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带领革命队伍克服失败危机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岌岌可危。秋收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毛泽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成功化危为机。他果断率军转向农村，及时止住了损失；发展党员，健全党组织，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打造了基干力量；要求党和军队必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他重点发展军事力量，同时统一了思想，改善了物质条件，积累了政权建设经验。在极端困难中，他能化危为机，主要是因为他信仰坚定，对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有预判，能够做到知彼知己，而且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关键词：毛泽东；秋收起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危机处理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P1036）。由于敌强我弱、缺乏经验等原因，我党组织的起义大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有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危险。在敌人的镇压下，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虽然出师不利，但他所领导的队伍，不仅没有像很多起义军那样因为失败而烟消云散，反而在斗争中生存下来，不断发展壮大。这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处理，克服了革命火种被扑灭的危机，并化危为机，在中国革命的至暗时刻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这一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是如何在反革命的疾风暴雨中，保存下革命的星星之火，并不断发展壮大？研究从秋收起义失败到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这一段时期，毛泽东在极端的困境中如何克服危机，对研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如何屡克强敌，对今天如何应对风险挑战，增强胜利信心，都具有参考意义。

一、当时的危机

秋收起义爆发后，无论是党在全国的处境，还是起义部队自身，都处在危机中。一方面，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革命前景笼罩着厚重的阴影。另一方面，起义失败后，不少人对前途丧失了信心，部队有解体的危险。

面对敌人的屠杀，我党决定武装反抗。但敌人占领着广大城市和乡村，控制经济命脉和各级政权，有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补充；掌握了主要的水陆交通运输线，机动能力较强；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在兵力、装备、训练等军事各方面都占压倒性优势。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主民团遍布城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灰色的、黄色的、不革命的尚被杀戮被通缉，革命的当然不要谈了”。［2］（P336）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就超过了2.6万人，加上革命群众总数则超过31万。［3］（P102）在敌人的残酷打击下，党组织不得不全部转入秘密状态。但由于“我们的党从中央到下层组织都没有遇过秘密的生活”，许多党组织仍然一再受到破坏，甚至一度中央与各省完全断绝联系。［2］（P345、340）一些人对革命悲观失望，有的不辞而别、自动脱党，有的公开声明脱党、脱团，有的甚至出卖党组织和党内同志。1927年4、5月中共五大召开时，全党尚有党员近5.8万人，而到1927年11月，党员数量急剧降低到1万多。［3］（P101）

秋收起义部队编为四个团，虽然成功组织和发动了起义，但是对起义后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准备不足，结果一团、三团进攻失利，二团小胜后遭重创，四团邱国轩部叛变。部队不得不放弃进攻。在撤退过程中，困难接踵而来。第一是凝聚力不足，部队有不少逃亡现象。起义开始时全军约5000人，到文家市时尚有约1500人，到三湾村时只剩不足1000人。毛泽东后来说：“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4］（P142）一些人提出种种理由离开，如到城市工作、追赶主力等，甚至逃跑成了公开的事。第二是失去了前进方向。部队面对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战斗减员大，没有修整和补充，吃、住都很困难，“特别是当时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军心涣散”［5］（P29），更加严重的是部队不知道下一步往哪里去，也不知道前途在哪里［6］（P10）。第三是难以安置伤病员。由于天气炎热，战斗频繁，医药缺乏，导致疟疾、痢疾流行，伤病员很多。其中不少人掉队失踪，只有少数安置在群众家中。［5］（P38-39）第四是沿途敌情不明。因为缺乏在群众中的宣传工作，导致起义得不到群众的响应和配合。［7］（P84）沿途的“挨户团”“靖卫团”等地主武装比较强，不断发起袭扰。如部队在遂川县大汾镇遭到当地地主武装袭击，险些被打散。第五是战斗力不强。部队中不管是军官、士兵，还是政治工作人员，都缺乏实战经验，战术呆板，不适应敌强我弱的战斗态势。如部队在芦溪就因不重视侦察和警戒，仓促应战，导致总指挥卢德铭牺牲。

