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刘少奇与晋察冀军事局面的扭转

提要: 解放战争初期，中共晋察冀解放区的军事局面一度十分被动，大同久攻不克，又连失承德、张家口等重镇，部队损失巨大、组织混乱、士气低落。朱德、刘少奇到晋察冀后，从组织领导、思想观念、部队建设、后勤保障等诸方面查找原因，并有针对性地作出整顿。二人从改组领导机构、重建晋察冀野战军入手，并跟随重组的野战军进行具体指导，使野战军不断打出胜仗。晋察冀军区自清风店战役起重新获得主动，通过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将这种主动和优势保持了下来，从根本上扭转了晋察冀被动的军事局面。

1946 年底到 1947 年初，由于种种原因，中共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军事形势陷入极被动的局面: 大同、集宁之战刚刚失利不久，张家口又被攻占。随后，国民党军“重新占领了平汉铁路北段，又侵占了察南地区”，企图“深入晋察冀腹地，占领要点，封锁关隘，把我军( 指解放军———引者注) 主力困在山区，进而包围歼灭”。[①]为打开局面，在撤出张家口之后，晋察冀部队转战保定南北，先后进行了易满、保南等战役，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有些仗是在被动情况下打的”，“还没有完全掌握主动，摆脱被动”。[②]相较于中共领导下的其他解放区，晋察冀的军事工作显得尤为落后。代理总参谋长的周恩来在小河会议上总结一年来的战绩时指出: “我军各区成绩次第为: 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晋察冀。”[③]晋察冀居然落后于面临数倍敌人艰难转战的陕甘宁，着实出人意料。

1947 年春，由于国民党军进攻延安，朱德和刘少奇带领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在深入分析局面被动的原因之后，朱德、刘少奇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使局面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根本扭转，并于年内解放了石家庄，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连成一片，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为中共在解放战争中的全面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对这一转变过程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对此有简要记录，承认一些战役未能达到预定目的，“给了敌人以可乘之隙”[④]，但并未就此深入和展开。曾服役于军事科学院的历史学者茅海建、刘统也认为《战史》“对于解放军战史中的经验教训，似过于惜墨”。[⑤] 其余研究则多从朱德对晋察冀军区工作指导的角度，从正面强调朱德所做的工作，对存在的问题则探讨不多。[⑥]时任晋察冀解放区党、军队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对此也有不少的回忆，但内容多经过回忆者的主观筛选，“过五关斩六将”的叙述多，“走麦城”的叙述少。[⑦] 这倒未必是当事人讳言失败或不足。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再回望过去，对胜利的印象更加深刻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拨开历史的迷雾，将被人有意无意遗忘的细节补入历史，探究晋察冀军事局面一度被动的原因，并考察随后发生的巨大转变，实有必要。

一、陷入被动: 解放战争初期的晋察冀战局

1946 年早春，中共曾乐观地预计: “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已经到来了。”[⑧]但形势的发展却越来越严峻。至年中，中共认识到: “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 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 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虽然中共此时仍在致力于“争取和平前途”，但为了应对“蒋介石准备大打”，6 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电各战略区负责人，作出具体部署。[⑨]

对晋察冀，中央明确要求: “在国民党大打后，你们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四城。”所谓三路，即平汉路石门以北、正太路和同蒲路; 四城，即三路上的战略要点保定、石门( 即石家庄) 、太原和大同。对此基本任务，中央设想: 当国民党军向北进攻承德时，晋察冀应不顾攻承之敌，“全力举行平汉战役，占领从长辛店至石门整个平汉路，相机占领保定石门两城”。此一战役胜利后，主力西进转入山西方面，“首先配合山西各区，夺取正太、同蒲两线，扫清太原、大同以外一切敌据点，……然后相机夺取太原、大同”。[⑩] 显然，这一任务超出了晋察冀军区的能力范围。

全面内战爆发后，根据中央意图，晋察冀、晋绥军区决定先在晋北夺取同蒲北段，割断大同、太原联系，再合力攻取大同。但此计划遭遇重大挫折，大同战役未达战役目的。陈诚称中共此役“其失败为各役所少见”[11]。阎锡山认为守住大同不失，“对拱卫平津察绥，实有重大贡献”[12]。

对晋察冀而言，局面已相当严峻。在此之前，冀东重镇承德在 8 月 28 日已被国民党军占领。大同攻而未克，作为一座孤城的张家口势必不守。而张家口如有失，中共关内与关外的陆路联络即被切断，不仅影响华北，还将牵连东北，影响全局甚大。国民党军自然也看清了战局，遂集中第十一、十二战区主力对张家口展开东西夹击。

