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作者与读者群体及其互动——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

作者:李祥兴   发布时间: 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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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安时期党出版发行的出版物拥有各种类型的阅读对象,分布十分广泛,既包括通过直接阅读出版物的党员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妇女大众等,又包括通过党的宣传工作者的仔细讲解、层层转达、组织讨论乃至广播传达等间接途径阅读的读者,还包括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敌方军民人等、敌伪及敌占区人民、大后方的军民等其他阅读对象。这些不同的阅读对象,通过出版物这一阵地实现了与作者群体的良性互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延安时期党通过出版发行大量的出版物传播马克思主义,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由此,延安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史上的成熟期。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给予高度关注,形成了许多具有较高价值和分量的研究成果。但是,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理论、重要人物、重大事件、载体与策略等方面,而较少将研究的视角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主客体之间的双向互动上[1]。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这一时期出版物的作者与读者群体及其互动这一视角来探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1 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作者群体

延安时期,党的出版物的主要撰稿者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来表达我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这一时期的报刊上或发表了大量的由他们撰写的理论性文章和著述,或发表了他们许多重要的讲话,或刊登了由他们起草的党的重要文件,或刊登了经由他们阐释的与中国革命相关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或刊登了大量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文章,等等。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看,这些撰稿者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大众的主体,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即党的领袖群体、党的干部、党的理论工作者。

第一,党的领袖群体。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而且是理论上的权威。他们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理论性文章和著述,一些著述还出版了单行本,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影响深远。其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以毛泽东为例,这一时期,他是全党的领导核心。这种核心地位不仅体现在政治上的权威性,而且体现在理论上的权威性。这一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大量的理论著述,替中央起草了许多文件,发表了许多重要谈话,其中有许多直接刊登在党的报刊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推进马克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不断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紧密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毛泽东对我党的新闻出版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党的干部群体。党的干部也是我党出版物的主要撰稿者。这些干部尽管理论的权威性不如党的领导人,但是他们分布于各条战线、各个岗位,拥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加上又有一定的理论指导,其稿件的质量总体来说比较高,对我党出版物的发展同样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陆定一、博古等。以博古为例,他于 1940 年到延安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他不仅对于如何办好党报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而且在亲自担任报刊编辑的同时,还积极为报刊撰写稿件。如他在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同时,在该报发表了许多含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社论形式发表的《致读者》《党与党报》《本报创刊一千期》等文章。此外,他还亲自翻译出版了许多经典的红色图书,主要有《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等。

第三,革命的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大量的知识分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时间,延安这个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北小城汇集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大多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乏是大家,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艺术以及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均已取得重大成就,尤其是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成绩更为显著,对促进延安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艾思奇、张如心、何思敬、王学文、王思华、范文澜等。这些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立足各自的研究领域,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以艾思奇为例,他先后分别担任过《中国文化》《解放日报》等出版物的主编和副总编辑,在贯彻中央对出版物的要求,刊物的选题策划和栏目设置,以及保证刊物的办刊旨趣和追求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亲自为这一时期的出版物撰写了大量的稿件。此外,他还编写了《哲学研究提纲》,编辑了《哲学选辑》,与吴黎平一起编写了《科学历史观教程》等著作,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2 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的读者群体

延安时期的出版物有各自特定的阅读群体,这一群体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日益增大而扩大。与此同时,这些出版物由于办刊的性质和宗旨的不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因而满足了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出版物一方面巩固扩大了原有的直接读者群,另一方面又经过他们的间接传播拓展了阅读对象,进而使得我党出版物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一,直接阅读对象。延安时期的出版物是党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创办的,这一时期党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中,初步建立起了比较系统的出版发行网络,使得党的出版物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订户和阅读者,这些订户和阅读者成为直接阅读我党出版物的对象。为了推广发行我党的出版物,党中央在《中央关于党报问题给地方党的指示》中就强调,“每个支部应有一份《新华日报》,每个同志应尽可能定一份‘新华报’,并帮助推销和发行”[1]。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看,这些直接阅读对象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体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如果按照刊物发行的对象来分,大体可以分为党员干部、革命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妇女大众等。其中,党员干部是延安时期我党出版物的首要阅读对象。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具有独立性和战斗力的大党,就“需要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作为骨干”[2]。为此,干部必须加强学习,而学习就离不开一定的教材或学习材料,尤其是自学则需要更多的教材、参考用书和辅助学习材料。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我党出版物的重点阅读对象。由于中国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故党提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3]。普通民众是我党出版物的基本阅读对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车轮向前的动力源泉,因而中央强调“动员报纸、刊物、学校”等一切可能的力量向“全国民众作广大宣传鼓动”[4]。妇女大众是我党出版物的又一重要阅读对象。妇女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所以中央强调,“能出专门妇(女)运(动)刊物的地方应该出版专门的妇女刊物”,并“认真注意《中国妇女》及《新华日报》的副刊《妇女之路》的发行推销和转载翻印工作”[5]。

