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主义”论战始末

作者:王玉强   发布时间: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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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题与主义”论战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阵营在新思潮的汹涌澎湃中发生裂痕、内部分化的标志性事件。在论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斗争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进道路。经此论战,曾经的同人各自坚持着主义,在各自道路上渐行渐远。论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使新文化运动阵营产生分化,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的斗争精神,使很多人认识到输入和实行主义须注意实际。这些都是论战的积极意义。


在“五四运动”余波中,新文化运动阵营内部发生了一次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一百余年过去了,回头来看这次论战,对于我们了解、感受那个时代的人们如何追寻主义、选择道路,领略、体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伊始怎样在战斗中开辟前进道路,的确大有裨益。为使人们更为清晰准确地把握此次论战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作用,笔者以参与论战的代表人物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20日第31号至8月31日第37号)上发表的5篇文稿等为主线,再叙论战的前前后后。

谈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多数人会立即想到论战双方———胡适和李大钊。事实上,这次论战的导火索,是皖系政治首领、时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的王揖唐谈论社会主义。在“五四”时期各种主义纷纷涌入的思想大潮中,社会主义潮流最为引人注目,各种学说广为流行,尤其“五四运动”后各地知识青年纷纷成立社团、出版刊物,几乎都不能不议论社会主义。时人评论说:“现在社会主义的一句话,在中国算是最时髦的名词了”。

(一)王揖唐别有企图“赶时髦”,“究心社会主义”

1919年6月27日、28日,安福部控制的北京《公言报》发表《论危险思潮敬告为政者与将帅》长篇社论,认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都是“危险思潮”,“浩浩乎,滔滔乎,莫之能御”,凡是俄国“过激派”所倡导、所实行的都属此类。于是,政客们很替北洋政府担忧,筹谋应对之法。社论提出的第一条措施就是:“为政者与将帅宜究心社会主义也”,既不要回避,也不要畏而远之,而“宜人究其书,乃可言取舍,乃可言因应也”。

7月8日,王揖唐在安福俱乐部举行的全体议员大会上发表演说,称:“自世界潮流播及后,民生主义为不可再缓之图”,而安福部的政纲中,第四项就是“注重保育民生”。他认为,中国古已有“均田均耕”等与“近世之共产主义相近”的学说,但自古也有人如孟子认为这种学说“与中国不适”,但“此等学说,何尝不从人民生计上著想?”于是,王揖唐提议在安福部内特别组织一个“研究会”,称为“民生主义研究会”。安福部公议结果,全体均赞成。次日,《公言报》以《昨日安福部之议员会———社会主义研究之组织》为题,对这次会议作了报道,并摘要刊登了王揖唐的演说。

在当时京城熙熙攘攘的新思潮激荡中,纷纷扰扰的社会主义学说颇有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景象。王揖唐和安福部谈论社会主义的言行,在当时算是“赶时髦”,也可称为“蹭热度”。这一事件顿时引起京城舆论界的热议。

(二)胡适有感而发,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7月20日,《每周评论》第31号发表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1一文。文章开篇就揶揄王揖唐和安福俱乐部,嘲笑王揖唐们“假充时髦”的行为。不但如此,胡适还认为,这给了“新舆论家”一个教训。由此,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认为,“主义”都是应时势而产生的“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主义”都是“抽象的名词”,任何人都可以“同用一个名词”谈“主义”,比如王揖唐之流都跟我们一样谈论社会主义,都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就成了“‘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所以,他极力反对“空谈主义”,因为: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这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主义”,没什么用处;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容易被无聊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所以,胡适以杜威实用主义为立论基础,指出当时舆论界的最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他主张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把一切学理、一切主义作为工具,细心考察社会实际,由此希望人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避免引起误会,胡适还解释,“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他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可能一下子解决,输入主义不一定适合当前需要,包治百病的万灵药是绝对不存在的,所以他非常担心人们自以为找到了“根本解决”的办法,而不用心研究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主义’的大危险”。