参加秋收起义的革命者，最初并没有考虑过革命处于低潮，大多出于对反动派叛变革命的激愤而行动。这就造成很多人对革命形势、前途没有清晰的认识，“一遇到挫折，随之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认为革命前途无希望了”。如果不及时扭转这种思想动向，克服困难，挽回士气，“前途简直难于设想”。［8］（P113）正是在部队濒临绝境的时刻，毛泽东多管齐下，力挽狂澜，不仅将秋收起义部队的基干力量保存下来，而且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中树立起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

二、中止旧方针，探索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新道路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及时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有限的革命力量很快就会消耗殆尽，中国革命也会陷入严重困境。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果断率领部队转入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同时发展党员，健全党组织，改革编制，统一思想，扩大部队规模，增强打赢能力，从而稳定了军心，克服了部队不断衰弱、濒临解体的危机。

（一）改变革命策略，向农村进军，及时止损

定策略。在当时的情况下，通过夺取中心城市建立政权，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经验，也是我们党唯一可以借鉴的经验和中央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在起义前也主张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暴动。［9］（P211）因此，一部分人主张继续进攻长沙，但这无疑会导致全军覆没。在浏阳上坪，毛泽东即主张放弃进攻长沙。在文家市，毛泽东在前敌委员会上提出行动计划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就要吃亏。他客观估计了敌我双方力量，反对立即进攻长沙的冒险主义，也反对撤退到广东的退却主义。［4］（P143）他认为应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山区和农村，寻找落脚点休整，在农村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再图发展。针对“山大王”的批评，他说我们这个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的、特殊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8］（P111）毛泽东力主改变斗争策略，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止住了无谓的损失，是中国革命的新起点。

选位置。突破攻打大城市的教条思想，转而向农村进军，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判断究竟向何处进军，则需要很大的智慧。部队最初打算退往湘南。在文家市，毛泽东分析了到哪去的问题，认为和其他地方相比，罗霄山脉中段地势险要，远离大城市，群众基础好，容易发挥政治影响，适合积蓄革命力量。这一意见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10］（P95）会后，毛泽东向部队宣布转兵向南的决定。赖毅回忆说，“自从打了败仗以后，就是天天行军，没有人跟我们讲话，也没有一个目的”，毛泽东讲了为什么要到农村去建立根据地后，“我们大家的情绪就高涨起来了”。［11］（P48）在与宁冈县委和袁文才部取得联系后，毛泽东接受他们的建议，率军移驻古城。1927年10月3日，古城会议召开。部队随即在井冈山周围开展游击作战。当月中旬，毛泽东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失败的消息，于是放弃了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的主张。11月初，毛泽东率领部队开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袁文才、王佐的帮助下，井冈山成为后方，部队得以开设留守处，安置伤病员，收容失散的党员和部队，安置革命家属，存放武器辎重。部队的机动性大大增强，可选择的战术也增多了。萧克作战负伤后在小井医院治伤，环境安静，生活有保障，就感到在残酷的战争中“有这么一块宁静的后方，真是太好了”［12］（P99）。

（二）发展党员，健全党组织，发扬民主，打造基干力量

部队改变进军方向，暂时避免了被敌人消灭的危机，但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当时，部队的军官采用“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部队“战斗力并不强”。［13］（P560）因此，在寻找落脚点的同时，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部队由一个师改编为一个团，下设两个营和直属队，去留自愿；在部队各级建立党组织，班、排设党小组，支部建在连上，营、团设党委，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这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初步基础。