第二,间接阅读对象。这一时期我党的出版物,除了上述直接的阅读对象之外,还有一些间接的阅读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阅读能力,而通过听他人讲解来间接阅读我党出版物的读者。如当时党在给各地民革室的指示中就指出,民革室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读报和讨论报纸上提出的问题”,“每天读报,读报的人要事先准备好读什么,用哪些图表,提出什么问题来讨论(注意联系到当前任务)”[6]。第二种是没办法直接阅读原出版物,而是通过翻印或节选的出版物来阅读我党出版物内容的读者。如中央曾发文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法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党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7]。第三种不是通过直接阅读,而是通过层层转达的方式来知晓出版物内容的读者。如党的许多策略教育材料,包含许多公开的出版物,须经“党的领导同志或党的领导机关在集体研究后”“分别的召开负责干部会议和普通干部会议作报告”,然后“经他们传达于普通党员中去”[8]。第四种是通过广播传达,各地收听并予以转载刊登而阅读的读者。如《解放日报》发表的郭沫若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故中央要求“新华社全文广播”[9]。第五是通过广泛讨论而间接知晓内容的读者。如《解放日报》的社论《论战局》一文,曾“在党内、军队内”[10]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第三,其他阅读对象。除了上述直接或间接的阅读对象外,还有一些阅读对象是非积极主动地阅读我党出版物的,而是我党为扩大宣传,运用各种手段向其投送我党的出版物,或是对方为了研究我方情况而主动进行阅读的,主要包括敌方军民、敌伪及敌占区人民、大后方的军民等。如中央曾要求各地方、各部门抓住时机,“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方法,用在华日本爱国者或反战同盟或其他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着重说明日本军阀和政府现在所采取的冒险政策完全是危害日本的”[11]。再比如,中央还曾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应多出版对沦陷区人民宣传的报纸、刊物、小册子”[12]等。另外,《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发表后,中央要求南方局“设法在重庆、桂林等地密印密发”,并特别强调“一切地方应注意散发到国民党军队中去”[13]。

3 延安时期中共主要出版物作者与读者群体的互动

倡导编读往来、实现主客体之间双向互动是延安时期的出版物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旨趣和追求。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正是通过出版物这一平台,倡导编读互动,依靠群众办报,将我党的出版物变成各界“共同耕耘的园地”[14],从而实现其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新中华报》在改组的当天就表示 :“要使《新中华报》能尽其应尽的责任和所起的作用,这不仅需要《新中华报》全体工作人员更大的努力,而且需要全体读者及党政军学民各界先进更多的赐教和更多的帮助”[15]。《中国妇女》在其《发刊词》中则指出:“不仅需要〈中国妇女〉全体同仁”和“广大妇女同志们的热烈爱护和努力”,而且需要“全体读者和各界先进的不断赐教和经常的帮助的”![16]《中国工人》则在其《发刊词》中指出:“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纸办得好”[17]。《解放日报》在其改版后《致读者》的社论中指出,“没有广大的读者的赞助和鞭策,则报纸要办得好,是不能设想的”[18]。正是因为在创刊伊始就十分注重主客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使主客体之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流互动机制。

