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会议要不得

《反对党八股》是 1942 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的一篇经典文献，针对的主要是当时教条主义的不良文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三大任务之一。其实，窒息革命精神的“党八股”何止是反映在文风上，在会风问题上同样不容忽视。对此，毛泽东特意指出：“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这番对形式主义会议的画像可谓生动形象至极。

毛泽东提倡的开会方法

虽然不同会议有不同的开会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开会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其目的都是要解决问题，因此开好会议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毛泽东的一生，参加过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会议，在如何开好会议方面很有心得体会。他提出的一些开会的方法，至今仍有指导借鉴意义。

比如，开会之前要做好准备。开会是要解决问题的，不然就是形式主义。要解决问题，首先对问题本身要有所了解。了解问题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说：“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定是瞎说一顿。瞎说一顿之不能解决问题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发言权有什么不公道呢？”他将不经调查“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看作是共产党员的耻辱！不仅会议内容要先调查研究做好准备，就会议本身来说也要做好准备。“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让大家知道要讨论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这属于“兵马未到，粮草先行”。他特别反对那种不做准备随意召开的会议，认为“事前毫无准备，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向干部会议作精心准备的、内容文字都有斟酌的报告，而听凭到会人员无目的地杂乱无章地议论”的开会方法是有害的。

会议要有明确集中的主题。毛泽东强调，一次会议要有一个主题，会议的主要精力就是解决这个主要问题，“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如果一次会议主题分散，提出很多问题来讨论研究，其结果很可能是言者东拉西扯、言不及义，听者如入云里雾里、莫名其妙，对于问题的讨论势必难以深入，效果自然是大打折扣。对于复杂的和分歧较大的问题，会前又须有个人商谈、交换意见，使与会人员有所准备。

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营造宽松民主的会风。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能够保证最大范围的民主和最高程度的集中，既能够吸收各方面意见建议又能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召开会议，就要让与会人员畅所欲言。毛泽东强调，开会时要使到会的人尽量发表意见，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他曾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 就更不敢讲话了。”为此，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

此外，他还强调，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发言要有针对性，要有明确意见；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说，不在背后议论；决议不要轻易，一成决议，就要坚决执行，等等。

党的七大——成功的会议典范

为了开好党的七大，毛泽东和党中央做了充分准备。七大的召开几经周折，会议主题也多次变更。为七大做准备的六届七中全会，为解决历史问题，前后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当然，时间这么长也有战争的原因）。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七大集中精力解决“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指出：“同志们提议将这个问题（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交七中全会处理，不提交大会，使得大会成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个意见很好，这是为全党、为全国的人民、为党的将来着想。”

七大召开时，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但中国仍然面临严重危机，特别是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坚持独裁专政，有将中国之命运引入黑暗的危险。因此，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成为我们党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成为七大的主题。会议主题明确后，全会就围绕这个主题集中发力。就毛泽东来说，他在七大预备会、开幕词、书面政治报告、口头政治报告、结论、闭幕词等不同场合，以 8 篇报告和讲话对这一主题下的各种问题反复设问作答，以期推动问题的解决和目标的实现。此外，朱德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等，以及会议的众多发言，也都聚焦于这一主题，与毛泽东的报告和讲话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使得“建设新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更为丰富完善。

会议充分发扬民主。七大期间，刘少奇专门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将其提高到党的组织纪律的高度来要求。毛泽东也对民主集中制多次论述，特别是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他专门强调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在七大上，毛泽东还亲自开展自我批评说：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有没有呢？我说就没有。一个人在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道理呢？为了让大家发表意见，毛泽东还提倡大家说真话，要“不偷、不装、不吹”。不偷，就是不拿别人的东西做自己的，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不吹，就是报实数，不夸大、不扯谎。

会议开得很生动，讨论更是激烈而深入。据参加七大的胡乔木回忆，原拟七大的会议时间较短。大会开始后，代表们纷纷要求延长，会议议程不断改变。大会发言人数也突破了原定人数。仅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朱德作的《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的讨论发言，就从4月30日始持续到5月11日。特别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上，讨论更是热烈。胡乔木回忆，各代表团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充分发扬民主。实际上，是党史上空前的民主，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毛泽东针对会议中大家争论比较多的 3 个问题，即对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不应该选举、要不要照顾各个方面和山头、候选人是不是必须要有完全的知识等，还专门作报告讲解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

正是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七大开得生动活泼而又成效显著，成为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毛泽东评价称：“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胜利，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都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组织基础。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将开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工作方法。用好这种工作方法，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切切实实讨论和解决问题。毛泽东强调：“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机关党建研究》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