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

作者:曹应旺   发布时间: 202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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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2 年底,周恩来总理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他重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把人民身体健康看成最大的财富,重视防疫工作及治疗常见病,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他强调卫生工作要以预防为主,主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要求管理好水、粪的卫生;要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以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他还提出中西医要团结、要结合的问题。重温周恩来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对认识当前中国的防疫、抗疫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9月后称国务院)总理期间,曾先后兼任多项领导职务,其中一项就是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领导全国的卫生防疫工作。

1952年初,“美国当局违反国际公法,违背人道主义,在美军继续实施‘绞杀战’的同时,在整个朝鲜北方和中国的部分地区实施了细菌战”。[①]2月19日,毛泽东在“聂荣臻关于敌人在朝鲜战场大面积空投苍蝇、跳蚤、蜘蛛的报告”上批示:“请周总理注意此事,并予处理”。[②]周恩来当晚即拟定了反细菌战要做的六项工作。他一方面组织在政治上、外交上揭露和控诉美军细菌战的罪行,一方面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防疫运动,加强防疫宣传工作。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为主任,郭沫若、聂荣臻为副主任。[③]12月31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一九五三年继续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并决定将中央防疫委员会改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④]周恩来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周恩来十分强调领导的作用,1952年他曾对北京市卫生局一位负责同志说:“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领导搞不好要批评。你们可以来检查政务院的爱国卫生运动,如果搞得不好,就点我的名登报批评”。[⑤]

毛泽东一直从民族文化遗产和有益于人民防病治病的角度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强调中西医结合是创造中国新医学的途径。1953年12月中旬,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时指出:“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同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等谈话时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⑥]周恩来作为政府总理,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这是落实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组织安排和管理措施。

在当前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集全国之力,汇各方之智,开展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中国医学界以预防为主,并注意中西医结合,极大地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重温周恩来兼任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关于卫生防疫工作的思想和具体做法,对认识当前中国的防疫、抗疫工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早在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讲话时就提出要发挥中医的作用。针对“怎么看待中医”的问题,他指出:“这些中医生活在人民中,与人民有多少年来的接触,老百姓有了病,不找他们找谁呢?”“事实上,中医确实治好了一些病,中医有自己的一套医药知识和治病经验”。[⑦]

毛泽东关注中医、重视中医,周恩来则具体落实加强中医研究和教学工作。

为了加强中医研究工作,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中央要求卫生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商讨提出一个具体实施方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央文委)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委和卫生部组成中医问题工作组,对中医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中央文委党组于10月26日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第一项即提出成立中医研究院。11月23日,中央批准成立中医研究院。[⑧]

1955年,筹建中医研究院时,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从全国各地选调了几十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各科著名老中医组成中医研究院的骨干力量。据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回忆:“中医研究院建成后,卫生部要求中央领导同志为该院题词,周总理批:‘请主席、少奇同志为他们题几个字。’毛主席批‘请总理题’。”于是,周恩来为中医研究院写了“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题词。[⑨]这个题词具有丰富的内涵,既强调了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要继承好发展好这笔文化遗产;又突出了古为今用,与当时的实际相结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任务。

周恩来不仅重视中医研究,而且重视中医教学。据徐运北回忆:“1956年在筹建中医学院时,开始打算先办一所,周总理从全局考虑,指示我们在东南西北各办一所,于是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共办四所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上马仓促,准备不够,师资校舍等基本条件都很差,困难很大。我们曾打算搬到教学条件较好的南京去办,结果引起学生情绪波动”。“周总理得知后,专门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分析了搬南京和留北京的利弊,认为在北京虽有暂时困难,但是可以克服的,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仍在北京办”。1962年,有关部门曾打算将各地中医学院大大压缩,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做出了中医学院不动的决定,使北京的中医学院得以继续兴办和发展。[⑩]

为了传承好、发展好中医,周恩来特别重视老中医带徒弟的问题和医案的整理工作。老中医杜自明为周恩来出诊时,周恩来希望杜老培养更多的徒弟,也叮嘱徒弟要好好向杜老学习。在周恩来的关怀、督促下,杜自明的《正骨经验概述》于1960年出版,并由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杜自明正骨手法的影片,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提供了宝贵资料。[11]杜自明逝世后,周恩来在参加追悼会时对有关人员说:“老中医为人民服务搞得好。以后每一个老中医要配备三个到五个徒弟,把他们的本领学下来,把经验继承下来”。[12]

1965年,针对组织医疗队去农村的问题,周恩来指出:“像蒲老,蒲辅周先生,是很有名的中医,如果到农村去,受了风寒,反而把他的服务期限缩短了。这样的医生就要留下,他们可以教学生,也可以写点东西,把丰富的经验留下来,对人类对人民都有贡献。”[13]周恩来在病中还十分关心蒲辅周老中医医案的整理工作,亲自做出指示,并为《蒲辅周医案集》题了词。[14]