第一,编者将每期的编排设置告诉读者方便其阅读。这一时期,由于处于战时状态,几乎所有的读者都十分繁忙,且当时的通讯条件并不发达,消息传递并不十分灵通。而这一时期的刊物从栏目的策划、设置乃至稿件的选择都是围绕特定的主题进行的。但是,这种整体设计的思路和方案一般的读者并不十分清楚,从而导致他们对于刊登的某些稿件的背景不熟悉,进而影响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和认识。为帮助读者能够迅速地进入阅读的情境,并能更好地理解所阅读文章的本意和所针对的现实问题,这一时期的很多出版物都设有《编后记》,旨在将每期的栏目设置、重点文章等相关信息告诉读者,帮助和引导其阅读出版物,因为“创造读者需求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19]。如《中国文化》第 1 卷第 2 期的《编后记》谈到的三个问题都是向读者传递信息的 :一是告诉读者该刊延期出版的原因是“因为印刷所太忙,编辑、校样的工作全部告竣后,还延宕了一个多月”;二是说明本期原本的稿件安排是刊登“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专号”,但因稿件太多而该刊容量有限而作罢,最后只选择“洛甫先生和艾思奇先生的两个报告”,“其余的报告和发言”将在以后的各期中陆续刊载[20];三是指出编排校对中出现的错误及对作者读者诚恳的道歉。此外,《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刊物也都设置了类似的栏目。

第二,吸收读者对出版物提出的各种建议。要扩大出版物的影响,首先必须让读者愿意阅读出版物,这就是说出版物必须具有喜闻乐见的风格,成为读者可读、愿意读的对象。要达到这一目标,努力的方向很多,但是吸收读者对出版物提出的中肯意见与建议十分关键。正如《中国文化》在其《编辑室》栏目中指出的 :“本刊自出版以来,得到很多的来信,有的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有的给予了很多的鼓励。我们除衷心感谢外,当尽可能的满足读者的要求”[21]。正是在吸收了读者中肯建议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编辑工作得到不断的改进,从第 2 卷第 6 期开始,其“内容、编辑方法,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改进”,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用较大的篇幅容纳了文艺稿件”,“文艺创作及理论”将占该刊“约一半的篇幅”[22]。当然,这也并非意味着出版物要刻意地去迎合读者的需要,而是要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基础上,本着服务、引导、提高的宗旨”[23]去办好出版物。

第三,回复读者阅读出版物后提出的问题。读者不仅仅是单纯被动地接受出版物所传递的内容信息,而是在阅读出版物以后有一个积极思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信息被读者直接吸纳内化,一些信息被读者直接选择放弃,还有一些信息读者对其产生了疑问。如果这时能够得到及时的解答,并消除这种疑问,则这部分信息就可以被读者吸纳。正是因为如此,及时回复读者提出的问题对于扩大出版物的影响极为重要。这一时期党的出版物为扩大其影响,都十分重视回复读者的疑问,强调“各方面读者提出问题,不论是学习上、工作上、或生活上的一切问题,只要是值得讨论的,我们都尽力回答”[24]。为此,一些出版物还专门设立了《读者信箱》等栏目,专门回答读者在阅读该刊时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如《中国工人》就专门设立了《读者信箱》栏目回答读者在阅读该刊时遇到的问题。在该刊第 9 期上就将读者的来信和编辑部的回信一起刊登在“信箱”栏目中,文章的标题直接命名为《前线工卫队来信及我们的复信》,回答了前线工卫队提出的多给他们“以工运消息的报道,并在理论上给予指导”的问题[25]。《中国妇女》也设立栏目《小信箱》,专门回答读者的问题。如该刊第 1 卷第 4 期上的《小信箱》刊登了读者的来信,反映的是对该刊第 2 期“妇女应当作妇女工作”的不同看法,编辑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与回复,并命名为《妇女应该作妇女工作是定律吗?》[26]。

第四,为读者与作者搭建直接交流的平台。尽管从一定意义上说,与读者之间的交流互动主要是通过出版物的编辑部来主导的一种间接的交流。但是,这并不是说,读者与作者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对话。很多时候,当读者与作者共同关注某一话题时,又恰巧同时给刊物来稿,在编辑部的策划下将两个稿件同时刊登出来,就形成了二者间一问一答的模式,这时出版物无形中实际上为问题相同的读者与作者搭建起了直接交流的平台,从而“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设置为互动话题”,并“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加以正确引导,给人以教育和启迪”[27]。如《中国妇女》第 2 卷第 4 期上的《小信箱》栏目刊登了读者提出的创办妇女合作社过程中遇到的需要解决的种种实际问题,恰巧一篇来稿《关于敌后妇女合作社的开展问题》,主要论及妇女合作社开办过程中遇到的诸如“认识不够、资本困难、缺乏经验、女人开店不利”[28]等问题的解决方案。该刊第 2 卷第 3期上的《小信箱》栏目中的“前方妇女干部要求学习的问题”,其答案恰巧在同期刊登的《二三妇女工作意见谈》一文中的第三部分里。《中国青年》则专门开辟了《问题与答复》栏目,与其他的答复不同的是,这里的答复不是来自编辑部,而是来自于作者。如该刊第 2 卷第 11 期中刊载的《文学上的才能是从哪里来的》《知识分子做工多久才算工人》[29]分别是艾思奇和邓发针对现实生活中关于这一问题提出的疑问而作的解答。