晋察冀军区负责人认识到，部队连续作战本已损耗很大，在敌东西对进的情势下，张家口不易坚守，于是向中央军委建议主动撤离。中央军委次日即复电: “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同时，“集中主力于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 两个团左右) ，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之口号下进行动员，但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如届时敌数路密集不利于我，可以临时决定不打。”[13]这实际上是把原来预定的外线出击改为了内线歼敌。这个调整并不是孤立的。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中共对国共两方的战略、战力等有了基本清晰的认识，在 9 月 16 日向党内发出指示，将两个月之前的设想进行了调整，放弃攻占大城要道，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4]。

但高明的战略需待以时日才能显出效果，对张家口来说，此刻已是缓不济急。国民党军于10 月 11 日突入张家口。杜聿明之东北保安司令部所属各军同时由凌源、承德北上、西进，攻占赤峰、多伦、沽源。华北局面急转直下。

攻下张家口当天，蒋介石感叹: “张家口为我国北方国防基地，今得收复，不胜感谢天父圣恩，此为一年来朝夕所悬虑之事，至今方得安心也。”[15]在这一星期的“反省录”中，蒋再次重申此战的重要意义: “收复张家口为关内对北最重要，亦为最后最大之难关，一年来寝食不安者，实以此为最甚。”[16]中共军队在长江以南并无优势，在黄河以北则恰恰相反。而在北方，蒋介石此时又认为关内未肃清以前，对东北只取维持现状态度。故此，华北就成为他战略的重中之重。中共在华北所占最大城市张家口被其收复，自然极具标志意义。在他看来，此后似可一鼓作气而至于完全解决了。在这样的判断下，蒋介石一面电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严督所部，兼程南下，勿稍停留，务期一鼓荡平”[17]，一面自信满满地宣布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实际上完全关死了国共之间和平谈判的大门。

中共军队撤出张家口之后，“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18]。“军队和地方有些同志有埋怨情绪，甚至骂街; 有的对平绥线的优越条件恋恋不舍，不愿向南转移。”[19]更有甚者，出现“逃亡及久假未归之战士及干部”[20]，以至于晋察冀中央局不得不在 1947 年 2 月底作出关于归队问题的相关决定，通过政治教育和制度规范等多方面举措来缓解此种情况，以鼓舞士气、减少逃亡。部队中弥漫着的消极情绪由此可见一斑。组织的混乱和士气的低糜相互交织，晋察冀部队此时已完全是一副败军之相，如任其发展下去，局面将一发而不可收拾。

正在此时，朱德和刘少奇于 1947 年初来到晋察冀。朱、刘之所以到晋察冀，直接的原因是国民党军对延安发动了进攻。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于 3 月 28 日在子长县做出留在陕北的决定。3 月 29 日晚至 30 日，中共中央又在枣林沟开会，对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行止作了更具体的部署: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 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21]会议一结束，刘少奇、朱德次日即从陕西绥德县石嘴驿出发，马不停蹄地向华北前进，于 4 月 1 日拂晓东渡黄河，先后到达山西临县、兴县等地，又经过静乐、宁武、崞县，于 26 日到达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5 月初，转移至平山县西柏坡村。

二、未打成歼灭战: 战局不利的主要原因

4 月 27 日，朱德、刘少奇刚到城南庄，便听取了晋察冀中央局的汇报，对晋察冀的工作有了一个大致了解。30 日，晋察冀中央局为中央书记处两位书记的到来召开干部欢迎会。在会上，朱德先从鼓舞士气的角度肯定了晋察冀取得的成绩，接着毫不避讳地指出: “你们最近打了一些胜仗，只是仗打得零碎了些。如何打大歼灭战，你们还没有十分学会。从张家口退出来以后，没有很好地把兵力集中起来。”并着重强调: “打歼灭战，是红军的传统战略思想。我们历来是靠歼灭战来壮大自己，你们一定要贯彻打歼灭战的思想。”[22]作为一名敦厚长者，朱德讲得十分客气，事实上，“从张家口撤退后，主力转到南面，在保定南北连打几仗，除保南战役外，都是敌人主动进攻。而保南战役，也是在敌人进攻我根据地的态势下，我们不得不采取的反击行动”[23]。但过多指责无益于现状的改变，朱德还是把精力主要放在了总结经验教训上。