发挥党员和党组织作用，真正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秋收起义爆发时，“部队中几乎没有党的组织，只有些党员活动”，在党员中也“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13］（P548、560）这是起义很快受挫，部分部队垮掉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很快便注意到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第一步就是发展新党员。在向井冈山前进的路上，毛泽东就亲自主持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一次性发展了欧阳健、赖毅等6人。后来在永新，他又亲自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工农党员。［9］（P233、222）因为党支部建在连上，当部队中有不良倾向或问题时，毛泽东会召集各连党代表讲话，再由他们向班排长和战士传达。他还经常召开支部书记、宣传干事、组织干事联席会议，研究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建党等问题。正因如此，部队不仅“艰难奋战而不溃散”［14］（P65-66），而且可以分散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甚至是以班为单位开展工作。那时“虽然党员非常少，可是作用很大”［8］（P154），特别是连党代表的言行觉悟十分重要，“哪一个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个连就较健全”［14］（P64）。他们的工作包括调查研究、监督检查执行纪律情况等。连党代表依靠支部发展党员，把党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好，然后依靠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逐步影响连队骨干、普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到位，连队的军事训练、后勤供给、卫生防疫等工作就能顺利开展。因此，通过发展党员，充实党组织，部队形成了基干力量和领导核心，党的影响力得以具体化并不断外溢。

实行民主制度，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毛泽东曾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4］（P65）在军阀部队中，军官对士兵可以随意打骂驱使；普遍设有供军官就餐的小厨房；士兵虽然有军饷，但与军官相比极其微薄，且经常被克扣。秋收起义前，部队是遵照旧的做法，官兵待遇悬殊。［13］（P562）在三湾，毛泽东断然废除陋规旧习，实行民主政策，规定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兵，特别是在经济上达到了“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以身作则，穿草鞋，自己背米袋，和普通士兵在一个锅里吃饭，所以尽管生活艰苦，但部队还挺满意。同时，士兵委员会是党领导军队和实行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的重要抓手。士兵委员会由民主选举产生，任务是参加日常管理、维持纪律、监督经济、做群众工作和士兵政治教育。在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党员数量不足时，士兵委员会对团结官兵，启发革命觉悟，鼓舞斗志，克服困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三）党领导和军队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夯实革命根基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的爆发不是少数人心血来潮，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生活的困苦。如在江西，朱培德滥发纸币，拉夫封船，大肆征收行李捐、灵柩捐、宴席捐等苛捐杂税；在井冈山地区，6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地主手中，遂川甚至达到80%，地主豪绅向群众征收沉重的捐税，甚至在70里路上收5次税。但是，革命的需要不等于革命的觉悟和行动。因此，毛泽东提出，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这是他对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贡献，影响非常深远。

深入开展宣传工作。由于军阀部队军纪败坏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群众起初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怀有恐惧心理。而我军起义之初沿袭旧的宣传模式，士兵不仅认为宣传只是宣传人员的工作，而且多因过去国民党的假大空口号而对宣传工作感到反感。但是，因为宣传不到位，群众难以了解我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对我军行军作战十分不利。为了让部队重视宣传工作，毛泽东指出，大炮、机关枪固然厉害，但如果我们只依靠大炮、机关枪和敌人打仗是打不赢的，因为我们的大炮、机关枪没有敌人多，所以要用宣传工作和敌人斗争。［8］（P458）后来，部队每到一地，首先进行调查研究，接着就是向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介绍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怎样的军队。宣传形式有口头宣传、画壁画、写标语、化妆表演等。其中写标语是最直接的，常写的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毛泽东每到一地，一定要检查部队是否写过标语，“如果发现有的部队没有写，毛主席就记下来，在会上指名批评”。［11］（P294）从宣传方式上，毛泽东提倡启发而非灌输。如部队起初是把谷子直接发给群众，毛泽东对此批评说是包办、恩赐式的。部队后来就改为打开仓库，让群众自己取，以此启发他们的权利意识和革命意识。［11］（P173-174）面向群众开展宣传，前提就是自己先掌握革命道理。因此，做好宣传工作不仅可以争取群众，而且也是部队明晰革命理念、增强革命决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部队既启发了群众，扩大了影响，也加深了理论认识，教育了自己。

