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西路军的故事

千里河西，屹立着西路军烈士们的座座丰碑；戈壁雪山，留下了西路军英雄们的铿锵足迹。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参观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再现了当年西路军孤军远征、浴血河西、血战祁连的悲壮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历史，是中共党史、军史上一部艰苦卓绝、英勇悲壮的英雄史诗。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我们从西路军的组建开始说起……

西路军的组建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逐渐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雄峙西北的态势。这时，蒋介石急忙调集军队，部署西北“剿共”计划，组织“通渭会战”，企图一举消灭红军。与红军早有联络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将“通渭会战”的计划告知中共，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国际路线，以形成红军与东北军的战略靠背。

形势紧迫，中共中央专电征询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后，于10月11日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了实施宁夏战役各方面军的作战任务，要求11月10日前完成进攻宁夏的一切准备。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黄河渡河点，加速造船，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红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红四方面军其余两军及二方面军全部、红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据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奉命开至靖远，进行渡河前的准备。

10月24日晚，红三十军在靖远以南河包口（今虎豹口）西渡黄河成功，揭开了宁夏战役序幕。至28日拂晓前，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及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全部渡过黄河。10月29日，已开到河边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接到中革军委暂不过河的命令，转向打拉池以东集中，准备靠拢红一方面军从东向西侧击北进之敌。此时，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并看管渡口的红四方面军第五军，由于南线胡宗南先头部队的突进，无法完成原定的作战任务，遂奉命全部随船撤到河西。10月31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和中卫等地进攻，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并封闭渡口，阻断了主力红军与过河部队的联系。

在河西，红军面对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军马步芳、马步青（即青海“二马”）部。“二马”计有正规军3万余人，民团10万余人。他们一怕渡河红军西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们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之名，派嫡系部队侵占河西，吞并他们的地盘。因此，当红军西渡后，马步芳立即派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从一条山地带进击红军。

西渡黄河的红军迅速击破敌人阻击，占领一条山大部村和五佛寺一线。此时，在河西的红军有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及红四方面军总部，其组织建制和武器装备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卫生部部长苏井观，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三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杜义德，五局局长欧阳毅，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

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主力红军击破南线敌人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初，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便久停，数度致电红军总部及中革军委请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以便首先消灭这一带的马步芳部，解决部队的吃粮穿衣问题，然后伺机策应河东部队夺取宁夏。11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1月5日，朱德、张国焘致电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指令其以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月6日，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11月9日，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开始西进。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拟放弃宁夏计划，部署了《作战新计划》，规定在11月底之前造成与国民党军求战和引敌入宁夏的假象；12月上旬后以红一、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红四方面军两个军（第四、第三十一军）组成北路军，逐次东移，准备向山西、陕南、鄂豫皖等地发展，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争取抗日；以徐向前、陈昌浩“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向徐向前、陈昌浩等下达组建西路军的命令：“你们所部组织西路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下辖红五、九、三十军和直属部队的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独立团，共计2.1万余人。

浴血河西西路军

组建后，在“ 打通国际路线”“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口号的鼓舞下，为实现《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 计划》，向西开拔，于11月上旬分3个纵队继续向西进发，攻克古浪，进抵凉州。

古浪是凉州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被西路军攻占后，马步芳严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夺回。11月16日拂晓，马家军集中优势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驻防的红九军发起猛攻。次日，马家军突入城内，与红军展开激烈巷战。由于弹药供给不及，加之气候寒冷，部队减员日增，红九军经两天苦战，终因伤亡过重，不得不撤出古浪。此役虽歼马家军2000余人，红九军也损失严重，排以上干部伤亡尤重。古浪受挫后，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总部撤职，李聚奎接任红九军军长一职。

红九军遭受重创后，红三十军改为西路军作战的主力部队。18日，越过凉州的红三十军攻克永昌，并占领山丹。随后，由红五军驻兵山丹，红三十军主力集中在永昌至凉州西四十里堡一线。

永凉一线，地处河西走廊的蜂腰部，北临大沙漠，南靠祁连山，宽度不到百里，村堡零落，人烟稀少，西路军擅长的运动战难以施展。当地没有党的工作基础，群众对西路军的主张并不了解，加上民族隔阂，筹资扩红非常困难。40多天的时间里，西路军连续作战，得不到休整和补给，部队疲乏，人员、弹药严重短缺，尽管歼敌无数，但自身也深受重创，兵力从过河时的2.1万多人，缩减至1.5万人，战斗力大为减弱。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西路军边打边进，1937年1月1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部占领高台，西路军总部、红九军一部和红三十军也相继到达临泽沙河堡、张掖甘浚堡一带。但是，面对天寒地冻、荒无人烟以及马家军精锐骑兵追击的严峻形势，西路军领导人深感无论是继续西进还是驻守歼敌，都很难独立完成任务。为此，他们请示中共中央或以政治手段阻滞“二马”进攻，或派遣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和四军过黄河配合，或者由苏联方面送援助物资补给。