为了传承好、发展好中医,周恩来提出:“民间传下来的好办法,都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提高,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5]他要求中医工作者学习李时珍的精神,并称赞陕北神木卫生学校跑遍了各个公社、大队找草药的做法,说道:“今天的李时珍总比明朝容易,交通发达,可以到各地去找”。[16]

周恩来重视发挥中医的作用,加强中医研究和教学工作,为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人民身体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卫生防疫是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内容。防疫并不是新中国才有的,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从一定角度上说也是一部防疫、抗疫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从西汉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至少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17]在这些疫病流行时,中医药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说:“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18]

做好卫生防疫工作,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的三大原则。[19]“面向工农兵”即面向人民群众,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强调,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是为人民服务的基础内容和根本内容,若置人民的身体健康于不顾,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呢?1954年2月,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好’,把身体好放在前面,只有身体好才能学习好、工作好,才能均衡地发展。”[20]1969年6月,周恩来指出:“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21]

重视人民的身体健康,不仅要关心人民的衣食住行,而且要关心人民的生老病死。周恩来是怎样关心人民身体健康的呢?

(一)重视防疫

鼠疫、血吸虫病、霍乱等疫病在历史上曾长期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周恩来始终如一地重视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帮助防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主持防治工作。11月,周恩来接连主持政务院第4次、第5次政务会议听取防疫工作报告,部署防治措施,[22]疫情于11月中旬停止蔓延。

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我国南方地区,致使1亿多人口受到威胁、1千多万人患病。周恩来十分关注这一问题的解决。1955年底,在杭州召开的中央会议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加强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23]10月7日,周恩来接见印度卫生部部长考尔夫人时说:“中国的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种病,沿长江都有”。为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卫生部应把它当作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去做”。11月4日,他会见日本医学代表团时又谈到血吸虫病,“希望能够得到日本医学界人士的帮助和指导,在中国开展一个运动,推广日本的先进方法来消灭钉螺”。[24]1957年4月,周恩来签发《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为着根本消灭这一病害,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实行积极防治的方针,采取综合性措施,切实掌握充分发动群众和科学技术相结合,防治工作和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相结合坚决进行反复的斗争”。[25]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在全国上下齐心协力的努力下,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周恩来始终认为防疫工作是长期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一方面,要预防出现新的疫病,对此,周恩来指出:“人体的治疗没有完,人类总有新的病会发现,随着生活环境不断变化,将来还要发现一些病,治疗方法也要跟着发展,没有个完”。[26]另一方面,旧的疫病一时解决了,在一定条件下还会复发,一定要谨慎地处理。1964年,天津曾一度发生副霍乱疫病,1965年2月,周恩来指出:“今年天津一定要消灭副霍乱。要搞好卫生”,“预防工作要早抓。要天津派大批队伍到疫区去,要加强疫源探查,挨家挨户地查,一定要落实,不要漏掉”。[27]

(二)重视治疗常见病

在各类疾病中,对人民身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常见病。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疑难病症要组织力量去研究,但轻视多发病、常见病、普遍存在的病,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周恩来指出:“要把医疗重点放在治疗最广大的最普遍的劳动人民的常见病上。”对于疟疾这种常见病,周恩来说:“疟疾近年来北方一些省区发生这么多,这个病很影响劳动者的健康,要好好地抓,要在几年内把发病率降下来。”[28]慢性支气管炎特别是老年人的慢性支气管炎也是一种常见病。1971年1—8月,周恩来五次接见全国防治支气管炎工作会议的代表,要求对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要一抓到底。[29]

周恩来非常重视对癌症的研究和医治,他批评“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肿瘤医院,是不对的”,指出:“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我国的医学界一定要攻克这个难关。很多事实说明,癌症早期发现了,是可以治愈的”。“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主席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我们要集中力量研究常见病,为大多数人服务”。[30]在他的办公室里,存放着一张食道癌高发区的发病分布图。针对河南省林县食道癌的调查和防治问题,他几次深夜会见医务人员,详细了解情况,询问林县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河流、山脉等地理环境同发病的关系,还要看生物标本,要医生搞一个说明林县食道癌分布情况的沙盘。1975年初,刚刚做完手术的他在病床上还嘱咐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的问题。[31]

(三)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

为人民服务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在农民占我国人口80%以上的条件下,关心人民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记农民的身体健康。1965年2月21日,周恩来曾指出:“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面向工农兵是方向问题,要克服只看到城市和少数干部的倾向”。[32]6月26日,毛泽东同身边医务人员谈话时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33]对此,周恩来在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代表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农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城市人口只不过占百分之十二三。如果我们的卫生工作不把重点放到农村,那怎么为劳动人民服务啊?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服务的口号等于没有兑现嘛。”[34]

