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徐海东

作者:金立昕   发布时间: 2020-07-23   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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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是中央军委确定的 36 位军事家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他英勇顽强、多谋善断、机智灵活,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善于把握全局的领导才能。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身经百战,具有不畏艰险、敢打必胜的英雄胆略,先后 9 次负伤,身上留下 17 处伤疤。毛泽东曾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威震鄂豫皖的“徐老虎”

徐海东 1900 年 6 月 17 日生于湖北黄陂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早年当过11 年窑工。1925 年初前往武昌参加革命,同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入湖北第二师学习军事。在这支军阀部队里,徐海东从《步兵操典》学起,积极参加操练,钻研军事技术,在测验操练成绩时,名列全连第一。不到一年由一名新兵晋升为中士班长。这段行伍生活为他打下了军事素质基础,也使他深知旧军队的腐败与弊端。

1926 年夏,徐海东脱离军阀部队,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途中,他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留下担任代理排长。随后参加了北伐战争中的攻占武昌、会攻南昌以及第二期北伐的攻克洛阳诸役。在著名的汀泗桥战役中,他率领全排一举冲垮敌军 4 个炮兵连,缴获 12 门大炮,表现出超群的勇气和出众的战斗技能。战后晋升为少尉排长。当时,共产党员可以在部队里公开活动,徐海东心情振奋,表现积极。他后来在《生平自述》中写道:“在北伐中,共产党员都是起骨干先锋作用的。我这时已经懂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打仗、行军特别积极。……在轰轰烈烈的胜利形势下,自己的情绪特别激昂、兴奋,觉得革命有了希望,劳苦群众有了出头之日。从实际斗争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军事素养。”

1955 年,徐海东被授予大将军衔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徐海东奉命返回家乡黄陂,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11 月率队参加黄麻起义。起义受挫后,任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组织游击活动。1929 年初,他受命领导夏区“年关暴动”,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此后,他在中共鄂豫边区特委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队伍几次被打散,他又几次顽强地把队伍拉起来,先后担任县赤卫军大队长、补充第六师师长、鄂东警卫第二团团长等职。1930 年,趁国民党蒋、冯、阎各派新军阀在中原地区大规模混战之际,徐海东根据上级指示,率部配合各路红军游击队,转战大别山区,打了许多胜仗。反动武装多次进行疯狂反扑,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家族 66 口人,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了他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逐步加深了对武装斗争和游击战的认识。他回顾这段经历时说:“无数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使自己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开始认识到,打游击是好办法。”

1931 年 3 月, 鄂 东 警 卫 第 二 团 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八团,徐海东任团长。11 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他调任红十二师第三十六团团长。此时,31 岁的徐海东已成为红军中的一员猛将,人送绰号“徐老虎”。每逢战斗,他常常挥舞着大刀率先冲入敌阵,战士们见了勇气倍增,敌人见了胆战心惊。“徐老虎”的威名传遍鄂豫皖苏区。1932 年 2 月的商潢战役中,他指挥第三十六团担负正面阻击任务。敌军攻破一营前沿阵地,营连排干部大部阵亡,情况万分危急。徐海东脱去棉衣,奔跑在白雪皑皑的阵地上指挥战斗。身边的警卫员负重伤,司号员也牺牲了,命令无法传达。他接过军号,亲自吹号指挥。见团长上了前沿,退下的战士又冲了上去,倒在雪地上的伤员端起枪继续射击。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徐海东高喊:“共产党员,牺牲也要向前倒!”鼓舞指战员奋勇抢夺阵地。他率领全团坚守了三天三夜,打退了敌军 20 多次进攻,有力地保证了战役全局的胜利。战斗结束后,红十二师师长陈赓来到第三十六团,对徐海东说:这一仗,你们团打得多好啊!第三十六团算是打出 来了!

