后论著”,长期以来又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或“列宁遗嘱”,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已经做过不少研究,但仍有未得真谛之嫌,也未能得到应有重视。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难题,在此谨重新发掘各种历史文献,以简要勾勒出“列宁最后论著”的来龙去脉、创作过程和基本思想。

列宁最后论著的主题实质上是苏维埃俄国的制度创新问题。这个大主题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如何使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俄国的社会制度创新问题;二是作为其政治保证的党和国家政治制度创新问题。后者尤为重要。

从近百年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历史来看,最接近列宁晚年理论创新思路的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201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

在国内外的流行说法中,通常是按照写作先后与文体形式把“列宁最后论著”分成“书信和文章”两组:三封书信主要写于1922年12月中下旬;五篇文章写于1923年1月至3月初。

这样的划分方法自有其道理,但多少有点流于表面形式。为了更具体、更细致、更深入地摸清列宁最后思想的来龙去脉,本文尝试把“列宁最后论著”分成三组,作为“列宁最后构想”形成的三部曲。

第一组,形成于1922年12月中下旬,准确地说,1922年12月23日至31日,主要包括列宁口授的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改革创新为主题的《给代表大会的信》等三封书信,1923年1月4日又对《给代表大会的信》作了补充。

第二组,写于1923年1月中上旬,主要包括五篇文章中的前三篇:论文化问题的《日记摘录》、谈经济问题的《论合作社》、从世界历史和辩证法哲学高度谈发展规律和总体战略的《论我国革命》。

第三组,写于1923年1月下旬至3月初,包括重新回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制度创新的这个主题上来,补充完成了原来就已动笔的两篇文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第一组文献:1922年12月下旬的三封书信

1922年12月下旬,从12月23日起至该月底,围绕着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后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改革创新这个头号主题,列宁先后口授了三封重要书信:《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由于枪伤旧疾,加上劳累过度,1922年5月26日列宁第一次中风,当年12月15日深夜又第二次中风。列宁预感自己的病情可能会加剧,因而他对福齐也娃等身边工作人员说,必须抓紧工作,“不要为疾病弄得措手不及”[1]。按照轻重缓急的划分,他先抓的是最重要最紧迫的重大问题。从1921年春天起,也就是在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的两年之后,由列宁本人提到首要地位上来的不是别的什么问题,恰恰是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创新的问题,与新经济政策应当成龙配套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

1922年12月23日,列宁第一次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就旗帜鲜明、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个思想主旨: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变动。

……

这种改革会大大加强我们党的巩固性,会有助于它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据我看,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可能而且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2]

接着,12月24、25日,列宁又对《给代表大会的信》作了第一次补充,主要提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两大关键性问题、两项政治制度保证:一是维护工农联盟不破裂;二是维护党中央领导核心内部不分裂。为此,他点评了六位主要领袖人物: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

12月26日,列宁又对《给代表大会的信》作了第二次补充,不仅提出要吸收普通工人群众、劳动群众参与党的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更重要的是指出这一做法的原因就在于,在政权已经稳定、和平已经到来、走上新经济政策道路之后,“全部工作应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有助于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关。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把它改造过来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关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今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完成机关应有的改造是根本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所处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类型,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项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3]

12月29日,列宁感到言犹未尽,又对《给代表大会的信》作了第三次补充,提出比增加工人群众中央委员数量更重要的,是要进行国家制度创新,吸收相关专家,加强工农检查院的人民监督制度:

我认为,在增加中央委员人数时,还应当、也许主要应当检查并改善我们的毫不中用的机关。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该利用高度熟练的专家,而配备这些专家则应该是工农检查院的任务。

……

如果中央委员的人数适当增加,他们在高度熟练的专家和在各部门都有很高威信的工农检查院成员的帮助下,年复一年地学习国家管理的课程,那么,我认为,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地解决我们长期未能解决的这一任务。[4]