以实际行动维护群众利益。宣传工作需要实际行动的支撑，而维护群众利益是最好的宣传。毛泽东对此要求特别严格。比如，井冈山竹笋很多，但楠竹竹笋经济价值高，部队就不能随便掰来吃，“如果掰了一个就侵犯了群众利益，毛委员是不允许的”［11］（P223）。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毛泽东先后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对部队如何执行群众纪律进行了规范和细化。他解释这些要求的意义时说：“我军来自工农，是穿军装、带了枪的工农；旧军队压迫工农，我军则是保护工农；我军和广大群众是鱼水关系，必须打成一片，得到群众的拥护，否则我军就不能生活，也不可能打胜仗。”［15］（P33）为了增强纪律意识，当时还组织过展览：摆几个红薯、几张纸、几束禾草，用来说明一个红薯都不能拿；摆一块门板、一个破坛子、一个破碗，用来说明借东西要还，打破东西要赔；摆一个水桶、一把扫帚，用来说明要帮群众挑水扫地。尽管东西不多，但都是实物，通俗易懂。［8］（P65）

通过政权动员和组织群众。根据地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人心所向。通过宣传，可以推动建立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并从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有了党组织，就能以之为核心组建武装队伍。有了党组织和武装，便可以建立工农兵政府，形成政权。1927年11月，我军攻克茶陵后，团长陈浩等仍按国民党旧政府一套办法工作，引起群众不满。毛泽东得知后立刻去信指出，要充分发动群众，打碎旧的政权机构，建立工农兵政权。在这一思路指导下，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谭震林当选为政府主席。此后，遂川县、宁冈县、永新县也先后成立了工农兵政府。1928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设立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和工农运动、青年、妇女三个委员会，统一领导边界各县工农兵政府。［9］（P224-225、240）经过一系列工作，群众被有效动员和组织起来，储藏粮食、坚壁清野、站岗放哨、构筑工事、成立赤卫队配合作战，大大减轻了我军在扰敌、侦查、运输、救护、收容等方面的压力，弥补了兵力、武器方面的不足。相反，敌人则无粮、无菜、无柴、无向导，“给养侦查，诸感困难”，“联络交通，亦倍受阻滞”。［15］（P437、439）正是在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1928年7月，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才能以1个团的兵力，将11个团的敌人困在永新达25天之久。

（四）围绕武装斗争，重点发展军事力量

毛泽东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立即被敌人占去了”［14］（P63）。在敌人的重重压迫下，平均不到10天就有一次战斗。［15］（P127、251）因此，党不掌握武装就无法生存。

扩大部队规模。上井冈山之初，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宋任穷等帮助袁文才、王佐练兵，改造旧式武装，使之成为坚实有力的武装力量。1928年4月，毛泽东率军与萧克带领的宜章农军会合，随后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师，并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2月，他又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会合。到1929年1月，红四军规模已显著扩大，仅向赣南进军的兵力就有3600余人。［9］（P236、237、257、260）欧阳毅曾回忆朱毛会师时的场景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部队”，不由“觉得‘天下就要到手了’！”［16］（P44）可见，扩大部队规模，不仅增加了自身实力，容易取得更大战果，而且说明存在许多革命同路人，可以起到提振士气，坚定胜利信心的作用。

提出打胜仗的方法。胜利的信念，既源于正确的理论，又是斗争中得出来的，战场上打出来的。秋收起义时，部队没有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点，而是分兵打击敌人的坚固据点，导致反被敌人各个击破。上井冈山之初，部队沿袭北伐时死打硬拼的战术，导致人员和弹药损失都很大。为此，毛泽东不仅深入连队做思想政治工作，安定部队情绪，而且提出了打胜仗的方法。他指出，和强大敌人作战不能硬拼，而是“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不是为了保存实力，而是为了暴露敌人弱点，以便消灭敌人，概括起来就是“赚钱就来，蚀本不干”。后来，他又和朱德等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的游击战术，为后来红军整个作战原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9］（P226-227、241）此外，毛泽东还灵活地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抓住敌军互不配合的弱点制造战机。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方法指导，部队才得以迅速改变战术，多次粉碎敌人的“进剿”“会剿”。