然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不仅扣押张学良，而且调集重兵逼近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共中央一面积极与国民党谈判，促使他们履行和平诺言；一面积极调整兵力部署，准备配合、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御敌。综合考虑后，中革军委主席团在1月5日指示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认为：“二马”从内心反对西安事变，希望同“二马”结成统一战线是不可靠的；苏联的物资只能送到安西；红四军、三十一军已集结在长安附近，无法前来策应。因此，西路军“只能依取自己团结奋斗，不要依赖任何外力”。1月7日、8日，中革军委命令西路军“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消灭敌人，来完成创建根据地的任务”，“须全部集结在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并求休补，现勿分兵去安西”。鉴于上述情况，西路军决定全线收缩在临泽县境和高台县城，做好了全力迎敌准备。

1月12日，马家军切断了高台、临泽两地红军的联系，集中两万多人马，在大炮的配合下，轮番猛攻高台县城。驻守高台的红五军将士在与主力部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英勇奋战，坚守阵地。苦战一周后，县城被敌军攻破，再经10多个小时的激烈巷战，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壮烈牺牲。红五军在高台迎敌的同时，红三十军、九军也在不同地区受到敌军攻击。

高台战斗后，西路军在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率领下，撤离甘肃省临泽（今蓼泉）、沙河堡（今临泽）等地，集结于沙河堡东南之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堡寨，准备东返。马步芳察觉红军东返意图，即以青海南部边区警备第二旅旅长、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步兵、骑兵5个旅另1个团和大量民团，在炮火掩护下，于1月31日至2月1日分由西南和东北连续猛攻倪家营子。西路军英勇抗击，先后击退马步芳部大规模进攻八九次，歼敌近万人，但自身亦伤亡很大。2月15日至16日，马步芳部在调整部署后又发起全面进攻。西路军战斗部队和机关人员及伤病员一起上阵，依托村寨顽强抗击，坚守阵地。21日晚，西路军突围向西北转移至威敌堡，因地形不利，又连夜返回倪家营子。从22日起，马元海又集中兵力围攻倪家营子，西路军苦战5昼夜，毙伤其旅、团长以下1500余人，但西路军伤亡亦众，已经到了弹尽粮绝、难以支撑的地步。倪家营子血战，历时40个昼夜，西路军在被迫实行决战防御的险恶形势下，万众一心，奋勇杀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战歌。战后，马步芳感慨地说：“红军不愧是铁军！”

西路军仅剩的不足万人，从倪家营子突围后，转移到威敌堡、三道流沟地区。2月28日，马元海率部跟踪追击，将西路军包围。3月上旬，西路军与其血战5昼夜，终因伤亡过重被迫于11日夜间向南突围。12日，西路军在梨园口至康龙寺一带同尾追之敌两个骑兵旅及两个步兵团浴血鏖战，部队大部损失。

红军西路军进疆纪念园

李先念（资料图）

西路军由于无根据地做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 ，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经过4个多月的艰苦奋战，最终失败。

艰苦转战中的生死考验

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3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至此，西路军余下的3000余人开始了艰苦转战。

李先念率领的支队，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在党中央代表陈云和滕代远的接应下进入新疆。他们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向东走的一路三四百人被敌打散，部分同志化装潜行，不少同志被敌人捕去，还有一部分跋涉千里，或乞讨，或卖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延安。

时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九军军长的王树声，率领红九军和骑兵师担负起了最艰苦的任务：一是要掩护红三十军进入祁连山腹地；二是要坚持打游击战，保证革命的火种不会在祁连山区熄灭。在祁连山的一次遭遇战中，王树声和他率领的支队，被优势敌人的突袭冲散了。他竭力拼杀，才突出祁连山，但部队折损得只剩十几人。面对强敌，再就地坚持已不可能，他们决定按原部署，东返陕北。由于敌人的重重包围，尽管王树声带领大家选择敌人防守力量薄弱处迂回穿插，趁机突围，但依然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8人。为了减小突围目标，王树声把剩下的8人分成两个小组，决计在民勤县骆驼店分路赶回陕北。王树声、骑兵师师长杜义德、营长谭云保和一个通讯员编为一路。他们在行进中，被“二马”匪军冲散。王树声孤身一人，一路乞讨，辗转回到延安。

时任红九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在队伍被冲散后，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叫花子模样，拄着一根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向东行进，最终到达陇东镇原境内，找到了红军，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据不完全统计，兵败后，有近千名之多的西路军指战员像王树声、李聚奎那样，分散化装，或千里行乞，或受老百姓帮助，历尽艰难困苦，陆续回到陕北。

而被俘的西路军指战员，面对国民党军的残酷迫害，坚贞不屈，在狱中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西路军的安危极为关心，除在西路军西进过程中给以指示外，当西路军处于困境时，还通过政治谈判等，尽一切努力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和追击。193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援西军在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得知西路军已经失败，才没有继续前进。随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西路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河西大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1940年2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欢迎从新疆返回的部分西路军将士时说：“西路军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部队。你们经受了巨大的艰苦磨练，留下来的是精华，是革命的种子。……你们打得很英勇，受尽艰辛，吃了不少苦头，但也得到了锻炼”，“你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是千百两黄金买不到的骨干力量”。西路军将士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湘潮》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