1922年12月22日,斯大林在与克鲁普斯卡娅的电话中,粗暴无礼地辱骂了对方,并以诉诸中央监察员委员会相威胁。看来在1922年12月底、1923年初,列宁知道了此事,并因此于1923年1月4日对《给代表大会的信》作了第四次补充,集中谈了斯大林的问题: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同志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5]

1922年12月27、28、29日,列宁口授的第二封书信是《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其思想主旨不是强调计划经济,而是强调在特别复杂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专业领域,不仅要有一般的群众路线,而且要走专家路线,尊重知识、尊重专家。这一思想缘起于在列宁支持下、由科技专家克尔日扎诺夫斯基主持制订的全俄电气化计划。

1920年2—12月,在列宁的领导和支持下具体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1920年2月初,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电气化的决议,要求用科学方法制定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充分认识电气化对工业、农业、运输业和整个经济发展的头等重要意义。接着列宁主持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具体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200多位优秀专家参加了这一工作,聚精会神地整整干了8个月,参阅了大量的科学资料,进行了规模浩繁的调查研究和统计工作,提供了200多篇专题研究成果,最后汇聚成为有充分科学依据的全俄电气化计划。

1920年10月—1921年12月,列宁为反对官僚主义的革命空谈、最终确立这一计划做了大量工作。1920年12月,根据列宁的倡议,将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计划问题列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并在大会决议中获得高度评价。尽管如此,还有相当一批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对这一计划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漠视态度,指责其制定者都是资产阶级专家,以自己有权不予批准相要挟。为此,列宁写了《论统一的经济计划》一文,点名批评了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等暴露出的官僚主义,强调指出,这一计划是根据极丰富的科学材料,“制定了一个科学的统一的经济计划”,是“关于统一的经济计划问题所写的唯一的一部严肃的著作”。[6]同时,列宁采取谨慎的科学态度,倡议召开了有1000人参加的电气技师代表大会,专门审查、评议这一计划。1921年12月,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电气化计划终于成为国家法令,为它进一步贯彻实施提供了法律保证。

后来,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由诸多科技专家、经济专家组成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但由于整个政治体制、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它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屡受各种官僚主义指责。为此,列宁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这个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来的,大概已经很久了。我当时反对这个思想,因为我认为,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立法机关系统中将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但是经过仔细研究,我发现这里实质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界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判断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

……

我是这样设想这一步骤的:应该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不被通常的苏维埃审议程序推翻,改变决定要有特别程序……[7]

12月26日,列宁又作了补充,强调国家计划委员会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专家集体、专家系统:

看来,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正在全面发展成为专家委员会。这种机关的领导人不能不是在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多种科学修养的人。这种机关的行政管理力量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从这种科学机关的权威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能否具有这种独立性和自主性取决于一点,这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认真负责和勤勤恳恳地努力实现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建设计划。[8]

1922年12月30、31日,列宁口授的第三封书信是《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个问题牵涉民族关系、国家制度的根本问题,最为复杂和尖锐。

1922年9月,斯大林提出了他的“自治化计划”,开始暴露出严重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当年8月中央组织局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解决俄罗斯与其他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为10月中央全会做准备。斯大林主持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参加的还有奥尔忠尼启则、古比雪夫和其他民族共和国的代表。斯大林以他的“自治化”方针为基础,拟定了决议草案。草案规定,其他民族的苏维埃共和国根据自治原则,加入俄罗斯联邦,以此为途径联合起来。实质上也就是以服从大俄罗斯为前提,承认各民族共和国有限的自治权。9月23—24日,这个委员会以斯大林的自治化草案为基调,不顾格鲁吉亚代表穆迪瓦尼的反对、乌克兰代表彼德罗夫斯基的弃权,强行作出了决议,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各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缔结关于它们正式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是适宜的。

