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进一步增强制度自信

作者:魏海生   发布时间: 20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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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时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①]在2019年召开的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坚持和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②]。这一重大政治论断和理论概括,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建设,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有重大意义。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别于西方国家两党制或多党制,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具体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国家政党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我们的最大制度优势。[③]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新”和“三个有效避免”,深刻揭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区别。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④]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本质来看,无论是两党还是多党,代表的都是资产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愿。美国学者福山在《美国已经成为失败国家》一文中指出,美国已经陷入“政治衰败”。这种“政治衰败”就是指组织完备的利益群体对政治权力的捕获,这些群体以牺牲更广泛的公众利益为代价,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扭曲体制。西方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由于可以连选连任,总统出于自己的政治目的,可能会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抛诸脑后,一门心思只想着在未来的竞选中再次获胜。“他的一切施政方略都指向这一点,他的一举一动都对着这个目标,尤其是一临近选举的紧要关头,他就想用自己的私人利益代替全国的普遍利益。”[⑤]有的学者深刻指出,金钱政治导致了政治成为资本控制的提线木偶,是家族政治的温床,使西方民主成为少数人的民主。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⑥]在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41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⑦]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⑧]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广泛的参政议政,能够有效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愿望和诉求。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广泛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⑨]。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史上,最典型的政党形态就是前苏联的一党制和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前苏联的一党制是不成功的,它没有解决好在一党制条件下如何加强政党自身建设、完善自我监督机制、提升党的领导质量、提高执政水平等问题,在取得巨大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诸如官员腐败、形式主义泛滥、严重脱离群众等问题,成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来看,其政党理论是建构在个人权利高于国家权力,把政党看作是民主的工具,认为民主最主要的体现在于竞争性选举,政党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夺取执政权。在这种政党体制下,政党恶斗、争权夺利就成为选举常态。西方国家大选,两党或多党疯狂抹黑,体现了政党恶斗的斑斑劣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种政党制度安排,把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根本前提,又有各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以大团结大联合为目标,有利于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⑩]。在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下,为追求选票和利益最大化,以权力制衡为目标的政党竞争演变成缺乏理性的“否决政治”,导致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崛起。特朗普上台后,先后退出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协议等,就是这种“否决政治”的典型案例。这种政党竞争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长期性,对国家长远利益缺乏思考和安排。美国学者福山指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宿怨已深,造成政治体制两极分化、政治陷入僵局。因为党派政治的巨大分歧,美国在很多方面很难作决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合作、协商为特征,可以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广泛畅通各种利益诉求进入决策程序的渠道,广泛形成发现和改正失误和错误的机制,广泛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各层次管理和治理的机制,广泛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这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所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深厚的文化传承、历史渊源、实践基础,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历史渊源和现实依据。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

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有深厚的文化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比如,中华文化蕴含丰富的“和合”思想,强调“贵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有着深刻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承载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强调“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为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源。新型政党制度所内含的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民主集中、团结统一的优势,就是这种文化精神的价值体现。

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型政党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与解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斗争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选择。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风雨同舟、勠力同心,推动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毛泽东同志讲过,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1922年,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联合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原则,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一度出现看不起民主党派的思想倾向,认为民主党派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的功劳”,毛泽东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从他们背后联系的人们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要尊重他们,手掌手背都是肉,不能有厚薄,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11]1956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2]改革开放以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和程序化,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符合当代中国实际、成效显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多党合作事业的全面领导,先后召开中央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等,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就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针对有人说党外人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如果民主党派等统一战线成员不是同我们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而是同我们党唱不一样的调,甚至跑到我们党的对立面去了,那我国政治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不会有政局稳定。没有政局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对党外人士,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都不能轻视。[13]