原因究竟在何处? 朱德决定先听听各级指挥员的直观感受。5 月 4 日，朱德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委罗瑞卿会商，决定分别召集纵队、旅、团级干部会议，总结前一段时期作战的经验教训。6 月 1 日，朱德对从各级指挥员处得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加上自己的一些思考，报告中共中央: “野战军组织头重，尚未脱离抗战时期游击队地方军范围，后方庞大，出征人员少，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上级指挥不好，自张家口退出后，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供给补充也是紊乱的，撤张家口后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又加以在建立生产运动口号下，各自为政，团以上的各级机关，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的关系也不好。”但总的说来，“部队成分是很好的，干部也是好的，有红军传统，战斗经验多，技术也相当的好，惟战术一般的差，上级指挥，各级都不满意”。[24]

在这份报告中，朱德主要指出了晋察冀军区存在的作战部队不精干、领导指挥不称职、供给紊乱、战术差、纪律坏等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条都足以威胁到部队的战斗力，只一点做不好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更何况是兼而有之。晋察冀军区没能打出歼灭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没打出歼灭战，一来己方消耗大，二来敌方有生力量得以保存。不仅如此，因中共军队的武器装备主要靠取之于敌，没有歼灭也就没有补充，自然是越打越糟糕。但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各问题均有根源，由来已久，且相互交织。只有把它们一一分析清楚，才能对症下药，以求解决。

晋察冀军区的这些问题可以追溯至和平思想影响下的大量裁军和备战不足。1946 年初，中国的政局出现短暂的和平。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晋察冀军区在 1946 年的三四月和五六月间对部队进行了两次整编。第一次整编时，第 1 纵队由 9 个团缩编为 6 个团，冀察郭天民、刘道生纵队合编为冀察纵队，冀中杨成武、黄寿发纵队合编为冀中纵队，冀晋陈正湘、赵尔陆纵队合编为冀晋纵队，冀东、热辽纵队番号撤销。第二次整编时，冀察纵队第 8 旅、冀中纵队第 11 旅番号撤销，冀察纵队改称第 2 纵队，冀中纵队改称第 3 纵队，冀晋纵队改称第 4 纵队。[25] 总括地算起来，“晋察冀军区当时复员转业了约 10 万余人”[26]，兵力减少为原来的一半。结果，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察冀军区兵力明显不足。受和平思想影响，晋察冀军区在军工生产和部队训练方面也做得不够。在军工生产方面，“那时在宣化建设一个酸厂，建设一阵，听说用不得”，“当时张家口那样好的环境，我们就连手榴弹、迫炮弹也没有多准备一些”[27]，甚至“有的兵工厂炮弹也停产了”[28]。在训练方面，虽然“练兵是当时中央指出的中心任务之一”，但晋察冀“没有抓紧，兵也练了，可是没有认真的练，而且训练内容也有些不对头”，“干部也没有很好准备”。[29]战争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而晋察冀军区在人力、物力上都没有做充分的准备，无疑给下一步作战埋下了隐患。

除了受和平思想的影响，对战局最大的影响来自领导指挥方面，以致“上级指挥，各级都不满意”。刘少奇亦评价: “过去之所以搞成那样糟，主要也还是一个领导问题。”中央局的威信不高，“其原因并不是人事问题，而是工作问题，而是中央局内部的团结问题”。[30] 时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的萧克坦承: “战前领导上思想的缺陷，对战争的影响很大。”[31]萧克的说法似失于笼统。具体地看，所谓“领导思想上的缺陷”，除领导班子对全面内战爆发思想准备不足以外，主要的还是刘少奇所指出的“团结问题”，即晋察冀中央局和野战军中不同程度的不团结现象。这在朱德、刘少奇对晋察冀军区进行整改所关照的重点上可看出些许端倪。在晋察冀野战军领导班子调整后，朱、刘相继与新班子成员谈话，两人不约而同地将“团结”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来强调。朱德对杨成武提出了 12 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团结”，刘少奇同样“特别强调了野战军领导的团结问题”[32]。由此可以想见，前一时期存在的各种不团结问题对部队影响至深至大，才会让两位书记处书记如此重视，反复叮嘱，以免重蹈覆辙。但是，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这种不团结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更多的属于无原则的纠纷。全国土地会议期间，刘少奇在对晋察冀土地会议代表团的谈话中谈起这个问题: “好多人说这里内部斗争很激烈，但未发现两条路线的斗争，未发现两种原则的争论。”无原则纠纷对各项工作的损害同样是巨大的: “长期陷于无休止的、原则性很少的、带宗派性的争论中，扯不出脚来。这种争论使党不能团结，坏极了，害处极多，不正派，使大家没心思去做工作，瓦解党，丧失党的威信，破坏党的威信。”[33]不仅如此，领导班子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就难免互相不服气，进而互相不配合，出现令出多门的情况，让下级无所适从，从而各行其是，破坏集中统一。