怎样落实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呢?周恩来提出“建立农村医疗网”,培养农村三种卫生人员:第一种是在每个生产队培养一名“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使他们成为多面手,既能治一般的病,又能治妇科病,还会接生”。第二种是“在生产大队和一部分公社培养能够有半脱产的卫生员”,“对他们的本事要求高一点,不仅能治一般的头痛、伤风,还能治一些比较难治的病”。第三种是“为公社或区里培养脱离生产的专职医生”,“全国有七万多个公社,每个公社培养三至五人”。怎样在农村培养这三种卫生人员呢?周恩来提出:“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成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35]

自从毛泽东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周恩来提出培养农村三种卫生人员后,农村脱产和半脱产的赤脚医生大量涌现,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培养出了一大批掌握初步医学知识的基层医务人员。

(四)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他提出,当时我国“农业还没有过关,农业还没有现代化,粮食的增加还不能很快,因此,人口的增长也不能太快”。“除了粮食问题以外,更重要的,还是为了国民健康和国民教育问题。如果一个家庭里子女过多,那么,母亲的健康、子女的健康和子女的教育,就都要受到影响”。他还说到,人的青年时期精力最旺盛,“如果青年人过早地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就会分心,把精力消耗在生活问题上了。适当地晚婚,能把旺盛的精力和丰富的创造力都用在发展科学技术上”。有鉴于此,周恩来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他认为:“晚婚和计划生育,是卫生保健工作中关系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问题。”[36]

从重视防疫与治疗常见病,重视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工作,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等方面关注人民的身体健康,体现了周恩来周到细致的工作特点。

三、“预防工作要早抓”

要做好全国的卫生工作,首先要预防疾病,其次才是治疗疾病。这与中医“治未病”重于“治已病”的传统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卫生工作三大原则,第一条是“面向工农兵”,第二条就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体现了中医“治未病”和“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医道传统。

周恩来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是预防疾病。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对来访的日本医学代表团说:“中国的卫生工作提倡预防,但方法还有待完善”。[37]60年代中期,他提出“预防工作要早抓”。[38]70年代初,他说:“河南有句俗话: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开口。我看还是以预防为主好。”[39]

对于防疫工作,周恩来突出强调的是预防,要将疫病控制在暴发与蔓延之前。1952年春,就反击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一事,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认为“总后卫生部所拟防疫计划大纲,‘原则可用’”,并建议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为准备和预防阶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发展的情况下,中央先在中央军委机构内组织总防疫办公室,领导后方进行防疫准备和在前线采取防疫措施”,“如果美国在我公开控诉后仍继续进行细菌战,则我将立即进入全面采取紧急措施的第二阶段”。[40]鉴于天津1964年曾发生副霍乱疫情,1965年2月21日,周恩来指示要搞好预防接种工作,他要求北京要组织力量支援天津,“今年天津市要切实做到霍乱病在城市不发生,农村不流行,不传入北京。卫生部要有专人抓天津的防治工作,随时检查执行情况并向中央和国务院汇报”。[41]

对于地方病、常见病,周恩来也要求加强预防工作。1970年11月,在“南方十三省、市、区防治地方血吸虫”病等取得显著成绩后,周恩来提出北方地区也要加强对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他要求“在北方十五省、市、区亦重建防治地方病领导小组,商讨、督促、交流防治北方地方病的规划和经验”。对于常见的流感也要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广州军区《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报告上批示:“秋分前后,易生流感,今年旱涝交替,更增多可能。广东现已发现,如不预防,有蔓延可能”,要求全国全军“采取预防的有效措施”,“不要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42]

关于怎样预防?周恩来主要强调三点:

一是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起来。1952年12月,周恩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指出:“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他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43]20世纪70年代初,他指出:“各地讲卫生、除四害、预防疾病的运动,必须在城市依靠工厂、矿山、商店、学校、机关和街道的基层组织群众,在农村公社依靠生产队的群众,由领导人员亲自动手,广大群众轮班参加,结合本地实际,在运动中养成重视卫生、持之以恒的好习惯。”[44]

二是要管理好水、粪的卫生。1965年2月,针对天津发生的副霍乱,周恩来指出:“要搞好卫生,特别要搞好水、粪的卫生。搞好粪的卫生,要与生产结合起来,首先要在疫区提倡”。“卫生运动,城市与农村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抓重点,农村要把水、粪、除四害、预防主要疾病等项工作搞好”。[45]