《每周评论》整版发表的这篇文章,迅即引起了京城舆论界的关注,引出了一场论战。

胡适文章发表后,第一个回应的是蓝公武。第二个回应的是李大钊。

(一)蓝公武批评胡适“有几分武断”且“因噎废食”,力挺“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1919年7月24日,《国民公报》开始发表蓝公武《问题与主义》一文,至7月31日刊载完毕。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摘要发表了这篇文章。蓝公武早年留学日本,当时是梁启超研究系(宪法研究会)的重要成员,1917年7月接任《国民公报》社长,在鼓吹研究系政治主张的同时,宣传新思潮。

蓝公武文章从问题的性质、主义学说的性质、方法等方面,比较系统地批评了胡适的观点。谈到问题的性质及其解决的方法,蓝公武认为,“凡是构成一个问题,必定是社会生活上遇着了一种困难”,问题的性质很复杂,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不能一样。要解决问题,“全靠与这问题有关系的人自动的起来解决”,所以,必须宣传这个问题的意义和理论根据,引起人们反思而成为“问题”,才能接受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法。

关于主义的性质,蓝公武认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或是对于某种问题的趋向或是态度”,并作了恰如其分的比喻,“主义好像航海的罗盘针,或是灯台上的照海灯”。他还说:“理想乃主义最重要部分”。怎样认识方法和主义之间的关系?蓝公武认为,主义与方法是目标与路径的关系,实行主义可以有种种方法,有的方法甚至可能互相冲突。

对胡适所讲的“主义危险”,蓝公武批评这一观点“实是因果倒置”,因为“主义的自身并没有什么危险。所谓危险,都在贯彻主义的实行方法”,主义是否危险“全看选择的精确不精确。择术不精,才有危险”。那些所谓“主义危险”的论调,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横竖我们是他们的眼中钉,有主义也罢,无主义也罢,总有一天拔了去他们才痛快。”他觉得最遗憾的事情,却是因为自己还没有“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所以不能“标明旗帜和他们短兵相接”。

蓝公武认为,问题与主义“不是相反而不能并立的东西”。他把问题、主义、方法三者联系起来研究,提出“主义是方法的标准趋向和态度”,中心问题就是“解决方法的标准”,把它抽象出来推而广之,就成了“主义”,并且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因为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不同,特别“在旧习惯所支配的社会”,“往往由他国输入富于新理想的主义,开拓出一个改革的基础来”。

就胡适“空谈外来主义无用”“偏向纸上的主义,有为无耻政客用来做害人的危险”等观点,蓝公武则认为,一方面,鼓吹主义绝不是读一二本小册子随便乱谈、滥竽充数的,无耻政客骗不了人;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文化交通时代,排斥一切外来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做法,简单地“概括的以空谈外来主义为无用,未免有几分武断”,如果过于注重“实际的问题”,而抹煞了“主义学理”的效果,“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所以,蓝公武得出结论说:我们要解决种种问题就要研究种种主义,所以,“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切实的第一步”。

对蓝公武的回应文章,胡适产生了一些想法,本打算在下一期《每周评论》发表文章,但被李大钊的一封来信打断了。

(二)李大钊认为“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为此“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8月17日,《每周评论》第35号发表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这是李大钊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二人在北大共事,也是好友。抬头处,李大钊尊称“适之先生”;落款处,注明“寄自昌黎五峰”。此时,李大钊因病在河北老家休养,正在昌黎五峰山避暑。离京之前,他就读了胡适的文章,当时“发生了一些感想”,有些意见完全相同,有些稍有差异,经几日思考,乃一一写出。

与蓝公武尚未“确立一种最信奉的主义”不同,李大钊“标明”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同胡适“短兵相接”,本着探讨的态度,就“‘主义’与‘问题’”“假冒牌号的危险”“所谓过激主义”“根本解决”等问题作了回应。

李大钊也主张认真研究实际问题,不应空谈理论学说,而且胡适文章让自己“觉悟”了,“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但是,李大钊认为,问题和主义不能分离,宣传、实行主义与研究、解决问题并不矛盾,而“是交相为用的”,“是并行不悖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实行和运用“主义”去解决“问题”。其中的逻辑关系是:要解决社会问题,“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前提是要想办法使该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这就需要能够解决该问题的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要研究各种问题必须先研究各种主义,如此,社会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如果把主义和问题隔开,社会问题和多数人“一点不生关系”,那就“永没有解决的希望”,问题的研究也就失去了意义。李大钊反对胡适把“主义危险”和“空谈主义”有害混为一谈,认为这种危险并非主义本身带来的,而是空谈主义的人造成的。