不仅领导层存在思想和工作方法的问题，部队中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其中最主要的是没能及时完成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军利用铁路、碉堡等对根据地进行分割，八路军、新四军不易集中进行作战，故多采用游击战的方式。但长期处于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中，也给部队建设带来了弊端，使得部队长于分散而短于集中。对于集中起来大踏进退，周密协同地进行运动战，部队既无经验，更缺信心。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军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与国民党军差距不小，运动战对中共而言才是最佳选择。而运动战的要诀就在于在快速运动中寻找战机，主动出击，觅得敌人的弱点，并集中力量打击之。但正如朱德所指出的，晋察冀军区很多仗都是被动打的，主动性既不足，预见性也欠缺。罗瑞卿对此有一段切中肯綮的总结: “缺乏全盘的考虑情况，充分地调查与研究也嫌不足，因而在战役过程中，敌我双方可能发生些什么变化也就不能有很好地预见和预计。这个战役结束了，下一篇文章该怎么做，往往是走一步看一步，眼睛不能看远一点。这样一来，就容易被局部情况所左右。哪个地方敌人局部的动了一下，我们就跟着动，缺乏坚定不移的方针。”[34]此可谓当事人痛定思痛之后的真知灼见。部队的游击特征还体现在纪律方面，因长期游击战而沾染的游击习气仍在晋察冀的部队中存在。抗战胜利以后，晋察冀军区的正规军是由地方部队整编而来的。“他们从四百( 应为‘面’误———引者注) 八方汇拢成一支几万人的纵队，在进军中才把便衣换成军装，并补充了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调整了步枪口径，批判了不肯离开家乡的地域观念和游击习气，号召大家树立不怕远征、不怕进山、不怕吃苦的思想。但是，去掉游击习气，不是靠突击就能解决问题的。要靠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游击队有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然而再好的游击队也还是游击队。”[35]和平思想的存在导致晋察冀军区领导人对战争的危险估计不足，从而轻视了部队正规化训练。未及去掉游击习气，大军便仓促投入战斗，纪律松弛、军政军民的关系不好也就在所难免了。

再一个重要原因是初战没打好，导致兵力损耗、补给短缺和士气低落。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同时担任大同战役前线指挥部政委的罗瑞卿认为: “初战没有打好。初战往往对战争全局影响很大，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先搞个硬钉子，拿大同，没有先打弱的，后打强的。”[36]“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 如究竟重点是攻城还是打援? 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 ，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相当典型的战例! ”[37]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观之，当初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的夺取“三路四城”的目标显然太大了。虽然作战的指导方针随着时局的发展作出了调整，但最初规定的任务超出了晋察冀军区的能力范围之外，由此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萧克事后总结认为，不利局面的形成，首要的原因就是“机械地执行夺取‘三路四城’的方针”。他说: “从当时的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是不适当的。首先打大同，更是失策; 大同久攻不下，又不撤围，就更被动。”[38]事实确如萧克所言。但大战刚起，双方都还处于试探和侦察的阶段，目标过大或过小都不足为怪。相比中央的指示，第一线指挥员对中央意图的理解、对当时敌情的分析和判断、对兵力的合理部署、对战术的灵活使用同样关键。目标过大的问题并非晋察冀独有，其他解放区也存在，但如大同战役这样的失败则未见。

另外，在具体战术、技术运用上，晋察冀军区也存在诸多可改进之处。例如，“战役组织上失掉突然性”，轻敌，“对自己力量估计过高”，“兵力不是绝对优势，且战斗力不算强……形成旷日持久，在外围拖起来”，以及“部队打大城市的经验没有，有些部队打小村镇的经验亦不够”，等等。此外，军区还存在“两战略区领导思想上不完全一致与部队行动上不够协同”等问题。[39]