政党协商现在已成为常态化的制度安排。据统计,仅从党的十八大至2019年6月期间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就达146次,其中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27次,就党和国家重大问题同党外人士真诚协商、听取意见。建言献策成果更加丰硕。这期间,各民主党派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报送书面意见建议共647件,其中527件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为中国共产党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中国奇迹”“中国之治”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与外部世界的利益摩擦和舆论交锋日益突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宣扬“普世价值”“西方宪政”“西方文明中心论”,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贴上“一党制”“党国体制”等标签,打入“不民主”之列,借以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内也有极少数人一味迎合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结果如何呢,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恰恰适合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模式,却使自己陷入政治动荡、社会动乱,人民流离失所。只要客观地作一下对比,就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对此,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

“中国奇迹”“中国之治”是最有力的证明。近些年来,很多国内外学者包括西方学者都在探讨“中国奇迹”的密码,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答案,分析“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背后的制度根源等。这些探讨,只要不带意识形态偏见和敌视眼光,只要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那么其研究结论不约而同都会集中到一点,即:中国的成功首先在于制度优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比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库恩认为,中国奇迹的成功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人民的勤劳苦干和着眼长远的政策与目标。同时,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西方民主的不足。剑桥大学班尼特公共政策研究所民主未来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球民主满意度报告》指出:“对民主的不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并在全球范围内达到空前高度。”有的学者甚至提出,西方民主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其巅峰已成为过去式,认为中国是建设世界民主的一个重要的正面力量。这些持客观立场的西方学者的观点为我们认识中国制度优势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实际上,评判一种政党制度优劣的标准,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于民主政治有序健康发展,是否有利于国家稳定和长治久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世所罕见的“两大奇迹”和“三个伟大飞跃”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用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14]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生动实践更加彰显了中国制度优势。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在开展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的同时,也面临一场激烈的思想舆论攻防战。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恶意攻击、肆意诋毁中国,丑化中国为“真正的亚洲病夫”,诬称新冠肺炎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事实再次击破西方的污蔑。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和全国各地340多支医疗队、42000多名白衣战士逆行出征、火线驰援,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不到10天时间建成两山医院,防护服、N95口罩等医疗物资迅速生产调配,广大群众众志成城、踊跃参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建言献策,“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使”,形成了万众一心抗疫情的强大力量。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表示:“在疫情面前,中国政府展现出强大高效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令我印象深刻,这正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西方著名医学期刊评价,除了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用这样速度动员各种资源,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可以说,疫情防控的生动实践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再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创新民主实现形式,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实现民主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极大地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深化了民主的内涵,为推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合作型政党制度新模式。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这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关系,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避免了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恶性竞争的弊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探索出了一条实现实质民主的新路径。西方政党制度坚持的“竞争性民主”理念,政党之间为选举和集团私利,矛盾斗争持续不断,造成严重内耗,执政效率低下,“短视政治”频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协商民主原则,通过政治协商最大限度地凝聚各党派共识,充分实现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了实现自我革命的新突破。西方政党制度表面上看可以通过选举更换执政党,标榜最善于自我纠正和改革,但实际上在台上执政时大捞利益,出现危机就下台避难、规避责任,导致不少国家陷入治理危机和道义困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勇于自我革命,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

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反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新型政党制度,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中国人民不懈奋斗中自主选择的适合自己的制度,它植根于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四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它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为我们走好自己的路开辟了无比广阔的舞台。对这个制度,中国人民有着坚定的信心,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着自己的认同。毫无疑问,这一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创造中国奇迹的密钥,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制度保障,也是世界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越是接近目标,越是形势复杂,越是任务艰巨,越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15]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坚定制度自信,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不断完善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广泛凝聚共识,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理论研究》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2020年第2期)



[①] 《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②] 《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第2版。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72页。

[④] 《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⑤] 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3页。

[⑥] 《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79页。

[⑧] 《求是》,2019年第13期。

[⑨] 《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⑩] 《人民日报》,2018年3月5日,第1版。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139页。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7、558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15] 《人民日报》,2019年9月21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