三是要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4年2月21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205次政务会议上指出:“人民体质的增强虽然不容易,但总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坚持开展体育运动,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国人民的体质就会大大改变。”他要求将爱国卫生运动与全民锻炼身体结合起来:“卫生部门要提倡全民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这是预防与减少疾病的重要一环。这项工作由体委主办,卫生部门要主动配合,要提倡大众化的体育锻炼和多参加集体生产劳动。”[46]

重视预防是中医文化也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之一,周恩来抓卫生防疫工作正是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传统。

四、中西医要团结、要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确立的卫生工作三大原则的第三条是“团结中西医”。1950年9月,周恩来在政务院第49次政务会议上集中阐述了中西医要团结、要结合的问题。周恩来认为中西医团结的基础和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给人民治病。“中西医团结搞不好,对广大群众损失很大。我们应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当时,“全国中医有九万多人,西医才有二万人,人数比例相差很大”。周恩来提出:“在广大群众迫切需要医生和医生少,西医更少,而中医又能治好一些病并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团结中医和改造中医。首先是团结他们,把他们的积极因素发扬起来,把消极因素去掉”。“西医的一套,也并非全部合乎中国的情况”。“西医,也有改进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学医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47]

1965年2月21日,周恩来在谈卫生工作规划时专门讲了中西医要结合的问题。他认为:“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48]

怎样搞好中西医结合?周恩来提出了三种方法:“一个医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通过会诊,在治疗中结合,这是一种方法”。“中医学院还要办,中医学院同中医院结合起来,采取带徒弟的办法,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是医务人员本身中西医结合,既会中医又会西医,这是最高级的。要有几个既能教中医又能教西医的人”。周恩来认为:“中西医不结合,我国的医学就会停顿不前”。[49]中西医团结好、结合好,为的是创造中国新医学,而这是一个艰巨的、长期的任务。

创造中国新医学是毛泽东的伟大理想。毛泽东认为中国有几千年中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西医的长处“,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50]周恩来多次提出要中西医结合,“使中西医融汇贯通,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逐步实现毛主席的伟大理想”。他还对赤脚医生代表说:“要中西医结合。请你们学点中医,你们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因为中医是我们的祖先发展起来的,中医的针灸、草药到处都能用。”[51]

为什么说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周恩来认为这是由医学的复杂性决定的。他强调:“医生要最好学、最谦虚、最客观、最冷静,这才算得上是好医生;如果医生不客观、不冷静、不刻苦钻研,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还指出:“人的生理有许多方面还未经探索,西医解剖学上也有它的缺陷。人这个‘工厂’是最难解剖的了。所以,医生这个工程师比任何工程师都难做,他不仅管物质,还要管精神”。[52]

为什么说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周恩来认为这是由医道无止境决定的。1970年10月13日,他在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医务总监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中将时就中国传统医学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中国中医有很好的传统,但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要说服学西医的人把中国传统医学发扬下去很不容易,中国学西医的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科学”。[53]1971年2月8日,他对卫生部负责人说:“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是序幕。应该谦虚、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医道无止境,不要自满啊!”[54]

周恩来被誉为“人民的好总理”,他在兼任中央防疫委员会和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期间对人民卫生防疫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心中装着人民,把人民的身体健康看成最大的财富。他将忠于人民和忠于党完美地统一起来,将毛泽东的卫生防疫思想具体化,在怎样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怎样预防疾病、怎样搞好中西医结合等问题上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出色地履行了职责。他将弘扬中医文化传统与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倡导中西医团结合作、各尽其长,初步开辟了新中国医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



[①] 《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②]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99页。

[③]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25页。

[④] 《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页。

[⑤] 《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2页。

[⑥]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5、206、245页。

[⑦]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页。

[⑧] 《中国中医研究院院史(1955—1995)》,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⑨] 《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页。

[⑩] 《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54—455页。

[11] 《我们的周总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12] 《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0页。

[13]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9页。

[14] 《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0页。

[1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页。

[16] 《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8页。

[17] 《中国疫病史鉴》,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18]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19] 《中央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关于全国卫生会议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23日。

[20]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3、738页。

[2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306页。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体通鉴》,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年版,第642—643页。

[23] 《防治血吸虫病三十年》,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前言。

[2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07—508、514页。

[2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10、213页。

[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27]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

[28]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4、713—714页。

[29] 《人民的好总理》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0页。

[30]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2页。

[31] 《人民的好总理》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37—238、370页。

[32]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4页。

[33]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34]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7页。

[35]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5、717—719页。

[36]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00—702、703页。

[3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

[38]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

[39] 《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页。

[40]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41]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页。

[42]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8、729、733页。

[4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44]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8页。

[45]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3、714页。

[46]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8、715页。

[47]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92—693页。

[48]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711页。

[49]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726页。

[50]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58页。

[51] 《人民的好总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03、308、313页。

[52]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401页。

[5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01页。

[54] 《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30、7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