怎样实行“主义”呢?李大钊认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应用两面”,社会主义也是如此,“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所以,社会主义者要使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对王揖唐和安福部“假冒牌号”谈社会主义,李大钊认为这如同“新开荒的时候,有些杂草毒草,夹杂在善良的谷物花草里长出”一样,但在处理时不能良莠不分,“不能因为长了杂草毒草,就并善良的谷物花草一齐都收拾了”,更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正因为有人“假冒牌号”,我们更应该“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研究解决种种问题的实用方法。

尽管《新青年》《每周评论》同人很少谈论布尔什维主义,而且有些同人很不满意李大钊等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态度,但李大钊并不因此而隐瞒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反而旗帜鲜明地声明:“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对所谓“过激党”“过激主义”等帽子,李大钊明确表示没有闲工夫理会它,“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

怎样运用主义求得“根本解决”呢?针对胡适主张改良、反对“根本解决”、反对阶级斗争,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论述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求解决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李大钊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进行“根本解决”,才能解决诸多具体问题,而“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但是,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仅仅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还必须实行它的“第二说”即“阶级竞争说”2,进行阶级斗争。如果“了不注意”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过去很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因此吃亏。

胡适本打算写“再论问题与主义”,因为李大钊来信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只好推迟自己的文章,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

面对接踵而至的回应和批评,胡适连续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先后于1919年8月24日、31日在《每周评论》第36号、第37号发表。

(一)《三论问题与主义》进一步主张“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

《三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着重回应蓝公武、李大钊的文章。胡适集中力量作了辩解,指出蓝、李二人对自己的误会,首先是“由于他们误解我所用的‘具体’两个字”,而“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救时的具体主张”,这是他们之间“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胡适认为,蓝公武的第二个误会是把“‘抽象’两个字解错了”,他所攻击的“抽象的主义”,乃是指那些“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全称名词”和“抄袭成文的主义”,他自己始终“不但不曾反对理想,并且极力恭维理想”,批评蓝、李“所辩护的主义,其实乃是些抽象名词所代表的种种具体的主张”。胡适说,“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不能因为这点普遍性就认为主义“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当然,他和蓝、李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就是“要用主义学理作解决问题的工具和参考材料”。胡适说,他所指的“主义的危险”,是“有一班‘把耳朵当眼睛’的妄人”,耳闻“布尔扎维主义”,不懂它的具体主张,“便大起恐慌”,宣称捉拿“过激党”,或者给人扣上“过激党”的帽子。

胡适批评蓝公武把主义和实行方法区分开来的观点,提出对实际的改革需要把主义和实行方法“合为一件事”。把两者隔离开来,“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是人类的“大毛病”、世界的“大祸根”,“目的热”和“方法盲”是它的两种病征。只管提出“涵盖力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他批评李大钊运用主义为工具从事实际的运动并适应环境发生变化的观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

怎么克服人类迷信抽象名词的弱点呢?在文章最后,胡适给出了答案:“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他强调,一切主义、学理都该研究,但只能作为假设的见解、参考印证的材料、启发心思的工具,不能当作天经地义的信条、金科玉律的宗教、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二)《四论问题与主义》主张以“历史的态度”输入学说和主义

因为《每周评论》遭北洋政府封禁,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版,其中就有《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的部分文字,谈及“输入学说”的注意事项到“应该注意‘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学术影响”并以“马克思”为例来说明,此后的文字没有刊出。这篇文章后来被胡适收入《胡适文存》。

在《四论问题与主义》的题下,胡适特地标明该文主要探讨“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即对于输入各种学说主义所应采取的态度。胡适将其归结为“历史的态度”,即“凡对于每一种事物制度,总想寻出他的前因与后果,不把他当作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孤立东西,这种态度就是历史的态度。”他希望中国学者都用这种态度研究一切学理、一切主义,这样输入的每一个主义,“都是活人对于活问题的解释与解决”“都有来历可考”“都有效果可寻”,并且避免了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主义的弊端。