第五,吸收读者参与刊物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提高刊物的可读性,同时也是为扩大刊物的影响力和亲和力,吸收读者参与刊物的编辑工作是这一时期我党出版物加强与读者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创举和特色。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边区群众报》,该报为了扩大在群众中的影响,“特别注意组织广大群众来参与报纸的编辑工作”,由此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大众化的宣传组织体系”[30]。在这个体系中一切围绕群众展开,具体说[31]:一是报社工作人员以群众为中心开展工作。报社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工作的,而是到乡下采访了解一手材料并着手写稿子,然后立即念给群众听,看是否符合真实情况,符合群众的阅读习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改,然后带回报社编排。二是在当地群众中发现并培养通讯员。这些通讯员都是土生土长的积极分子,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更了解群众的需求和心理,由他们为报纸写稿、提供情况和提出意见更符合实际。三是在通讯员的周围建立起一个群众读报组网络。这一组织不仅吸纳了参加读报组的成员,而且汇集了很多临时参加的老人、妇女和儿童。读报组的读报活动,一方面扩大了报纸的影响,扩大读报组自身的组织 ;另一方面可以从群众那里了解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吸纳更多的群众为报纸写稿件。这样一来,便形成了大众化的报纸——大众化的通讯网络——大众化的读报组,群众便参与到报纸编辑的各个环节。

总而言之,正是由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有效地利用了党的主要出版物这一理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实现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客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在这种互动中求得统一,创造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2],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注释

[1]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正光 . 抗战时期党的理论工作者与毛泽东的理论互动 [J]. 中共党史研究,2014 年(4);张涛,高福进 .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主体互动探究 [J]. 长白学刊,2017(2);魏继坤 . 论精英与大众之互动 :基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 [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3)

[2]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52

[3]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 :1082-1083

[4] 论新阶段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05

[5] 中共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 [J]. 中国妇女,1941,2(10):5

[6] 陆定一 . 目前宣传工作中的四个问题 .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 北京 :学习出版社,1996 :41

[7] 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 .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 北京 :学习出版社,1996 :46

[8] 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 .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 北京 :学习出版社,1996 :151

[9] 中央宣传部与总政治部的通知 .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 北京 :学习出版社,1996 :504

[10] 中央宣传部关于组织讨论《解放日报》社论《论战局》一文的通知 .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 北京 :学习出版社,1996 :644

[11] 中央、军委关于向日本军民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 .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 北京 :学习出版社,1996 :294

[12] 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 [M]//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 北京 :学习出版社,1996 :211

[13] 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印发《评〈中国之命运〉》的通知 .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M]. 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521

[14] 发刊献词 [J]. 理论与现实,1939(1):10

[15] 新中华报改版的意义 [N]. 新中华报,1939-02-07

[16] 发刊词 [J]. 中国妇女,1939,1(1):3

[17] 发刊词 [J]. 中国工人,1940(1):4

[18] 致读者 [N]. 解放日报,1942-04-01

[19] 王志刚 . 创造读者需求是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 [J]. 出版科学,2012,20(3):37

[20][22] 编后记 [J]. 中国文化,1940,1(2):64,46

[21][24] 编辑室 [J]. 中国文化,1940,1(3):37

[23] 刘艺 . 对“以读者为中心”出版理念的辩证思考 :兼谈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导向的重要性 [J]. 出版科学,2009,17(2):68

[25] 前线工卫队来信及我们的复信 [J]. 中国工人,1940(9):47

[26] 妇女应当作妇女工作 [J]. 中国妇女,1939,1(4):20

[27] 刘先春,杨志超 .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选择 [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8(6):635

[28] 关于敌后妇女合作社的开展问题 [J]. 中国妇女,1940,2(4):14

[29] 问题与答复 [J]. 中国青年,1940,2(11):62-64

[30][31] 参见胡绩伟 . 青春岁月 [A]// 张光 . 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西安 :陕西日报社,2006 :32,32-36

[32] 王先俊 . 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 :抗日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3(3):267

(作者简介:李祥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出版科学》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