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五多”宣战——1953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者:李炼石   发布时间: 202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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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往往互为表里、相伴而生,且具有长期性、反复性。1950年至1955年间,中国共产党结合陆续开展的整风、整党、“三反”、新“三反”和整顿编制运动,先后进行了五次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斗争。1953年,毛泽东同志亲自指导从整治区乡工作中“五多”入手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其中比较突出、集中的一次。

两份报告呈送中央,毛泽东亲拟两件指示下发全党

1952年冬,来自中共山东分局和西北局的两份报告先后呈送中央,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山东分局的报告说,此前开展的“三反”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县、乡基层组织仍明显地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作风问题,表面上看工作步步推进,但实际上没能有效纾解群众的实际困难,省政府甚至积压了7万多件群众来信没有处理,给党群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西北局的报告则集中反映了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看似处处留痕,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人浮于事、顾此失彼。

针对山东分局报告,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并于1953年1月5日下发全国,要求各地结合具体情况查摆问题,先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切实整改。3月,毛泽东又指示将西北局报告转发各地,并亲自起草《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指出所谓“五多”实际上是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并要求必须在1953年内结合1月5日关于新“三反”的指示对“五多”问题进行深入整改。

短短3个月内,毛泽东连续两次亲自拟定指示,严肃要求全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堪称绝无仅有。

各地迅速展开调研,发现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确实突出

根据中央指示,各地迅速展开专门调研。不出中央所料,“五多”问题在各地基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脱离实际的任务多。比如某地区委书记报告说,区委每10天左右只布置两三项工作,但区长、专署干部,以及党、农、青、妇、文教、合作、银行、税收等各“口”总是层层加码布置十多项工作,且往往要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对此,区乡干部怨声载道:“自上而下一级逼一级,自下而上一级怨一级、一级哄一级。”

会议集训多。不少地方在组织群众、布置工作时形式固化、机械,动辄召开群众大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严重影响正常生产秩序。比如,华北局报告反映,有的村庄一个月内竟召开28次群众大会,各种大会名目繁多,甚至卖豆饼、贷款、卖酒、储蓄、保险等也要依靠开大会解决。

公文报告表册多。各地省属单位、县市和乡镇在制发调查表格时缺乏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各机关各自为战,使得各种日报、三日报、五日报、旬报、月报、季报、半年报、年报等泛滥成灾。调研发现,某地农村基层组织一个季度内竟要填制二三百种统计表格,“达到了完全不能容忍的程度”,基层干部群众苦不堪言。

组织多。比如,西北局调查组发现,陕西咸阳某乡的十余个自然村中,每村不仅有村长、农会主任、居民组长、互助组长等职务,而且治安、卫生、优抚、防堤、资保政险、保史畜鉴、合作、防旱、护林等村民小组各设组长,各类组织林林总总竟多达20多种,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积极分子兼职多。彼时,各种“生产竞赛”和“比学赶帮”滋生一些负面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各种先进称号名目繁多,各类劳模、标兵、代表、积极分子等常常身兼数职,往往整日忙于开会和先进事迹报告,结果是脱离生产、脱离群众、顾此失彼,反而损害了先进形象。

“五多”现象的实质是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分散主义。各地的情况陆续报到中央,毛泽东阅后深刻告诫全党,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作风问题会导致党政干部“不了解人民群众的痛苦,不了解离开自己工作机关稍远一点的下情”,若长期得不到纠正,其结果就是引起农民群众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

结合具体工作,毛泽东亲自指导整治“五多”

为集中克服“五多”问题,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下,党中央立即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以及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对“五多”问题加以清理。3月20日,即整治“五多”指示发出的次日,毛泽东就叮嘱各部委负责同志,“用中央名义批发的电报不要太多了,非十分必要者不要批发”。6月20日,毛泽东批示转发西北局关于整治“五多”问题的报告,指出克服“五多”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级党委应当将整改“当作一种经常的注意事项,不断检查、不断改进”,主要是“反掉错误的制度和领导方法,随时建立起正确的领导制度和方法,并使之巩固下去”。

由于“五多”中的每一“多”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具体到各地情况又不尽相同,毛泽东多次强调,各地整顿要结合具体工作,结合自身实际。5月23日,时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杨士杰在提交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农村统计报表过多过滥的突出问题。毛泽东阅后称这份报告“极好”,并于7月22日将报告转发全国,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具体情况,“迅即仿照华北局的办法对于统计报表问题指定专人加以调查分析,分别宣布停用、保留和改进,并规定简化报表及控制报表的可行办法,坚决制止滥发统计报表的严重现象”,同时结合“五多”中其他几方面作全面整改。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还围绕当时农村正在逐渐铺开的互助合作多次强调,农村各项工作要在保障农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的基础上立足实际、循序渐进,推进“五多”的整改要结合具体工作,切不可过多干涉、粗暴命令,以防滋生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风气。总的来看,在毛泽东的亲自指导之下,1953年各地围绕克服“五多”弊病展开了有的放矢的专项整治,对以“五多”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良作风进行了有力的纠正,进一步巩固了新“三反”运动的成果,基层逐渐呈现政简民勤的新气象。

知古鉴今,整治“五多”给我们的经验启示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更需要刀刃向内的政治魄力和不折不扣、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就决定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必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

坚持解决突出问题与推动中心工作相结合。1953年中央结合新“三反”集中整治“五多”,就是抓住了当时干部群众意见很大的突出问题作为切入点,并且注意结合农村的具体工作实际,方才取得良好成效。这启示我们,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紧密围绕中心工作,以推动中心工作为着力点和抓手,寓作风建设于落实各项具体工作之中,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进。

坚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命令主义、分散主义、事务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错误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也具有反复性、顽固性,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

(李炼石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

(来源:《旗帜》2020年第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