输入学说怎样实行“历史的态度”?胡适认为,要注意三点:第一,要注意学说产生的时势情形,因为“凡是有生命的学说,都是时代的产儿”,最初“都只是一种对症下药的药方”。第二,要注意“论主”的生平事迹和所受的学术影响,因为学说代表某人的“心思见解”,如不仔细分辨,就会把“个人怪癖的分子,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论主”马克思为例,对此作了说明。3第三,要注意学说的效果即“主义的价值和功用”,效果包括在思想界学术界发生的影响、改变人的言行、变换制度风俗的性质等等,观察这些效果,就能清楚学说的意义和功用价值。他以“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部分”唯物史观和阶级竞争说为例,对此加以说明。胡适虽然充分肯定唯物史观的价值和意义,4但却极力反对阶级斗争,言辞十分激烈,认为“阶级竞争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结果就是,“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1919年8月30日,北洋政府下令封禁《每周评论》。原定8月31日出版的第37号,只印刷了第一个版面。这个平台上的论战被迫戛然而止。论战双方当时未分胜负,也未就此结束论战。

这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第一次论战,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阵营在新思潮的汹涌澎湃中发生裂痕、内部分化的标志性事件。经此一战,曾经的同人各自坚持着主义、在各自道路上渐行渐远。正是在新一轮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为在中国继续传播和着手实行开辟着道路。其中,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5和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便是最活跃的论战余音。

(一)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马克思主义三大理论“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李大钊在给胡适信的最后说:“我们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方法,而在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接下来,他作了哪些“相当的准备活动”呢?

首先,便是李大钊在信中所讲的“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在主编《新青年》杂志马克思研究号时,李大钊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鲜明地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系统介绍“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文章分上、下两篇。上篇是第1-7部分,重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等;下篇是第8-11部分,重点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包括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论、社会主义运动论及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等,“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强调“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文章指出,唯物史观强调“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惟一的物质的要件”,凡精神构造都是随着经济构造变化而变化,而经济构造变化的最高动因,就是生产力。此后,李大钊陆续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唯物史观的文章,还在北大等学校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现代政治》《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其次,便是李大钊在给胡适信中所讲的用“阶级竞争说”“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作“一点的预备”。这就需要组织起来。1920年2月,李大钊送躲避北洋政府追捕的陈独秀离京赴沪,在去天津途中,两人交换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活动,筹建党的组织。1920年3月,李大钊领导组织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等人,发起成立了秘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一边参加社会政治活动。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抵达北京,李大钊多次同他就建党问题交换意见。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主张“急急组织一个团体”、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呼吁“C派的朋友”“成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也使中国历史改变了方向。

(二)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6号发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次日凌晨3点,胡适写成《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发表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1号上。

文章开篇就亮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字纲领,明确提出“一点一滴的改造”口号。文章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在文章最后,胡适明确说:“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可见,胡适仍然坚持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并未退让。

后来,胡适编辑《胡适文存》时,把自己所写的文章,以及蓝公武、李大钊所写的回应文章,集纳出版。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革命的理论,不仅仅在于它解释世界,而且在于它改造世界。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就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荆棘和攻击,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历艰苦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当时的中国尤为激烈。此次“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论争。在论战中,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理论上虽然不很成熟,运用理论亦尚不熟稔,却通过论战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前进道路。这次论战的影响是深刻的,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论战对于新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有积极的意义。它在辨别真伪、荡涤泥沙的同时,形成了一种传统,促使人们运用自己的思想和头脑,认真辨析各种良莠不齐的学说理论,特别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当时,社会主义流派众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真假莫辨。主要有新村主义、托尔斯泰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主义以及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等等,都冠以“社会主义”的名号流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发展,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的,不十分清晰的。”所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当时苦苦追寻真理、选择道路的人们来说,意义非同一般。经过论战,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吸引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加入队伍,从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附”。

尽管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增加了人们接触新思想的机会,能够在短时间内进行研究、推敲、比较、分析,从而确立起自己的坚定信仰。青年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是在追随和分析比较各种社会思潮之后,才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五四”时期,毛泽东因为比较深入地参与各种类型的社会活动,包括办报、办学、勤工俭学、学生运动等,所以见多识广,接触新思潮的机会比较一般青年人来说要多得多,也因此深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在他的早期文稿中,曾经主张呼声革命、平民主义、民众大联合、联省自治、教育救国,也曾倾心于杜威实用主义、托尔斯泰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社会互助论、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经过充分的接触、评析、比较、批判,毛泽东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1921年1月新民学会长沙会员代表大会发言中比较五种方法,而确定中国“最宜采用”列宁的主义。