可见，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野战军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缺陷，部队向运动战转变迟缓以致缺乏主动性、突然性，在思想和战术上对运动战、歼灭战准备不足等，共同导致了解放战争初期的不利局面。而在初战的选择上不慎重，更加剧了这种失败。当然，除了这些因素，朱德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野战军组织头重、后方庞大、供给补充紊乱等问题也是影响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三、整顿的切入: 改组领导机构

朱德、刘少奇对晋察冀军区的整顿，首先从改组野战军领导机构开始。朱德解释说: “军区指挥机构对野战军各纵队的作战指挥还不完全适应; 各纵队、各旅以至各团都各有自己的后方。对伤员的治疗、俘虏的训练以及后勤供应等问题，均为各自办理，缴获的武器装备、物资、器材也都需要各自送往自己的后方。因此，后方庞大，战斗人员少、头重脚轻，不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央决定组建野战军，成立野战军的领导机构，加强野战军建设，使之成为一个有力的‘拳头’。”[40]朱德这段话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是重建野战军领导机构，二是使后勤保障与野战军作战相适应。

此前，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发展变化，晋察冀野战军曾几经变动。如果此时能迅速组建一个团结高效的野战军领导机构并使之发挥作用，成为一个有力的“拳头”，无疑将成为解决难题的有力切入点。此举既能更好地贯彻整体战略方针，又能在战役战术指挥上有所改进，一新广大官兵耳目，消除不满情绪，从而提高士气、振奋精神，并带领部队打出更多胜仗，带来一系列积极变化。

5 月 31 日，朱德和刘少奇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以杨得志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以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以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负责全权指挥晋察冀野战军”[41]，并以耿飚为参谋长。细察这一人员搭配，不难看出朱、刘二人之苦心孤诣。杨、罗、杨、耿四人较强的工作能力自然是二人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除此以外，四人之间有着长时间较好的工作关系，相互配合到位，团结搞得好，当是朱、刘为清除前期领导班子不团结之消极影响的主要着眼点。其中，罗瑞卿是杨得志和杨成武的老上级，罗瑞卿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 11 师政治委员时，杨得志任该师特务连连长; 罗瑞卿任中央革命根据地 1 军团保卫局局长时，杨成武是罗瑞卿的下属。杨成武和耿飚是红 4 团的老搭档，当时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治委员。在红 1 师时，两人又在一起工作，结下了较深的战斗友谊。杨得志所在的红 1 团与耿飚、杨成武所在的红 4 团在长征途中彼此也配合得很好: 突破乌江时，红 4 团在上游，红 1 团在下游; 抢渡大渡河时，红1 团在水面强渡，红 4 团则全力夺取泸定桥。这种在血与火中结下的战斗友谊让他们比一般人有着更深的信任和默契，对团结带领晋察冀野战军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样的人员配备显然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权衡。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朱、刘也透露: “上述提议经我们与聂、萧、罗分别谈话，在数日考虑之后，又经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一致赞成和同意。”[42]6 月 2 日，中央同意了朱、刘二人的提议。野战军指挥机构恢复，除杨、罗、杨、耿外，野战军下辖第 2、3、4 纵队和炮兵旅。

对各纵队的指挥者，朱德、刘少奇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在重建野战军指挥机构的同时，他们对各纵队指挥员作了调整: 第 2 纵队司令员郭天民调离，陈正湘由第 4 纵队调第 2 纵队任司令员，第 4 纵队司令员由曾思玉接任，原由杨成武担任的第 3 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郑维山接替。其中，郑维山原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中央局本拟调其主持新四军第 5 师工作。刘少奇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致电晋冀鲁豫中央局的主持者刘伯承、邓小平并报告中共中央: “从中央任命杨得志为此间野战军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为第一、第二政委后，两杨离开纵队工作，各纵队干部配备确有若干困难。资格老者，两杨感觉难于指挥，而能为两杨在工作上合作者，此间确难物色。”为此，刘少奇建议: “两杨既请求以郑任纵队司令，为减少两杨组成此间野战军困难起见，我意以同意杨、罗提议留郑维山任此间三纵队司令为宜。”[43]名为建议，实为恳切之挽留。数日后，朱德、刘少奇又联名致电中央军委: “此间野战军纵队以上干部配备业经杨、罗、杨提议经中央局请求任命，望中央迅速考虑答复。”[44]留郑维山主持第 3 纵队之迫切心情跃然纸上。

