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

21世纪即将走过1/5的历程，产生于20世纪上半期的诸多显赫一时的史学思潮和流派大都风流云散，唯有萌芽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历经百年风霜而未曾凋谢，至今仍居于主流。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比拟、不可替代的。然而，就当前国内学界的学术史研究状况而言，关于已逝思潮和学派的研究硕果累累，颇为可观，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研究不尽如人意，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总体发展迟缓，甚至可以说，才刚刚走上学术化的轨道。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几乎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走在前列的学术史研究的重大薄弱环节。

以往学界并不缺乏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基本处于传统模式的笼罩之下，存在严重的同质化弊端。传统模式的核心是革命话语。在革命话语的支配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成为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史学史与革命史的书写基本属于同一范式，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的联动构成中心内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也采用单一的目的论、决定论的线性叙事，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乃至整个近现代史学史的发展进程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胜利为归宿的，其位居主流是必然的。

与上述革命化倾向相关，在以往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研究中，一部论作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首先取决于作者的政治立场和党派归属。政治上信仰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共是一个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史学被等同于中共史学。中共之外的学者（包括一定时期内中共的“同路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作为则被排除在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群体由此被缩小。不少学者亦因政治立场或党派背景的牵连，其学术研究被视为“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而得不到客观审视。

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的一体化，相关的学术史研究往往以表彰式、认同式为主，多数成果侧重于总结评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成就，彰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步性。研究者受主观偏好的制约，罕有反思性的评议，无法进行辩证、理性的深入剖析。与其说是研究学术，不如说是仰望先辈。归根结底，研究者“身在庐山”，缺乏一种更为超脱的姿态以及胸怀全局的气魄，从而极大地制约了研究的力度、深度和高度。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传统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已经与当前学术史研究的进展脱节。相对于目前活跃的学术史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领域显得比较沉闷、保守和滞后。已有成果多属于以史家、史著为中心的常规研究，基本上是史家生平和史著评价的简单组合，这类研究已面临选题枯竭、低水平重复的局面。研究者缺乏“穷则思变”的勇气和能力，对当前学术史领域的一些新观念、新方法、新材料视而不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被强大的学术惯性所支配，得益于最新学术进展者甚少。因而，以今日学术史研究的水准加以衡量，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尚处于有待开发的状态。

由此看来，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走出如上困境，必须进行根本性、整体性的改造，既不能满足于传统模式下的常态研究，也不能局限于局部的修补完善。那么，如何突破传统模式和僵化思维，重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进而刷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书写？在笔者看来，主要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首先，反思和检讨许多既有的所谓定论与常识，将研究对象重新“陌生化”“问题化”。早先形成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定论与常识，固然为后续的具体研究提供了指引，但也时常成为突破提高的障蔽。对于这些定论与常识必须进行重新审视。比如，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界定就存在很大偏差，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等同于中共史学是不恰当的。一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于五四时期，崛起于中国社会史论战，与中共并非同步产生、同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曾经是一个开放性论域，各方人士都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政治背景较为多元，并非全部具有中共身份，有的已脱离中共组织，有的是国民党人，有的属于无党派人士。1949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并非中共一支孤军，而是有一大批党外学者在活动。只有正视这些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工作，发掘出长期被埋没的史实，才能还原当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体内部诸流竞进、众声喧哗的历史场景。

进一步说，目前公认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间也并非浑然一体，而是存在差异的。以往研究往往注重强调他们之间的统一性，着力塑造他们的群像。其实，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共学者的步调不是完全一致的。最具代表性的“五老”就是风格各异、观点不同的，延安与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基本理念与治学路数也存在明显分野。延安史学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史学，历史研究与革命活动高度整合在一起；重庆史学则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文化工作并不完全合拍。1949年后，延安史学成为主导性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家除地域差异外，还存在代际区别。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创始者与后续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呈现某种差别，郭沫若等第一代、刘大年等第二代也各有特点，改革开放以后崭露头角的新一代更是别具风貌，这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时代性。因此，今后的研究不能再满足于一体化的叙述，而要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史家个性的动态分析。

另一个应当质正的定式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史的关系完全是正向的。这种认识隐含着一个基本预设，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也必须从属于革命史，作为革命史的一部分而存在，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合法性之所系，由此预设作出的一些分析很难避免模式化和简单化。前辈学者对作为“战士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持赞扬态度，强调学术服务于革命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战士”与“学者”两重角色之间的张力以及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关系也就无法得到全面而深刻的揭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史的关联的确不容回避，应当对二者之间的牵缠互动进行理性冷静的分析，对其利弊得失作出客观全面的评判，将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属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脉络和机制完整清晰地呈现出来。