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后,以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俄共(布)南高加索边疆区委员会同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穆迪瓦尼集团的矛盾尖锐起来,甚至出现了奥尔忠尼启则动手打人的事件,列宁同斯大林的意见冲突随之表面化了。按照上述中央全会决议,南高加索的三个苏维埃共和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先组成一个南高加索共和国联邦,然后作为一个实体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穆迪瓦尼是格鲁吉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得到了老革命家、格鲁吉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马哈拉泽的支持,在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他历来强调格鲁吉亚民族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起初反对建立联邦关系,只同意建立双边条约关系,10月中央全会后他主张格鲁吉亚应当像乌克兰一样,直接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列宁起初在原则上并不赞成这种主张,并在10月21日的电报中批评了他们,试图调解这一矛盾。事态发展中的一些新情况,促使列宁把重心转向批评奥尔忠尼启则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10月22日,为了抗议奥尔忠尼启则的专横行为,并表示他们的绝望情绪,以穆迪瓦尼为首的9名格鲁吉亚中央委员(共有11名委员)集体辞职。斯大林完全支持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行为和强硬措施。

1922年12月30、31日,正值苏联宣告成立之际,列宁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书信,鲜明地提出问题及其症结所在,即沙皇专制主义的国家制度:

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其正式的说法似应叫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

……如果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这是捷尔任斯基同志告诉我的,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可见,整个这个“自治化”的想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

据说需要统一机关。但是,这种主张来自何处呢?还不是来自俄罗斯机关本身,而这种机关,正如我在前面的一篇日记里已经指出的,是我们从沙皇制度那里接收过来的,不过稍微涂了一点苏维埃色彩罢了。

毫无疑问,应当等到我们能够说,我们可以保证有真正是自己的机关的时候,再采取这种措施。现在我们应当老实说,正好相反,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入的,它是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在没有其他国家帮助,又忙于军“务”和同饥荒斗争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五年内把它改造过来。

……

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9]

12月31日,列宁又作了一些补充,更为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10]

第二组文献:1923年1月中上旬五篇文章的头三篇

这三篇文章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如何才能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保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为社会主义的俄国”问题的回答。

这三篇文章从三个层面谈到苏维埃俄国的三个国家新战略、大战略:《日记摘录》——应与新经济政策配套实施的“文化革命”新战略;《论合作社》——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加上合作制的国家经济发展新战略;《论我国革命》——从世界历史共殊观的高度,阐发了先抓住机遇、夺取政权,再回头建设落后俄国的新道路、新战略。

这个通盘考虑的战略思考、战略布局,不是我们今天虚拟的,而是列宁本人于1922年12月27、28日,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口授了一份札记,事先拟定了“1+4”的文章题目、基本思路:

关于增加中央委员人数的信中漏了增加后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工农检查院的关系问题。

拟定的题目:

1.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从新经济政策观点来看它的意义。

2.关于职业教育总局同国民的普遍教育工作之间的关系。

3.关于民族问题和关于国际主义(从格鲁吉亚党内最近的冲突谈起)。

4.关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国民教育统计的新书。 [11]

1923年新年伊始,1月2日,列宁口授了五篇论文的第一篇《日记摘录》。这个题目是《真理报》1月4日发表时使用的题目,因为当时俄共中央规定,为了保证列宁的生命与健康,不让重病中的列宁参加会议、发表文章,但并未禁止列宁写日记。如果今天,我们加个名副其实的题目,那就是:《文化革命的战略构想》,如果再加一个长点的副标题,那就是文中开头和结尾所说的:落后俄国的当务之急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

由此看来,列宁对于解决俄国文化落后问题,已经思考很久,形成了一些深思熟虑的基本思想,在第一次口授文稿的基础上,前前后后作了四点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是多年从事教育工作实践和教育理论研究的专家,列宁在第二次口授中,还专门补充了《俄国识字状况》统计图表等资料,文中还特别提到职业教育总局机构与国民教育基本需要脱节而亟须改革的问题。这些新资料、新情况,可能是根据12月27、28日列宁拟订的四个研究题目,由克鲁普斯卡娅搜集之后送给列宁的。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列宁还不忘搜集新资料、新数据、新国情,看来是志在最后文章中提出一些战略性、全局性、关键性的问题,以供即将召开的俄共十二大深入讨论。