组建了团结有力的野战军指挥机构，加上精挑细选的纵队一级干部，晋察冀野战军已开始展露新的气象。诚如毛泽东总结多年革命经验后所言: “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5]干部选配得好，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为适应野战军重建后可能面临的作战方式的转变，使其能切实做到轻便灵活、快速机动，朱德、刘少奇又调整了后勤机构，力求后勤力量编组合理、配置适当、保障有力。这也是部队向运动战转变的必然要求，是部队建设向正规化发展的必要一环。其主要举措是建立军区后勤部，“统一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脱去后方勤务工作，割去大尾巴，不做生产，商店归公”[46]。上述调整带来了一系列积极变化: 一方面，减少了后勤人员，增加了作战人员，使“头重脚轻”的问题得以改善; 另一方面，后勤统一起来，便于后勤工作专业化，也便于后勤力量在军区范围内统筹使用，提高了后勤保障效益。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在原来后勤机构分散、各自保障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与严格的标准，“一般供给标准都提得很高，以致大公家经常无钱发”。不仅如此，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团以上的各级机关，都有一笔财产。平时有贪污腐化的，战时有发洋财的，纪律也因之普遍的坏，打人骂人也相当的多，军政军民的关系也不好”。建立统一军区后勤机关，对克服上述缺点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清风店战役: 战局初步好转

重建野战军，建立军区统一的后勤机构，只是为打胜仗奠定了基础。想要在战场上取得实实在在的胜利，还需要各级指挥员和战斗员从思想上、战术上、技术上各个方面逐渐转变。但是，从被动应战转为主动出击，从击溃战到歼灭战，需要指挥员敏锐、果敢地捕捉战机，需要部队上下齐心，以高昂士气不惧艰苦大踏步进退，还需要灵活的战术和充足的保障，转变实非短时间内可以轻易实现。朱德在 7 月 11 日向中央报告时即认为: 晋察冀的军事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方向是拨正了，督促进行并非易事”[47]。真正的转变，需要在实战中一点点地实现。

“晋察冀野战军领导机关成立起来后的头一仗是大清河北战斗，这一仗演变成清风店战役，消灭敌人一万七千多人，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48]晋察冀野战军在这一仗中实现了向打歼灭战的初步转变。

9 月初，经过休整的晋察冀野战军发起大清河北战役。这一仗有得有失，得在歼灭对方五千余人，和前期作战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成绩，失在野战军自身消耗和损失比较大，可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是，一些积极因素已悄然显现，给人以大的鼓舞，其中最主要的是部队士气已渐趋积极昂扬。9 月 23 日，朱德、刘少奇向中央军委报告: “此次士气极旺，干部之具有牺牲精神，较以前不同。”这一变化来之不易，朱、刘二人决定趁热打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力争将涨起来的士气巩固住，将野战军领导的威信树起来。两人计划: “朱拟去野战军再整理一时期，随同杨、杨等打一二个好仗，将野战军树立起来。”[49]这一时机的把握恰到好处: 过早，则士气还没有起来，不能乘势而上; 过晚，可能因为战绩不理想导致官兵对新领导的怀疑泛滥起来，局面也可能由此再度转坏。

寻找有利战机并不容易。此时，国民党军队以相对集中的兵力驻守在北平、天津、保定三个互为掎角的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原定的作战计划是围城打援，以迅猛的动作围攻在北平以南、保定以北的平汉路要冲徐水，引敌救援，从而在运动战中消灭援军。这个战役计划摆脱了被动应付，与刚退出张家口之后的几仗相比，突出了主动性。另外，野战军司令部对于不利情况也作了充分预想，假使援军从几个方面一齐压上来，“予以相当杀伤后，诱敌西进，迫敌分散，然后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他们”[50]。在作战准备上，晋察冀野战军也比先前更为缜密和充分。出乎野战军司令部意料的是，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保定绥靖公署所属第三军( 军长罗历戎) 此时却突然从石家庄北上，企图对晋察冀野战军南北夹击，将野战军聚歼于徐水周围。