担任团长、师长时期的徐海东,常常对部下讲:打仗没有什么窍门,主要靠在实战中摸索,不怕苦,不怕死。与此同时,他也非常注意学习别人的作战经验。红四方面军取得苏家埠战役胜利后,他对徐向前总指挥使用的围城打援战术钦佩不已,并且从中得到了一个启示:一个好的指挥员不仅要有“勇”,敢于和敌人拼杀,更重要的是要有“谋”,善于和敌人斗智,调动诱骗敌人而歼灭之。他还留心听取中央苏区传来的有关朱德、毛泽东指挥打仗的办法。经过不断的实战和及时总结,徐海东的作战经验日益丰富,指挥能力越来越强,威望也越来越高。凡是跟随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指战员们都怀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跟着徐海东打仗,心里就有主心骨,胆子就壮,就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坚 强 信 念! 与 之 相 反, 国 民 党 军 官 兵 把与徐海东部作战视为畏途,往往避之如虎。

从一名贫苦窑工,到一位能征惯战、令人生畏的红军将领,徐海东的成长经历,在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中专辟“红色窑工徐海东”一篇,细致地描述了他对徐海东的观察和感受:

徐海东给我的印象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不论在态度上、外表上、谈吐上和背景上都是如此。事实上,除了贺龙以外,他大概是指挥员中唯一的‘纯无产阶级’。虽然红军中的大多数下级军官出身于无产阶级,有许多高级指挥员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中农家庭,甚至出身于知识分子。

徐海东是个明显的例外。他对自己的无产阶级出身很为自豪,他常常笑着称自己是个“苦力”。你可以看出来,他真心真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善良、勇敢、无私、诚实——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我觉得,他就是认为问题是那么简单:他要为消灭这一切坏事而奋斗。这种绝对的信念使他对自己的大胆无畏,对他的部队的优势所说的自豪的话,听起来不至于使人有狂妄自大的感觉。他说,“一个红军抵得上五个白军”,你可以看出,在他看来,他这话不过是说明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淳朴的工人出身,强烈的阶级意识,单纯的理想信念,无畏的革命勇气,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构成了徐海东军事生涯的本质特色,也成为他毕生矢志于共产主义事业、为党和人民不断立下大功的强大内生动力。

坚持大别山区斗争

徐海东的名字,是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这两支著名的红军部队联系在一起的。1932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国民党 30 万大军“围剿”下离开鄂豫皖苏区。当时在英山地区打掩护的红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在与总部失去联系、部队又遭分割的情况下,带领红二十七师一个团顽强奋战,摆脱了 10余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同中共皖西北道委及部分地方武装会合,继续坚持根据地斗争。

1933 年 2 月,红二十五军重建,徐海东任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他协助军长吴焕先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在鄂东北、皖西游击战中,善于寻歼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石门口等战斗的胜利,保存和壮大了部队,使被摧残的苏区部分得以恢复和发展。

1933 年 5 月, 执 行“ 左 ” 倾 军 事冒险路线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命令红二十五军“趁热打铁”,围攻敌坚固设防的七里坪。徐海东不同意进行这种阵地决战,主张撤围,却被指责为“思想右倾”“政治动摇”,遭到打击。在随后的七里坪围攻战和中心区保卫战中,红二十五军接连失利,部队损失惨重。9 月,部队又被国民党军分割在皖西北与鄂东北两地。省委指示红二十五军向鄂东北转移。当时,徐海东重病在身,躺在担架上随特务连及部分勤杂人员走在队伍的后面。10 月初,部队通过潢(川)麻(城)公路时,突遭敌人截击,队伍被切为两段,前后失去联系。徐海东身陷险境,但他处变不惊、指挥若定,集合起被冲散的连队边打边撤,折回皖西北,在那里同皖西省委领导的一部分地方武装会合。两部合编成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部队根据他的建议,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斗争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并夺取敌人物资,使战士吃饱穿暖,逐步摆脱被动 局面。