《日记摘录》的思想主旨,是把根本改变文化落后基本国情的文化革命任务作为决定命运的战略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来:

但是我们没有做主要的事情。我们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而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如果我们不作重大的努力,是不能摆脱的,虽然我们有可能摆脱,因为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民群众像我国的人民群众这样关心真正的文化;没有哪一个地方像我国这样把文化问题提得这样深刻,这样彻底;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像我国那样国家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而大多数工人深知自己的——且不说在文化方面,而是在识字方面——不足;没有哪一个地方的工人阶级像我国工人阶级这样,为了改善自己在这方面的状况,情愿忍受并且正在忍受如此重大的牺牲。

……

我在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为的是引起同志们的注意,举出现有的西伯利亚西部的经验(这经验是霍多罗夫斯基同志告诉我的),并充分地把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文化任务提出来。[12]

1923年1月4、6日,列宁紧接着写下的第二篇文章是《论合作社》,旨在提出经济上的国家新战略:“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再加上合作制,就能保证“新经济政策的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俄国”。

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宣告依靠国家垄断制、强制国有化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只是死路一条;然而,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势必使资本主义势力滋生壮大,只能算是一条退路。怎样才能停止退却、转守为攻、转退为进?列宁经过苦苦思索,终于在1922年底、1923年初,找到这条转退为进的新道路,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加上国家支持下的新型合作制。

1922年9月12日,列宁给中央消费合作总社理事会主席列·米·欣丘克的信表明,他曾授意后者在两周内写成新著《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

1922年12月13日,列宁拟定的《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中第十五个要点,就是要谈一谈“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它的特殊意义”[13]

1922年12月27、28日,列宁拟订的四个题目之首,就是与上述新著、要点紧密联系的合作制问题:“关于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以及从新经济政策观点来看它的意义。”[14]

1923年1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曾为列宁索取有关合作社的著作,给列宁送去了下列书籍:尼·美舍利亚科夫《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文集)1920年莫斯科版;弗·施陶丁格尔《马克思主义和消费合作社》1919年莫斯科版;И.扎先《资本主义时代合作制理论的发展》1919年莫斯科版(这三本书藏于克里姆林宫列宁图书馆);弗·施陶丁格尔《从舒尔采-德里奇到克罗伊茨纳赫》1919年莫斯科版;亚·恰扬诺夫《农民合作社的基本思想和组织形式》1919年莫斯科版;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合作社的社会基础》1916年莫斯科版;谢·尼·普罗柯波维奇《俄国的合作社运动,其理论和实践》1913年莫斯科版。[15]

正是经过这一番苦苦思索、精心准备之后,列宁《论合作社》一文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合作制”的新战略,以此来代替“国家垄断制+国家超经济强制”,作为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途径、制度保证:

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未必每个人都理解,现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不管新经济政策如何(相反,在这方面应该说,正是由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合作社在我国有了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我国,既然国家政权操在工人阶级手中,既然全部生产资料又属于这个国家政权,我们要解决的任务的确就只剩下实现居民合作化了。[16]

1923年1月6日,列宁又对《论合作社》一文作了重要补充,旨在说明合作制在保证“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中的重要经济基础作用,从而提出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

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我们原封不动地从旧时代接收下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这种机关,我们在五年来的斗争中还来不及也不可能来得及认真加以改造。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17]

1923年1月16、17日,列宁写了第三篇文章《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试图上升到世界历史的总体高度,从理论思维的哲学高度,总结俄国革命、俄国道路,驳斥苏汉诺夫等人对俄国缺少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根本质疑,坚持俄国革命的首创性就在于开创了“先夺权、再建设”的新道路、新战略。