战局的变化既突然又重大! 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三人在行军途中得知罗历戎部北上的消息，就地铺开地图，研究起作战方案。三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清风店地区是理想的战场。在战争中，如果能按照己方设定的战场展开战斗，自然在态势和力量上有优势，胜算也大。但此时罗历戎所部离预定作战地域只有 90 多华里，而晋察冀野战军由于此时正欲北上并西进，队伍拉得长，离清风店地区最近的也有 150 多华里，远的甚至达到了 250 多华里。能否捕捉战机，化被动为主动，变劣势为优势? 敏锐而果敢的三人当机立断，决定奔赴清风店，围歼罗历戎。[51]改组后的野战军司令部不愧为精干高效的指挥班子，“从接到军区电报，到做出最后决定，一共才花了二十多分钟的时间”[52]。这一决心的快速下达实为全战役的枢纽所在。事后的战役总结认为: “战役发起后，石门第三军北上增援，当时野司能根据情况之变化于接获军区打三军命令前，即机动急调主力星夜南下直奔预定战场( 望都、方顺桥间) ，为决定此一战役胜利之主要关键。”[53]

在路程普遍比对方远一倍的情况下，司令部敢于做这样的决定，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 第一，经过大清河北战斗，对部队战斗力和精神状态有了充分自信。第二，改组整顿后的后勤保障提供了强大支持。事实也证明了司令部决策的正确。在野战军南下的路上，“大路上每隔五十公尺左右就有一口大缸，缸里分别装的是开水、带枣的小米稀饭、加了糖的玉米面粥。为了保温，有些大缸外面包上了厚厚的棉被”。“缸与缸之间是临时架起的锅灶。锅里贴着当地老乡爱吃的玉米饼子。”[54]高昂的士气加上有力的保障，野战军在一个昼夜急行军 200 余里，抢先占领有利作战位置。经过激战，晋察冀野战军全歼罗历戎所部第三军，活捉了罗历戎，取得完胜。

总结这一仗，杨成武认为: 胜利是因为“全军自上而下贯彻了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与作战方针”[55]。晋察冀野战军的转变，首先体现在思想上主动求战，敢于出击，并对胜利充满信心。在此基础上，部队在战役、战术上更加突出主动性，通过调动对方和大踏步的进退，把主动性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创造出有利战机，一举而歼灭之。耿飚也有相似的体会，他说: “用‘运动’来引诱、分散敌人，以创造歼敌条件。一旦条件形成，就机动灵活，及时捕捉战机。”[56]总括地看，两人都强调了“主动”和“机动灵活”的作用。这与之前的被动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著名党史学者金冲及在《朱德传》中言简意赅地评价道: “如果没有从上到下地普遍确定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如果野战军没有几个月来在实践中得到的锻炼和切实的整理补充，如果没有统一而有效的后勤供应以及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即使出现战机也未必都能抓住，这次大歼灭战是不可能出现的。”[57]此可谓直指问题要害，道出了取胜的关键所在。

五、攻克石家庄: 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10 月 22 日，也就是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聂荣臻等即提出“乘胜夺取石门”的建议。次日，朱德、刘少奇也向中央军委表达了同样的意愿。同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攻打石门。打石家庄成为上至中央军委下至野战军的共识。

以石家庄的重要性而言，中央军委早在 7 月初就有了组织石家庄战役的想法，但到 10 月下旬条件才成熟。聂荣臻曾深有感触地说: “这一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从指导思想上说，是摘下了一颗成熟的果子。果子没有成熟，也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硬要去摘，结果不但摘不下来，还要吃亏。解放战争初期的攻打大同，以及在这之前的围攻归绥、包头，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果子熟了，你不去摘它，那也是错误的。对石家庄的进攻，就正是时候。”[58]准确把握作战时机，也是晋察冀军事工作逐渐向好的一个重要表现。

决心既已下定，胜败取决于战术的运用。在这一点上，晋察冀野战军在整顿前后表现大大不同。

对最为关键的指导思想———攻坚、打援何者为主，中央军委本已明确要求: “不但集中主力九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59]朱德也指示野战军: “乘胜进攻，有可能打开，亦可能引起平、保敌人南援，在保、石间寻求大规模的运动战的机会。”[60]可见，中央军委和朱德并未把攻坚作为唯一战役目的。可即便如此，晋察冀野战军仍以很快的速度攻克石家庄，足见其准备之充分、战术运用之成功。与此相较，在此前的大同、集宁之战中，战役指挥部虽然战前也认识到“攻坚、打援，是这一战役密不可分的两个组成部分”[61]，但是战前只对大同攻坚确定了明确的部署，对于打援，“只确定了打点阻援的方针。没有预定打援的战场，没有做出打援的具体部署”[62]。两相对比，晋察冀野战军在思想和战术上的进步不言自明。