这次论战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同时,也促使新文化运动阵营产生分化。一批先进分子通过论战更加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更加深入地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对于当时的青年人来说更加重要,“不通过他们直接的,或为他们耳闻目睹的无可辩驳的经验和教训,他们是不会对某种学说深信不疑的”。同时,尽管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观点,在论战之初影响了一批青年学生,但随着论战的深入,他的观点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学生青年偏偏不谈问题而谈主义,尤其是《星期评论》、《新青年》,大学青年学生的欢迎表现十分厉害。”而胡适仍然坚持实用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立场,逐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中分化出去。

这次论战培养了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的斗争精神,提高了斗争本领,锤炼了斗争意志。毛泽东说:“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后来,在同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的论战中,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们毫不畏惧对手来势汹汹,运用并不十分熟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敢于斗争,迎前论战。这种吾往矣何所惧的昂扬斗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突出种种主义学说的重围,是难能可贵的。

这次论战使很多人认识到输入和实行主义须注意实际。为了宣传、运用和实行主义,人们纷纷在志趣相同的前提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学说或主义研究会,在研讨主义学说的同时,为实行主义而逐步把眼光投向社会实际,运用主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需要正确认识实际。李大钊在回应胡适时,也承认自己这方面的不足,誓言以后“向实际的方面去做”。可见,经过论战,研讨主义、输入学说要注意联系和结合实际,在一些进步分子中逐步形成了共识。这也影响着“五四”青年。1919年9月,毛泽东以湖南“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向全国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问题研究会章程》,列举71类、一百多个具体社会问题供人们研究。后来,毛泽东作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组织者却没有留洋,他在比较出国学习还是留在国内探究时,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在寻找、选择、运用、践行主义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的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可谓是新思潮传播特别是“问题与主义”论战的一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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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1926年)[M]//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7.

[18]毛泽东.致彭璜(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M]//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4.

[19]毛泽东.致周世钊信(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M]//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428.

注释

1胡适后来谈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意图时说:“我的意思是想针对那种有被盲目接受危险的教条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等,来稍加批评”,根本目的是不使人们“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参见: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年11月27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卷5,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645页。

2(1)对于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在《每周评论》1919年7月6日第29号上发表《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说:“这个阶级竞争说,是KarlMarx倡的,和他那经济的历史观很有关系”,“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

3(1)胡适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知道马克思的学说,不但和当时的实业界情形、政治现状、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有密切的关系,并且和他一生的家世(如他是一个叛犹太教的犹太人等事实),所受的教育影响(如他少时研究历史法律,后来受黑格尔一派的历史哲学影响等),都有绝大的关系。还有马克思以前一百年中的哲学思想,如十八世纪的进化论及唯物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无形元素,我们也不能不研究。”

4(2)胡适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这种历史观的附带影响---真意义---是不可埋没的。”

5(3)关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时间,有三种说法。一是传统说法,按照《新青年》杂志标注的出版时间确定,即上篇发表于“1919年5月出版”的第六卷第5号,下篇发表于“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第六卷第6号。二是1999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版《李大钊文集》(第3卷),收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把时间订正为“1919年10月、11月”。订正理由是,当时报刊上所发出版广告时间为9月,而且,文中引用了1919年8月3日《每周评论》第33号所刊《欧游记者明生君通信》中的有关内容。《新青年》杂志第5号是马克思研究号,轮由李大钊主编,可见该文的上篇,到8月初仍在写作之中(参见刘维:《一个必要的考据》,《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第3版)。第6号标明1919年11月1日出版。由此判断,第5号的出版当在10月。2011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也采用了这一说法。三是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再把时间订正为“1919年9月、11月”。本文采用第三种说法,即《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1919年9月、11月先后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5号、第6号。所谓“真理愈辩愈明”。如此看来,李大钊撰写和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同“问题与主义”论战有着不容忽视的紧密关系。

(王玉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0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