红二十五军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吴焕先、郭述申、徐海东、戴季英、赵凌波

当时的皖西北地区经敌人多次蹂躏,田地荒芜,庐舍成墟,鸡犬无声,猪羊绝迹。徐海东率领仅有2000 多人的红二十八军同近 10 万国民党军周旋于大别山区。敌人惊叹:“剿共,剿共,越剿越多,一个红二十五军没剿灭,又剿出一个红二十八军!”红二十八军长期在深山荒野露营,有时搭些草棚住,有时只能在寒风冷雨中休息一阵,又继续行军作战。有时候连野菜、树叶都找不到,只得剥树皮、挖葛藤根吃,忍饥作战,赤脚行军。安置在深山密林中的伤病员处境更为艰难,没有药品治疗,就用野草、树皮和南瓜瓤子敷伤口。尽管条件如此艰苦,但是由于徐海东和其他领导干部关心爱护下级,与群众同甘共苦,全军上下亲密无间,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斗志。“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歌谣,是红二十八军将士战斗生活的真实写照。

1934 年 3 月,红二十八军转战到葛藤山一带。部队刚刚落脚,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的两个团就攻了上来。徐海东观察了地形和敌军部署,先令一个营坚守阵地阻击敌人,另两个营向小石家沟实施佯动,迷惑和调动敌人,尔后只留一个排固守吸引敌人,其余兵力又隐蔽撤了下来。当敌军蜂拥着扑向小石家沟时,他集中四个营的兵力迂回到敌人侧后猛插一刀,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将国民党军第一六一旅两个团大部歼灭。此役,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皖西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有人曾这样描述徐海东的指挥艺术:“在他所指挥的战役中,失败的时候很少。而他最喜欢的战法,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总是从对方的侧翼后方去攻击其中心,使自己的敌人措手不及地溃退。他这种战法,叫做从肋骨下去抓敌人的心。”葛藤山战斗,正是体现徐海东指挥艺术的经典战例之一。

同年4月16日,徐海东率红二十八军与坚持在鄂东北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决定,将红二十八军再次编入红二十五军。合编后的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全军共3000余人。随后,徐海东与吴焕先 一起,指挥所部转战于鄂东北、皖西北地区,不断给国民党军以打击,并恢复了鄂豫边部分苏区,使红军有了回旋立足之地。同时,部队建设也不断加强,指战员的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7—10 月,针对国民党军的三个月“划区驻剿”计划,红二十五军避敌锋芒,在运动战中捕捉战机,先后取得长岭岗战斗、太湖县城奔袭战等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的“驻剿”。11 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又取得扶山寨战斗的胜利,歼灭国民党军 4000余人。

在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兵孤力单的红二十五军不但顽强地生存下来,坚持斗争一年零三个多月,而且还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大量敌人,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其中,除有党的领导、全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外,徐海东在军事指挥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许多红二十五军老战士指出的那样:“自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是,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白区作战,以及长征途中和会师以后,在与敌人的无数次作战中,从来没有吃过大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与徐海东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徐海东每战都不顾个人安危,亲临前线直接指挥。前进的路上有了障碍,他就到前面去开辟道路;后面、侧面敌情严重,他就到后面、侧面指挥战斗,掩护全军。他那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顽强战斗作风教育着部队,全军指战员都非常熟悉和热爱这位可敬的首长,人人都佩服他的作战指挥才能。战斗中,他走到哪里,哪里人们的胜利信心就百倍地增添;他指挥哪次战斗,哪次战斗就取得胜利。他是一个特别能打仗的人。”

领导红二十五军长征

虽然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但鄂豫皖苏区面临的严重局面无法根本扭转,打破敌人的“围剿”已不可能。1934 年 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和7月29日《致鄂豫皖省委训令》等文件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16 日,红二十五军 2980 余名将士在鄂豫皖省委(到达陕南后改称鄂豫陕省委)领导下,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部队出征前,根据徐海东的建议,省委任命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担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改任副军长。

部队首先越过平汉铁路,西进桐柏山,北上伏牛山,继入商洛山,历尽艰难险阻,突破重重封锁,摆脱近 10 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于 12 月 9 日进抵陕南庾家河。一路上,徐海东不辞劳苦、奋勇当先,哪里有险情,他就奔到哪里。在方城县独树镇,部队突遭敌军拦截,前卫被迫后撤。紧要关头,他跃马扬鞭赶到,挥刀率众冲入敌阵,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到达雒南县庾家河地区的第二天,部队即遭突袭,当哨兵发现情况,敌人已近在眼前。危急时刻,又是他一马当先,率部反复冲杀。激战中,一颗子弹射进他的头部,他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独树镇、庾家河两次战斗,是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中异常凶险、激烈的两场恶战,徐海东和吴焕先亲自率领部队冲向敌阵,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全军得以转危为安。随后,红二十五军就地深入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初步建成了鄂豫陕苏区。