开展统战工作，分化、削弱敌人。消灭敌人的方法有很多种。通过写标语，发传单，喊话等宣传手段和实际行动，在政治上发动进攻，削弱敌人战斗意志，是滴水穿石、潜移默化的，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方法。如分田时，毛泽东要求在田里插上牌子，写清名字和面积。他解释说，插牌子本身也是很好的宣传，如果国民党士兵来根据地看到分了田，也会说红军好，至少使他们不积极反共。［11］（P211）粉碎赣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后，毛泽东宣布宽待俘虏，包括不打骂，不搜腰包；自行决定去留，愿意回家的发通行证和路费，还帮助指路，避免被敌人所抓；对敌人的伤病员一视同仁地救治。［9］（P232）经过宣传的影响和实践的检验，敌人有的在战斗中不开枪或朝天开枪，有的直接参加红军，如参与封锁、围剿红军的毕占云、张威于1928年10月先后率部起义，加入红军，分别被改编为红四军特务营、独立营。

（五）纠正错误观念，树立正确思想

一个革命者可能有革命的行动，但未必能透彻地理解革命道理。同时，由于战斗频繁激烈，为了保持和扩大规模，部队吸收了不少暴动农民、俘虏参军。这些都造成一些不良风气的渗透，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军阀主义等。在武装斗争过程中，特别容易滋生迷信武力的单纯军事观点。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就批评有的人在扩大党组织、分田、建立政权等工作中“完全不宣传其方法和意义”，“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可以打出一个天下”。［17］（P192）同时，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一旦遭遇强敌或在战场上受挫，部队中就容易流传悲观、逃跑论调。如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但战前，毛泽东却指出：“军队中一部分下级军官军事投机的心理尚未除去，常想逃避斗争，跑到赣南去，这已成为党内的一种奋斗。”［2］（P243）为此，他用贺龙两把菜刀起家、袁文才王佐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实例，激发部队信心。［9］（P220）与低估自身力量形成对比的，是过分高估自身力量的盲动主义错误，毛泽东对此也进行了坚决抵制。如1928年3月，他就对工农革命军进行了约一周的政治教育，“批评危害革命的‘左’倾盲动主义”。［9］（P235）对旧军队作风的残余，毛泽东也抓住典型案例予以批评。如当时军中有一位大队长经常打骂士兵，毛泽东支持士兵委员会反对军阀作风的要求，批评说工农革命军里有“铁匠”，把士兵当铁打，希望这位同志加以改正。［6］（P26）

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党员和军队内部在思想上并不是很统一。有的不承认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甚至留起胡子，表示革命不胜利不剃须”［18］（P261）；有的对革命前途有疑虑，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有的目光不长远，对“政治形势怎么样？前途怎么样？”［11］（P483）很少考虑，更不会分析。如果对革命形势没有宏观把握和清醒的认识，只是盲目行动，无疑会多走弯路。毛泽东对革命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胜利的必然性，在理论上有清晰的认识，所以才能作出一系列合理的决策。毛泽东在文家市讲话时就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说，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还没有推倒，所以中国革命是前仆后继的，新的革命高潮一定会到来；而革命高潮什么时候到来，就要看我们的革命工作怎么样；中国的革命不是孤立的，有国内各族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困难只是暂时的；我们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消灭不合理的制度，建立新中国，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6］（P14）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着重论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一，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相比于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全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各派军阀的力量不均衡。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并扶植军阀作为代理人，使得各路军阀因利益不同而长期进行连续不断的战争，削弱了反动力量。第二，湖南、江西等省广大工农群众经受过大革命洗礼，或多或少接受过民主革命影响，初步具备革命意识。第三，中国的革命形势还在继续向前发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强，军阀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都造成人民更多的苦难，使革命的需要越来越强。第四，存在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能够打败敌人正规军，开辟割据局面并不断发展。第五，党组织有力量和正确的领导。［14］（P49-50）