在列宁最后论著中,这篇文章的酝酿准备时间是最长的。1922年12月24日,列宁在刚开始着手写《给代表大会的信》时,就叫人取来了苏汉诺夫《关于革命的札记》七卷本中的第3、4卷。12月29日,在医生禁止读书的情况下,列宁开始读苏汉诺夫的这部著作。

苏汉诺夫何许人也?他是一个著名的孟什维克,参与了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发展历程,1922、1923年以此为主题,发表了《关于革命的札记》七卷本。其中第3、4卷,专门谈论十月革命及其历史命运。他认为,落后俄国缺少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物质经济前提,十月革命注定是命运多舛的早产儿,列宁的思想只是注定要破产的梦幻、空想乌托邦。他的观点近似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第二国际的考茨基,因而很有代表性。

列宁没有否认现有的落后俄国缺少社会主义经济前提的基本事实,同时坚持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认为世界历史基本规律并不排除俄国开创一条新道路的历史可能性,就是“先夺取政权,反过来搞建设”:

第二,他们根本不相信任何这样的看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他们甚至没有想到,例如,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

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8]

第三组文献:1923年1月中下旬至3月初五篇论文中最后两篇

这两篇文章题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表明在1923年1月中上旬插入三篇文章的口授之后,列宁又回到1922年12月下旬《给代表大会的信》提出的问题、思路和主线上来,重新凝聚到一个决定命运的头号关键问题上来:怎样在新经济政策的新形势、新时期、新道路上,更好地改组工农检查院,用人民监督制的国家制度创新来反对官僚腐败,并从根本上改革创新国家机构、国家制度,从而为从新经济政策俄国走向社会主义俄国,提供坚实可靠的政治制度保证和国家制度保证。

根据《列宁秘书值班日记》和福齐也娃回忆录《列宁生活片断》来看,在头三篇文章没有写完的时候,列宁已开始酝酿写作《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这组文章,时间在1923年1月初到3月初,持续了近两个月,是列宁最后论著的收官之作,也是花时间最长、下功夫最大的精心之作。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写作,列宁特别费尽心思。

1923年1月6日,列宁在完成五篇论文中的第二篇《论合作社》之后,于1月16、17日集中写作《论我国革命(评苏汉诺夫的札记)》之前,先写出《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的第1稿,最初草拟的题目为《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

1月7、8日,列宁先构思了文章的写作提纲,列出15个要点,相当于全文的骨骼框架;

1月9日,列宁先大体按上述要点,粗线条地口授出文章的大模样,一个基本雏形;

1月13日,列宁又从驳论的角度,设想了可能出现的质疑声音、反对意见,试图作出回答;

1月13日,列宁还从吸收国际经验、现代科学组织一般劳动、科学管理经验与成果角度,正面具体地探讨了工农检查院工作建设,尤其是如何改革创新工作制度的问题;

1月19、20、22、23日这四天里,列宁在文章初稿《我们对工农检查院怎么办?》的基础上,又反复加工修改,最终写成文章第2稿即定稿《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

文章一开头,列宁就像敲响警钟那样,特别尖锐、特别鲜明、特别突出地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乃至改革创新国家机关、国家制度,在新经济政策道路上的必要性、迫切性、艰巨性:

毫无疑问,工农检查院对我们说来是一个大难题,而且这个难题至今没有解决。一些同志用否认工农检查院的好处或必要性来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是不对的。但同时我并不否认,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所以,为了找到真正革新这些机关的办法,我觉得应该向我们国内战争的经验请教。

……我们到我国专政根基最深的地方去发掘新的力量。

照我的看法,我们也应当按这个路子去寻找改组工农检查院的源泉。我建议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采纳下面这个以特殊方式扩大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改组计划。[19]

鉴于这一问题的特殊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在完成《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后,列宁仍感到意犹未尽,又从2月2日开始到3月2日止,花了一个月时间,写成最后论著收官之作《宁肯少些,但要好些》。