1935 年 1 月,国民党军对刚刚立足陕南的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一次“围剿”。徐海东伤势未愈即随队出征,南下郧西,北上雒南,东进卢氏,西攻华阳,先后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的胜利,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扩大了鄂豫陕苏区、壮大了红军。5 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再兴“围剿”,并扬言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消灭红二十五军。面对强敌,徐海东主张采取“先(拖)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并率部打头阵,先向北,后百年潮43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转圈子。尔后突然西进,4 天急行军 560 里,转移到山阳县袁家沟口一带隐蔽待机。几天后,敌警备第一旅赶来,吴焕先、徐海东指挥红二十五军将士发起猛烈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生俘敌旅长唐嗣桐,其他敌军闻风逃窜。红二十五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7 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占领引驾回后,在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大公报》上获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徐海东当即向省委建议西征北上,接应中央。他在 7 月 15 日召开的省委紧急会议上说:“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 3000 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 的。” 会 议 通 过 了 徐 海 东 等 的 意 见,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立即撤离鄂豫陕苏区,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第二天,部队在“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徐海东率领前卫团一路急行,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进占秦安,威逼静宁,攻取隆德,截断西(安)兰(州)公路。尔后翻越六盘山,在白水镇击溃马鸿宾一个旅,在四坡村消灭马开基一个团。不幸的是,在四坡村战斗中,吴焕先政委壮烈牺牲。在此情况下,省委决定,鉴于军长程子华战伤未愈,由徐海东兼任军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随后,徐海东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继续前进。

部队在西兰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却始终未获确切消息。这时,敌人日益集中,欲置红二十五军于死地。为避免陷于被动,徐海东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进入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9 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镇原、庆阳、合水县境,沿陕甘边界的山区北进。7 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9 月 15 日,部队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至此,红二十五军胜利结束了长征。

1935 年徐海东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南时留影

红二十五军是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历时 10个 月、 纵 横 5 个 省 的 独 立 转 战 中, 红二十五军在徐海东等军首长的正确领导下,历尽艰难险阻,打破敌人一次又一次围追堵截,有效地保存了有生力量,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部队在经受严峻考验的同时,战斗力也得到了很大提升。特别是徐海东力主并决策的红二十五军西征甘肃的战略行动,虽然没有迎接到党中央,但牵制了大量敌人,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这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光荣的一页,同时也是徐海东个人的党性原则、大局观念、战略思维和决策能力在关键时刻的一次集中展现。

指挥红十五军团东征、西征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两年里,徐海东成为最著名的红军将领之一。1935 年 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军团下辖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共 7000 余人。合编前的两支部队各有特点:红二十五军装备精良,能征惯战;陕北红军土生土长,同当地人民群众有密切联系。两军会师和红十五军团的建立,对于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红十五军团建立后,在徐海东等领导下,立即投入到陕甘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取得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的胜利,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年在徐海东身边担任作战参谋的张竭诚,曾撰文回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发起前的一次作战会议,记录了徐海东组织战斗行动的具体过程,描绘了他那成竹在胸、运筹帷幄的指挥员风采:

在这次会上,徐海东根据司令部提供的情况,将敌我情况作了全面分析介绍,然后听取其他军团领导的意见。特别当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发言时,海东同志他听得十分认真,并不时地在地图上做着标记。当大家的意见发表完后,他高屋建瓴地作了综合概括,提出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先以部分兵力围攻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增援,然后在延安至甘泉的必经之地劳山设伏,歼灭增援之敌。在其他军团领导作了补充后,他立即下达了作战命令。