（六）开源节流，改善物质条件

井冈山人烟稀少，粮食产量低。在敌人严密封锁下，食盐、药品、棉花、布匹等必需品无法运入，造成红军生活极其艰苦，每人每天最多不过五分油盐柴菜钱，服装是“四季一贯制”［19］（P43），医药也很缺乏。这些都引起群众和红军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14］（P53）。1928年11月，毛泽东特别指出，如果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不但中等阶级忍不住，工人、贫农和红军亦恐将有耐不住之时”［14］（P70）。因此，无论是为了保障生活、长期斗争，还是为了展现革命政权优越性，都不能对这些问题放任自流。毛泽东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从多个方面着手应对物质困难。一是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因陋就简开办工业。边界党和政府组织部队参加农业生产，动员妇女加入劳动，组织群众实行耕牛和农具互助，缓解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紧张局面。毛泽东专门领导修建了“牛路”，避免放牛时踩踏禾苗。他抽调战士在宁冈步云山开办修械所，以便维修武器。他还推动在宁冈桃寮村开办被服厂，制作被服。［20］（P44、45、47）二是发展商业，促进物资流通。圩场是当时农村交易商品的集市。根据地严格执行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使过去已有的草林圩逢圩时“到圩两万人，为从来所未有”［14］（P78）。1928年6月，毛泽东指示在大陇开办红色圩场。［20］（P61）由于没有苛捐杂税、买卖公平，很多白区群众和商贩翻山越岭将根据地奇缺物资运进圩场交易，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三是关注供给问题，压缩开支。毛泽东非常重视部队的吃饭问题，指示供给机关不能只注意敌情而不注意吃的问题，每周都要听取关于部队生活费用的汇报，有时甚至一天之内与供给机关商谈多次。［11］（P500）在节约和压缩开支方面，毛泽东也做了大量工作。如当时做饭、点灯用的油十分缺乏，他就专门宣布了用油规定，对夜间能否点灯、用几根灯芯都做了规定。［8］（P435）

三、为什么毛泽东能化危为机

当时各地起义失败后，面临的困难是相似的。为什么毛泽东能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冷静的头脑和清晰的认识，做出一系列关键决策，最终化危为机？这既是社会条件造成的，也和他个人的特质息息相关。

（一）信仰坚定

行动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毛泽东说，他看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4］（P131）1954年，毛泽东谈到大革命后的形势说，“天下是蒋介石的，我们只有几条烂枪，可是，我们的斗争代表着人民的方向”［21］（P356）。为人民斗争，是顺应历史潮流的正义事业，必然胜利。他的这一表态不是事后诸葛，而是经过了历史的检验。毛泽东曾被反动民团逮捕，险些被害。他曾多次遇到战斗失利，九死一生。他也曾几次受到错误批评，遭受误解。但毛泽东没有吓破胆，也没有灰心丧气。比如，进军井冈山途中，部队被地主武装袭击，毛泽东率领的团部与三营失去联系，不得不撤退。正当士气极度低落时，毛泽东站起来，“双脚并拢，身体笔直，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大无畏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指战员，他们一个个提着枪站起来，列队向排头看齐”。［13］（P563）

毛泽东不仅信仰坚定，而且能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分析现实问题中。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就辩证地对敌我的强弱关系作出了判断：我们现在力量小，不能攻打敌人重兵驻守的大城市，那么就到农村发展，积蓄力量；我们现在好比是块“小石头”，反动派好比是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砸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9］（P218）毛泽东认为，在武力上敌强我弱，但在正义性、凝聚力上，我党我军则占据优势，从长远看将全面压倒敌人。可见，毛泽东的勇气，不是无知之勇，恰恰是知难而上。他的革命乐观精神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对人类发展潮流、世界大势和中国具体实际的把握上。尽管有时“深深感觉寂寞”［14］（P78），但他始终保持着斗志。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向中央报告红四军情况时，就认为红四军的负责同志中“坚决的有计划把握奋斗精神的要算是润之同志，不知怎的，那种精神也是对革命前途更深刻的认识的结果吧”［9］（P257）。