根据《列宁秘书值班日志》和福齐也娃回忆录《列宁生活片断》,可以看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写作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由此也决定了文章的双重主题、双线结构,或者说正副主题、前后两大部分。列宁用星花符号把全文分成了五大部分:前四个部分合起来构成文章第一部分——《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的续篇;而第五部分自成一体,是列宁重读苏汉诺夫《关于革命的札记》第7卷后写成的《论我国革命》的续篇,也是列宁最后论著——三封书信、五篇文章的终篇总结。

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重读《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乃至列宁全部最后论著,蓦然产生的一个新看法、新判断、新观点。

1923年2月2日列宁开始口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的续篇。之所以要再写这一续篇,首先是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太重大了,值得反复探索;同时,还由于列宁高度关注上述文章是否引起了应有的重视。2月1日,列宁“问及瞿鲁巴和其他人对他的文章的态度”,“他问中央委员会讨论过关于这篇文章的问题没有”,被问者的回答是“不清楚”。[20]

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列宁在2月2、4、5、6、7、9日,花了六天时间,口授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初稿。2月10日,他让秘书福齐也娃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交给自己的副手瞿鲁巴,要他尽可能在两天内看完。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前四个部分,相当于《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一文的续篇,分四个层面,深入具体地探讨了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由此怎样改革创新国家机关、国家制度的问题。四个层面,一个主旨,就是文章开头总论部分提出的基本观点,强调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改组工农检查院,改革创新国家机关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渐进性,反对急躁冒进:

在改善我们国家机关的问题上,我认为工农检查院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

……对那些过多地、过于轻率地侈谈什么“无产阶级”文化的人,我们就不禁要抱这种态度,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在文化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我们许多年轻的著作家和共产党员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因此,在国家机关问题上,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现在也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最好慢一些。[21]

对照列宁本人留下的最后文章和福齐也娃的回忆录,可以看出,列宁在1923年2月20日后,又重读了苏汉诺夫的《关于革命的札记》第7卷,思考了《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提出的世界历史总规律和俄国革命总战略的大问题。福齐也娃在回忆录中回忆了1923年2月20日后,与《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相关的列宁晚年活动:

此后数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在读一些东西。他请求把苏汉诺夫《关于革命的札记》第七卷给他。工作谈得不多。

三月二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后一次审阅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文章,并送去付印。文章发表在《真理报》上。这篇文章在逻辑上可以说是《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续篇,同它构成了一个整体。[22]

这里提供的历史事实,为更好理解《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提供了一把新的钥匙。我们今天要补充的新见解是,列宁这篇最后之作,按照列宁当年所加的星花符号把文章分成了不同部分,其中,最后一组星花符号分出的部分,实际上是相对独立、自成一体的,至今还很少有人对其独特内容、独特地位,进行专门研究。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五个闪光思想

如果说《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前四部分构成了《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的续篇,那么后一部分则构成了《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的续篇,其主题涵盖从世界历史发展新趋势看俄国道路的新特点、新战略,看改组工农检查院、改革创新国家机关、国家制度的巨大战略意义、甚至是命运攸关的世界历史意义。

从这一意义上说,《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列宁最后论著、列宁最后论著的终篇、列宁国家观下篇的终篇,而且是整个列宁主义思想的终篇之作,同时又是新时代、新形势、新发展的开篇之作。

我们应当从这个新高度、新视角,重新解读《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新理念、新观点,在此只对其中特别重要的五个闪光思想,择要述之。

第一个闪光新思想,是列宁提出要首先注意时代特点、国际环境,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基本规律的大前提下,再来具体分析俄国特点、俄国国情、俄国道路问题。因而,在文章开篇列宁就说:“现在我们生活的一般特征是这样的……”,而后讲“国际环境也把俄国抛回到过去的水平”。[23]其实,这里讲的就是时代问题、时代本质特征问题,思考了俄国道路、俄国国家问题的时代观前提问题。

时代特点与俄国国情、世界历史发展基本规律与落后俄国发展特殊道路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一般与个别的对立统一,是列宁主义思想及其方法论真谛,也是他思考俄国国家问题的生长点、出发点。