根据会议决定,我们几个参谋边起草命令、制订具体作战方案,边议论徐海东的胆略和气魄,都觉得这一决策十分英明,没有军事家的眼光和指挥艺术是作不出这样的部署的,都说这次一定会给敌人一个厉害的。果然,我军很快取得劳山战役的胜利,接着又发起榆林桥战斗,两战共歼敌一个师另一个团。劳山、榆林桥作战的胜利,主要是徐海东对敌情掌握清楚,作战方针正确,战场选择适当,兵力部署严密,作战指挥统一,战法运用巧妙。这些,体现了一个军事家的卓越指挥才能。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徐海东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决定,为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并毫不犹豫地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支援中央红军。1935 年 11 月,徐海东率部会同红一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关于徐海东及红十五军团在这一时期的功绩,周恩来在 1946 年 9 月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道: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1936 年 2 月,徐海东率部参加东征,威逼山西省会太原,巩固了陕甘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5 月,他又挥师参加西征,直捣三边(靖边、安边、定边),西出豫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条件。

1937 年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部分干部在陕西淳化县合影。右起:邓小平、徐海东、陈光、聂荣臻、程子华、杨尚昆、罗瑞卿、王首道

埃德加·斯诺就是在这时访问红十五军团司令部驻地豫旺县城的,从而有了他《红星照耀中国》中那篇著名的“红色窑工徐海东”。他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徐是一个惯于戎马生活的老练战士,他身上先后负伤八次,但是和彭德怀一样神采奕奕,他俩有超人的魅力……真诚,彬彬有礼,而又仪态大方。他身材瘦长,黝黑而又结实,威力胜人,好骑射,枪法极准确,经常以此示人。”

斯诺对徐海东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部队的训练有素深表敬佩。他在采访日记中写道:“昨天,我们到基层单位(团部)采访,看见他们绝大多数战士还作长期的扎营打算。但今天一清早,各种各样的东西——地图、书籍、工具、口粮、军火弹药和武器都统一地装上骡马背上去了,比之我们还来得要快呢。在军队开拔前的一个晚上,徐海东陪同我们在一起,你想不到他把 8000 多人开拔出去同叫一个人出去散步一样地容易。”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在许多国家成为畅销书,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影响,感动了全世界亿万读者,徐海东的名字和事迹,也从此举世闻名。

1936 年 12 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电请中共中央派人前去协助解决,同时指名要徐海东率领红军主力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抵抗国民党军的进攻。徐海东接到中央命令后,以红军南路总指挥的身份,率部星夜开赴西安地区。后开往商(县)雒(南)一线,严阵以待。国民党军得知骁勇善战的徐海东率部到来,连夜后撤 40 里。徐海东率部实施的这一威胁国民党军侧翼的军事行动,震慑了国民党军可能的进犯,有力地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这一时期,徐海东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其战略战役思维不断完善,作战指挥艺术和领导风格日臻成熟。每次战役或战斗之前,他总要反复思考和做好三方面的事情:一是敌方的情况,包括敌军的数量、装备、战斗力、驻守或运动的方位,包括敌方将领的特点,也都摸得很透。二是我方的情况,哪个部队能打什么仗,干部的战斗作风和特长,战士的情绪和想法,后勤供应能否得到保证,都了解得很准确。三是地形和民情,通过亲自观察和调查,对战场周围的高山、平原、河谷、制高点、封锁线,以及地方党、游击队和民情风俗,都要详细掌握。由于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注重调查研究,分析判断符合实际,从而能及时把握战机,克敌制胜,并能在上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之后,很快提出下一个战役或战斗的作战方案,做到步步主动。即使在失利的情况下,他也能最快地掌握变化了的新情况,及时修改作战方案,使部队转败为胜,或将失利的损失减到最小程度。

作为军事首长,徐海东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他经常利用战斗间隙找干部战士谈心,了解部队的思想动态和疾苦。每次打仗前,他都叮嘱供应部门:绝不能让战士们空着肚子与敌人拼刺刀。每次打完仗,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伤病员,一一慰问。他对下级无微不至的关怀与爱护,赢得了指战员们的高度信赖与爱戴。

徐海东担任军团长的红十五军团,从成立到改编,虽然不到两年时间,但却取得了历次作战共歼敌约2个师另3个旅、3个团又15个营、3个连的重大战绩。在变幻起伏的时代风云里,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徐海东和他领导的红十五军团指战员,驰骋沙场,奋勇征战,为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卓越功勋。