其次，走出传统革命史叙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理应返回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的研究框架之中。对于史学理论所探讨的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何建树、有何失误，都有待系统的总结与梳理。以往相关研究的焦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理论的讨论上，对史学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关注不够。其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历史学之科学性、客观性的认识是自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所蕴含的跨学科取向非常值得深入挖掘，史料学思想也十分丰富。就一般史学史研究的思路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派、新传统派等其他学派的冲突和融合，其他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察和评论（或称为“他者镜像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域外学术的关联，都可以纳入研究视野。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应当向着专门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围绕自身的一些特定问题和方面展开探究。譬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若干重要领域如社会发展史、社会经济史、思想史、农民战争史等，都值得从现代史学转型的角度进行专门考察。以社会经济史而言，它不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干，而且代表着整个20世纪史学的新潮流和新方向。如果能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何开辟推动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及如何塑造社会经济史的特色等问题展开一番细密考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史意义当有更加深刻的体认。此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也是独树一帜的，既鲜明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也带有浓厚的公式化色彩，可以作为观测和剖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标本。总之，只有从特定角度切入，选取若干具体的方面展开深度描述，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真正从空疏走向笃实。

再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与时俱进，就必须融入当前学术史研究的新潮流，积极引入新视角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本是中国学术史的一部分，应该回归学术史，跟上学术史的前进步伐。自90年代以来，学术史研究成为热点后，已取得显著进展，展现了与往日不同的面目和格局。除了对重要学派、学者的学术成就进行回顾总结外，学术机构、专业学会、学术刊物等制度层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学术史对学者的研究也大为拓展，除一般性的学者生平活动外，更多注意到学术交往、人际关系，由“人”及“学”，通过学者的人际网络解读学术的生成演变，透视当时的学术生态，将学术史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而不再只是学者的“花名册”、学术成果的“展览馆”。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中，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寅恪等重要人物仍是焦点所在，但一批所谓的边缘性人物也陆续被钩沉出来，如一直被视为保守势力的“学衡派”“南高派”等。由此，学术史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也得到重新审视，不再是简单的扬此抑彼、是丹非素，以成败论英雄。在视角转换的同时，学术史研究的材料来源也大大扩充，档案、书信、日记等私密性文献尤为学者所青睐。这就突破了以往以文本解读为主的研究模式，使从新的广度和纵深探讨学术史成为可能。当前学术史研究出现的这些新动向，应当能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提供启示。当前学术史研究中的新视野、新方向、新方法，都可尝试施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领域。甚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推陈出新，就必须参照一般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进行全面的自我改造与自我变革。

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若从制度层面入手，可对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中国史学会等机构和团体进行细致考察，对《中国文化》《群众》《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进行专门研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中关于学者的研究还比较粗浅，亟待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内部的亲疏离合、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其他学派的相互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各派政治人物的交往等作出更为客观、全面的梳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存在的大量边缘性人物、因历史问题被打入另册的人物以及被遗忘的人物，都需要加以追寻和识别。这将是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巨大增长点。马克思主义学者遗存的档案、书信、日记等私密性文献，也有待全面的调查寻访和加工整理，这不但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更多原料和信息，而且有望从中发掘提炼出新问题，进而与专题研究形成良性循环，带动总体研究水准的提升。

最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要打破封闭自守的状态，主动借鉴史学其他分支、其他领域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共享其他学科的新成果。比如，目前较流行的“概念史”研究方法，将一些重要的概念、关键词作为历史的载体，通过考察概念的起源、演变以及人们对概念的运用，揭示概念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可以构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启发，催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形态话语、阶级话语的概念史分析。政治史、中共党史方面的新观点、新发现，也应当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者及时吸收。由于原有束缚的解除，近年来学术界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产生诸多创获，对一些政治组织、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都取得了不同于往昔的认识，正逐渐接近历史的原生态。这些研究虽不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直接相关，但有助于重新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政治史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新革命史”研究的兴起。“新革命史”突破了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展示了革命的复杂过程和丰富面相。“新革命史”是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学术化，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产生拉动作用。革命史研究实现初步转型之后，具有浓厚革命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也将得到进一步深化。研究者理应更加注重从常识、常情、常理出发，考察政党如何运用史学从事政治活动，理性审视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中共党史领域的一些新认识、新评价更要予以吸纳。中共党史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血肉相连。中共党史领域有关国共关系、党内政治、领导人物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一些重要人物的史学思想、史学活动的理解与评判。比如，对中国托派认识的深化，将有助于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托派学者的史学作品和史学研究。对扑朔迷离的早期中共党史认识越充分，就越有利于把握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此外，还有一个史学史研究者长期重视不够的领域，即国际共运史。国际共运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和演化关系密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来源不是单一纯粹的，而是多元复合的。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理论主张同时并行，产生了激烈交锋。在特定时期内，这些互相冲突的理论只代表不同的派别，尚无正统与异端、正确与错误之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存在的多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分歧，比较典型的是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发生的论争。国际共运的走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命运是牵连在一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者有必要充分了解国际共运史的背景和脉络。仅仅从日后居于正统的斯大林模式和斯大林主义出发观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渊源，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是非成败，将不得要领甚至出现严重错位。

当然，今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的创新路径不只上文所强调的几点。比如，马克思主义史学文献的普查整理就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各项专题研究得以展开的前提。胸无成见地对原始史料进行密集阅读以获取现场感，更是学术创新的一项基本功。再者，倡导新视角、新方法也不意味着要放弃基本研究、常规研究，拓宽视野、借鉴其他学科也不是要“舍己之田，耘人之田”，而是为了汲取灵感、活跃思维。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研究必须有效反思以往的研究模式，必须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沿着学术化之路继续推进，这一趋向是不可逆转的。

（作者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