野战军的充分准备和成功战术集中体现在攻城战斗中。石家庄守备森严，从外到内共有三道防线，攻下绝非易事。国民党军甚至宣称: “石门是城下有城，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国军凭着工事可以坐打三年! ”[63]针对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朱德简明扼要地指示旅以上干部:“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战，要勇敢加技术。”[64]这是一条十分凝练的概括。勇敢靠士气，技术则主要指炮兵、工兵的应用。朱德在这几个方面下了很大工夫。10 月 27 日，刚到晋察冀野战军驻地，朱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视察炮兵部队，并强调炮兵的重要性: “炮兵很重要，为步兵开辟道路，可以减少伤亡，炮不打，口不开，打开缺口可以胜利向纵深推进，扩大战果。”随后，朱德还具体讲解了炮兵战术: “在战术上要注意，接近敌人要秘密，打炮时要猛，要突然，火力齐整集中，集中里面还要再集中，还要注意运用不同地形实施射击，不打则已，一打就打得猛，打得准，打得狠。步、炮协同好，胜仗不断打。”[65]30 日，朱德又在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炮兵、工兵会议上讲了工兵使用的问题。他极为重视这些工作，视其为战役成败的关键所在。11 月初，朱德又专门致电聂荣臻等: “我到此已去看过炮兵，召集炮兵、工兵干部开过会，讨论攻石门技术问题。又召集旅以上干部会议，共同决定了攻石门计划，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有组织、有步骤地去进攻，用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加以炮击，各个摧毁，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66]

强有力的指挥必须和晋察冀部队自身的变化结合起来才能起到作用，两者缺一不可。经过清风店战役的锤炼，晋察冀野战军已一扫往日颓势，“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大搞军事民主，开展了一个‘提困难，想办法’的群众运动，发挥从清风店战役中补充的解放战士的积极性，让他们介绍石家庄敌人的设防情况，大家共同研究接近和通过市沟、破坏电网、穿过马路、爆破地堡以及对付敌坦克、铁甲车的办法”[67]。针对其中的关键环节，部队还反复进行了演练。火热的场面反映的是思想的变化和士气的高涨，野战军已变得十分积极主动。

在准备工作方面，“准备的兵力很充足，相当于敌人的 4 倍，既准备攻坚，又准备打援，甚至准备以打援为主; 物质条件的准备也很充分，有充足的攻城器械，准备的炸药和炮弹都没有用完”[68]。除了兵力和物质上的准备，精神准备、纪律准备、动员准备也十分到位。比如，战斗精神方面，“战士都打得很坚决，就是失掉联络，也能到别的连里参加作战，同样勇敢、听指挥。打街市战时，上级指挥有时达不到，就靠班长，靠战斗小组长，靠各自为战”[69]; 而在动员方面，在清风店战役结束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即“集中了一万一千多民兵，八万二千多民工和万余副担架、万余头牲口、四千多辆大车”[70]。

结果，仅用时一星期，晋察冀野战军即攻克石家庄。

拿下石家庄，意义非比寻常。石家庄处于平汉铁路和正太铁路的交叉口，位置十分重要。占领石家庄以后，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的战略环境即时大大改善。对晋察冀军区而言，这次战役是一个先例，是一个质的飞跃。“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在心理上，经石家庄一役，两军对战争的信心上出现明显的此消彼长。对国民党军而言，“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怕得很厉害”。对中共军队而言，“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可以打下第二个、第三个以及许多象石家庄这样的城市”。[71]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晋察冀的军事局面实现了根本的转变，从处处被动一跃而“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并因此获得“夺取大城市之创例”的赞誉，[72]充分说明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作战水平和晋察冀解放区整体工作的提高。战争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仅作战部队要勇猛且懂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此相关的各方面工作均需密切协调、高效运转。清风店战役的胜利说明晋察冀的军事局面已由被动扭转为主动，拿下石家庄更检验了晋察冀以打仗为中心的各项工作。这绝不仅仅是一场战役的胜败或一座城池的得失那么简单。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朱德、刘少奇在组织人事、官兵思想、战略战术、后勤保障等各方面对晋察冀军事工作的整顿，得益于晋察冀中央局主持下各项工作的相互配合，得益于以野战军领导班子为代表的广大官兵的精诚团结和英勇善战，得益于军区后勤部的有效组织，更得益于民众的全力支持。局面已经好转，胜利已经取得，尽管以后的工作还将遇到困难，但积极向上的势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逆转，并渐臻稳固，为下一步更大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来源：《苏区研究》202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