对党一颗红心的忠勇将领

1937 年 7 月 7 日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红十五军团改百年潮47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三四旅,徐海东任旅长。随后,他率部奔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和町店等战斗,特别是町店一战,取得共歼日军 500 余人的 胜利。

1938 年 5 月 17 日,《新华日报》发表徐海东的《冀察晋抗战》一文。该文在总结论述第三三四旅在华北抗战初期的作战经验之后,特别指出:

根据半年余的作战经验,我觉得日本兵有以下的弱点:(一)陆军的攻击精神不强,专靠大炮和飞机配合,没有这种配合,攻击力就很差。(二)战术和中国不同,被袭击之后,常常退守山洞,不占高地,因此常遭我手榴弹的爆击。(三)习惯于机械化战斗,离开大炮、坦克车和飞机之后,就失去作战的信心。(四)只能打平原战争,在山地就呆板。

但是日军也有他们的长处:(一)班以下都很机动,进攻时采取很小散兵群,或 3 人一组,或 5 人一组,很少有 1 个班以上的兵力集中进攻。(二)打败之后,能各自为战,即使剩下最后的几个人,也不容易缴枪。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民族武断宣传和我军过去对日军士兵争取工作不够而造成的,他们以为给中国军队抓住了一定残酷处死,老百姓复仇。最近经我们的宣传和战斗时的日语喊话,这种现象已有好转的趋势。(三)目标隐蔽。日军善于利用地形,又因为制服的颜色是黄的,和北方的土色很相像,不易被人发现。(四)通信设备健全,联络灵活。这是日方最大的特长。大队长的指挥用信号,连抛掷烟雾弹都是用旗语。进退灵活,协同一致,很迅速。

无论敌人有些什么特殊优点,我们对于华北抗战的胜利都是有把握的。在全中国民族空前未有的伟大团结之下,利用华北特殊的地形,发挥我们一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特长,配合坚决抗战的友军,再获得广大群众的积极热烈拥护,我们一定能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整个华北的抗战,配合全国抗战的力量打击日寇。

这篇文章是徐海东在抗日战争中唯一公开发表的军事文章,他对日军特点的分析以及对战争全局的认识,可谓一针见血,知彼知己,反映了他那一向敏捷、精确、善于抓住事物本质的军事思维特征。

由于日夜转战,劳累过度,徐海东于 1938 年 8 月病倒在战场上,不得不返回延安疗养。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1939 年 12 月,他抱病指挥反“扫荡”作战,取得周家岗等战斗的胜利,巩固并扩大了皖东抗日根据地。1940 年,徐海东病情严重,但仍随军参与指挥作战。1941 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在担架上、病榻上度过了抗日战争的后五年和解放战争的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海东的健康略有好转,但仍处于长期养病状态。他在《生平自述》中这样写道:“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像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51年7月5日,徐海东与周恩来(右二)、邓颖超(右一)、周东屏(右四)在大连合影往事回首

1954 年,徐海东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55 年,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他知道后深感不安,对前来看望他的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深情地对他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要我说,不高也不低,恰当!”当年 9 月,徐海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60 年,徐海东奉中央军委之命,领导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他还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带头撰写革命回忆录。公开发表的有:《保卫红色土地》《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会师陕北》《奠基礼》《冀察晋抗战回忆》和《生平自述》。由于徐海东具有非凡的记忆力,许多事件经过、战斗时间和地点等,他能分毫不差地讲出来,因此,他写的回忆录,既是党史军史战史研究的必读文献,也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经典名篇,具有重要价值。

“文化大革命”中,他身处逆境,病魔缠身,仍然时刻关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心军队建设,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70 年 3 月25 日,徐海东在郑州病逝。1979 年 1 月24 日,邓小平主持徐海东等同志追悼会,代表中共中央高度评价徐海东:“对党是一颗红心”。

徐海东大将是在中国革命战争长期武装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的“虎将”威名、忠勇性格、指挥艺术和带兵之道,是他留给人民军队的珍贵的“红色基因”,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大功永载史册!

(作者: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