（二）对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有预判

毛泽东能够迅速改变策略，率军转入农村，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已经提前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角度，关注研究农民问题和武装问题，对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有一定的预判和思想准备。

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强调了农民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9］（P112）大革命时期，广东是根据地。毛泽东认为农民占广东人口的80%，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发展农民的群众组织对于保障和扩大革命胜利具有重大意义。1925年12月，他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这部分人因受到重重压迫，“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4］（P6、9）他总结了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指出辛亥革命、五卅运动的失败都是由于革命党人缺乏对农民的研究和争取，“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9］（P163、166-167）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民的作用，而且以此为中心做了不少实际工作。1925年3、4月，他在韶山休养期间，通过走访和调查了解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还经过几个月了解和培养，为中共韶山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1927年1月，他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得到了第一手材料，刷新了他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得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结论。［14］（P16）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1920年，毛泽东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要摧毁反革命势力，只能用力量说话，借助武装斗争完成革命使命。1926年初，毛泽东就从国民革命的角度，提出人民没有武装，就不能夺取政权。后来，尽管北伐节节胜利，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越来越多。鉴于“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的局面，毛泽东提醒中央应该重视掌握武力，以防不测。马日事变后，毛泽东明确表示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八七会议上，他进一步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历史上重视武装历来意味着抓军队。毛泽东的洞察力在于他重视武装人民群众，特别是武装农民。他在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时就提出农民要组织武装，接收团防局，成立农民自卫队。［9］（P73、150、172、176、206）他还从理论角度阐明了“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14］（P17），“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则表示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与反动军队作战，单靠农民的力量还不够。要发动暴动、夺取政权，必须要有军队的援助。如马日事变后，他即主张农协应该上山或进入军队，“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9］（P185、202、203、207）

（三）收集掌握信息，知彼知己

正确的判断基于正确的分析，正确的分析基于全面充分的信息。因此，毛泽东抓住一切机会尽可能多地收集研判本地和全国信息，力争知彼知己，为此甚至还读过范仲淹写的关于江西剿匪的文集。［8］（P423）但敌人的封锁大大限制了井冈山地区信息的流通，特别是令毛泽东很难收到上级的指示，收到了时效性也很差。

在没有无线电的情况下，派人侦查只能了解局部地区的情况。毛泽东的对策是，通过报纸了解周边局势、军阀混战情况等中外政治、经济、军事信息，从中分析敌人动向，为红军制定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提供依据。红军每到一处，毛泽东都要派人到邮局、旧政权机构收集近期报纸，既包括全国性报纸，也包括地方小报，甚至会专门为了收集报纸而作战［2］（P244）。有人行军中扔掉了报纸，还受到过他的严厉批评。［22］（P227-228）毛泽东看报也很仔细，连报纸中间的寻人启事和广告都不放过。［22］（P404）

此外，毛泽东掌握周边情况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谈话来调查研究，这是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好方法。他随部队活动，每到一地都设法找到当地党的同志，了解本地和周围地区的情况。如古城会议除军队干部外也有永新、宁冈县委的同志出席；他第一次见到王佐派来的侦查员，就详细询问了井冈山的人口、交通、群众基础等情况，一直谈至深夜［5］（P36）；第一次见到江华，就询问了安源、萍乡的情况［23］（P44）。毛泽东每到一地，还会找本地农民、工人、商人、教师、乡绅、监狱看守、旧时衙役等谈话。通过这些，形成了典型调查材料，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各地的政治、经济、土地、人口、社会风俗等概述，也有各个时期流行什么商品、农民没有文化如何记工等细节。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专门提到，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后来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24］（P264）