第二个闪光新思想,是列宁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国家体系”概念,发展成为“国际关系体系”概念,并指出其“整个分裂为两个阵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这是对俄国国家问题的新形势、新特点的思考:

国际关系体系现在已成为这样:欧洲的一个国家受着各战胜国的奴役,这就是德国。其次,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

……

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而且因德国这个真正先进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现在很难抬起头来而使这种分裂更加复杂化。[24]

第三个闪光新思想,就是落后俄国还不具备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前提、经济基础、文明程度,为了确保“从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支点、制度保证,就是新型国家制度的改革创新:

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虽然我们已经具有这样做的政治前提。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策略,或者说,为了自救必须采取下面的政策。

我们应当努力建成这样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工人能够保持他们对农民的领导,保持农民对他们的信任,并通过大力节约把自己社会关系中任何浪费现象的任何痕迹铲除干净。

我们应当使我们的国家机关厉行节约。我们应当把沙皇俄国及其资本主义官僚机关大量遗留在我们国家机关中的一切浪费现象的痕迹铲除干净。[25]

第四个闪光新思想,就是列宁提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俄国国情下,俄国战略总计划、总布局,就是用国家制度现代化改革创新,支持带动整个俄国现代化起飞,这就是改组工农检查院、改革创新国家机关、国家制度的全局意义、战略意义之所在:

在我的思想上,我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政策、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战略等等的总计划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任务联系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应该对工农检查院特别关心、特别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别高,使它的领导具有中央委员会的权利等等,在我看来,理由就在这里。

这个理由是说,只有彻底清洗我们的机关,尽量削减机关非绝对必要的一切,我们才能够有十分把握地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能够不是在小农国家的水平上,不是在这种普遍的局限性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26]

第五个闪光新思想,就是列宁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时,首先是面向东方、面向中国,首次明确提出,原本十分落后的东方,包括中国,会迎来社会主义希望曙光,而未来东方道路、中国道路会比俄国道路,具有更加鲜明的东方特色、民族特色: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

……

我们的苏汉诺夫们,更不必说那些比他们更右的社会民主党人了,做梦也没有想到,不这样就根本不能进行革命。我们的欧洲庸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27]

从1921年转向新经济政策道路,到列宁最后论著,一以贯之的一个主题,就是探索落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

这种制度创新又明显区分为两个主要层面:一个是最基础的层面,即经济制度发展中的制度创新,起点是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余粮收集制”,转向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粮食税制度,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新经济政策制度体系,最后构想还特别提出了合作制的特殊意义问题;另一个最关键的层面,则是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主线是把加强党的领导与民主监督、法治国家结合起来的国家现代化制度创新,旨在根本防治官僚腐败症的滋生蔓延。

今天,重温列宁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新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列宁晚年构想、晚年创新,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道路创新、制度创新,找到了重要的源头活水。也正是在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中,尤其是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到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看到,列宁晚年创新思想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大活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让中国改革开放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实现更大突破、更大创新。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十月革命,列宁主义,中国道路”[项目编号:16JJD71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王东: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列宁思想研究会会长)



[1]  [苏联]福齐也娃:《列宁生活片断》,童树德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

[2]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41—342页。

[3]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45页。

[4]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46—347页。

[5]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44页。

[6]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0卷第348页。

[7]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48页。

[8]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51页。

[9]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53—354页。

[10]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56页。

[11]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557页。

[12]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61、364页。

[13]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29页。

[14]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557页。

[15] 《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561页。

[16]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65页。

[17]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71页。

[18]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74、376页。

[19]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77页。

[20]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476页。

[21]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82、379页。

[22]  [苏联]福齐也娃:《列宁生活片断》,第201页。

[23]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92页。

[24]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93、394页。

[25]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95页。

[26]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96页。

[27] 《列宁全集》第2版增订版第43卷第395、3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