（四）富有感染力

毛泽东之所以可以带领革命队伍走出危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富有感染力，能赢得他人信赖。当时的中国农村经济政治文化都较为落后，封建宗法思想还支配着人的头脑，人们大多不了解什么是帝国主义、机器工业。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宣传，发展党员，都比较困难。毛泽东在传播革命道理时，既朴实通俗，又风趣幽默，不但让人易于理解、记忆深刻，而且让人感到亲切振奋。正如邝任农初见毛泽东时所感受到的，“毛泽东同志讲话时，很富感染力，语气坚定，经常用手势，他虽然很年轻，但他说话时的动作表情显出一个成熟革命者的气质。”［18］（P232）

毛泽东讲解革命道理，以小见大。1928年住在茅坪时，群众送了他一条狗鱼（即娃娃鱼）。他便说，狗鱼是水中的霸王，被我们捉住了，还有个霸王没有捉住，那就是蒋介石、帝国主义。这个形象的比喻，一下点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压迫人民的本质，让大家都受到了很大教育。［11］（P46）他督促日常工作，简单有效。在宣传方面，一次部队写标语“打倒帝国主义”时，“倒”字少写了一画，毛泽东看后就笑着说：“不打都会倒，少了一条腿嘛！”自那以后，部队写完标语都要认真检查一遍。［11］（P148）在执行纪律方面，他提出工人农民的东西即便一个鸡蛋也不能拿。萧克就对此说：“这段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因为以前也常听讲纪律，但没有像毛泽东这样形象、深刻。”［12］（P95）他传授战略战术，生动形象。毛泽东在讲解“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的军事斗争原则时说：“这就像渔翁打鱼一样，撒网就是将部队分散下去，收网就是将部队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干什么？抓鱼！”［25］（P64）他还说，十个指头有长有短，荷花出水有高有低，敌人也有强弱之分，兵力分布也未必周到，只要我们抓住弱敌猛打一顿，打胜了立即分散，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把敌人放在了手心里。［10］（P146）

四、结语

历史是波浪历史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但它不会自行发展，而是借助人的活动实现。因此，在转折关头，如果错判形势，落后因素的一次反动就可能持续数年、数十年，甚至更长；反之，如果作出正确的应对，就可能推动社会加速发展。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令各地起义屡屡受挫，革命前景晦暗不明。秋收起义部队在进攻大城市的过程中损失很大，情况非常危急。但是，这也教育了毛泽东，教育了党和军队，要打开中国革命的局面，突破口不在城市，而在农村。

毛泽东及时率军转移至井冈山，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下，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逐步壮大。如果没有他的果断决策和正确指挥，秋收起义部队很可能就垮掉了。虽然其中有一些人可能会继续革命，但作为一支部队很难保存下来。上井冈山时，毛泽东率领的是一支残军、弱军。离开井冈山时，部队扩大了规模，具备了坚强的组织领导，明确了奋斗方向，已经是一支让敌人望而生畏的强军。

虽然有的政策存在不足、军事上也有败绩，但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时，毛泽东领导革命队伍让红旗在湘赣边界屹立一年有余，开辟了以工农武装割据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一举扭转了我党不断受挫的态势，既使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度过了夭折的危机，又证明了在白色恐怖中，只要有正确的策略，我党和我军完全可以生存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尽管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党和军队都面临着敌强我弱，但在综合实力对比上再未像秋收起义时那样悬殊，整体形势再未那样危急。

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也逐步发现了如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治党治军中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毛泽东完成了很多开创性、奠基性工作，如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设新型人民军队、部队做群众工作、建设根据地等，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如何发展自身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群众路线等方针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了。这为党和军队在日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持续抗压作了一次预演。

总的来看，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斗争这一时期，党在各方面尚不成熟，与反动派相比，综合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非常薄弱。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以极其有限的资源，成功带领革命队伍以弱抗强，化危为机。今天，中国共产党已经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丰富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形成了完备的工业体系，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研究毛泽东如何带领革命队伍走出失败危机，既可以为我们克服艰难险阻增加信心，也可以为今后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提供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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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5］欧阳毅回忆录［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