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伯伯送我上保小

新中国成立后，在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伯伯的关怀和亲自安排下，我和姐姐先后来到西安，入西北保育小学就读，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小学生活。习仲勋伯伯为什么对我们姐弟俩这么关心爱护，还得从他和我父亲的关系说起。

我的父亲杨新成（辛程）1932年入党，1933年任陕西高陵县特支委员。同年春夏之交被组织调往邻近的三原县渭北游击队，游击队当时的负责人就是习仲勋伯伯。1936年后，习仲勋伯伯把我父亲调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负责宣传和教育工作。

那时的父亲刚二十出头，风华正茂，他信奉马列主义，胸怀远大抱负，写得一手好字，关中分区所在的马家堡大街小巷的大幅标语，均出自父亲之手。在当时没有铅印的情况下，关中地委的机要文件，刻蜡版、油印等任务也都是交给父亲。

1938年7月底，父亲代表关中分区到西安办事，顺便回高陵老家住了几天，他不失时机地给村里的乡亲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说明共产党代表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爱的是穷人，为的是解放穷人等等道理。在父亲的影响下，同村的几个青年和我的二姑杨萍，决定随父亲一道去陕北参加革命。父亲雇了一辆马车，拉了400斤棉花，准备卖掉给根据地筹集经费。他领着我二姑、我母亲和不足一岁的姐姐等一行七人，历时三天经高陵、三原、淳化、旬邑，行程几百里，最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习仲勋伯伯和分区其他领导到住地看望他们。习仲勋伯伯对父亲带到解放区的几位青年也都非常关心，嘱咐妥善安排他们的学习和工作。我的大姑杨志先到延安党中央，后被安排到中央机要局担任译电员；我的二姑杨萍先入陕北公学学习，后被调到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卫生队工作。同去的焦峰到了地委机关当通讯员，后来到陕北公学的地方干部队学习。

习仲勋伯伯经常来我家，他待人和善，平易近人，有时还抱着我姐姐叫她“胖女子”。后来母亲怀我快生产时，战争形势日趋紧张，习仲勋伯伯建议我父亲送我母亲回老家生产。还说：“看样子这次是个男娃。”于是，母亲带着姐姐辗转回到关中老家。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成了父母的永别。

193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我边区挑衅和侵犯。1939年5月，敌人一手制造了枪杀我荣军学校学员的“旬邑事件”。事件发生后，关中分区委派专员公署教育特派员师源和时任新正县教育科长的我父亲作为我党谈判代表，前往旬邑县城与国民党谈判。父亲根据习仲勋伯伯信中的指示精神，与敌人据理力争，从而迫使国民党旬邑县驻军当局答应我方条件，抚恤我方伤亡人员及家属。1940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变本加厉对我关中分区施压，分区领导再次指派我父亲作为代表与国民党谈判。后谈判破裂，战斗不断升级，关中分区机关被迫从马家堡撤离。1940年4月，我军在旬邑县长舌头村与敌人激战，父亲因连日辛劳，不幸身染重病，但当时战斗环境十分恶劣，根本无法救治，遂于1940年5月3日在行军途中去世，年仅26岁。

习仲勋伯伯得知我父亲去世的消息后，非常悲痛，说他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好助手。关中分区在上墙村为我父亲召开了数百人的追悼大会，习仲勋、张仲良等分区领导都参加了。习仲勋伯伯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杨新成是个好同志、好干部，他的家庭并不缺吃少穿，但他却带领一家人来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父亲牺牲后，遗体一直安放在离敌人阵地不远的长舌头村西一个没有门的窑洞里，很不安全。时隔不久，关中分区机关要撤离马家堡，迁往马栏。离开前，习仲勋伯伯责成分区干部买了口棺材，把我父亲入殓，然后联系高陵地下党组织派交通员过来接应。分区雇了八位民工，人抬车拉，途经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克服了重重困难，行程五六百里，终于使父亲魂归故里，灵柩安葬在故乡高陵县张卜乡吴村杨村里。

父亲牺牲28天后，即1940年5月31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我才出生。不幸的是，在我三岁多，姐姐只有六岁时，母亲由于思念父亲抑郁成疾也撒手人寰，我和姐姐成了孤儿。这时远在延安的两个姑姑，全无音讯，我们只能跟着年迈的祖父母在高陵县吴村杨度过了相当长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

时隔九年之后，西安刚刚解放，习仲勋伯伯作为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工作繁忙、日理万机，但他还惦记着我们一家。1949年9月，他指示西北局干部薛和芳赴高陵县找到当时第一任县委书记韩学礼和第一任县长邢子舟，询问我母亲和我们的情况，并传达了他的三个指示：一是由他作证明人追认我父亲杨新成为“革命烈士”；二是准备为我母亲安排工作；三是解决我们的上学问题。当薛和芳告知他我母亲已去世的消息后，习仲勋伯伯遂要在西安接见我。祖母让表叔领着我去西安。习仲勋伯伯见到我很高兴，一把抱起我说：“到底是个男娃！”还说：“保小（延安保育小学）就要搬到西安了，你和你姐姐都去保小上学。”

在习仲勋伯伯的指示和具体安排下，我和姐姐相继顺利进入保小。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百废待兴，学校刚从延安搬来，连固定的校舍都没有，只好把一部分班级安顿在西关，另一部分安排在书院门。由于条件有限，只能先解决姐姐的入校问题。1950年8月，姐姐顺利进入书院门的分校，她于1952年从保小毕业后，考入了当时的省女中。1953年，新校址基本建成，且已初具规模。这时习仲勋伯伯即将调往北京，担任国务院（原政务院）秘书长。行前他又指示薛和芳落实我的上学事宜，不久高陵县政府通知我当年8月即可入学。在保小，我完成了小学学业。1954年秋，经过考试，我和学校的其他四位烈士子弟一起分配到了西安市第五初中（即现在的第二十五中学），并由西安市民政局每月给我们发放抚恤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们的生活有了保障，得以安心完成学业。1960年8月，我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空军导弹学院深造。

如今，我已度过了人生的80个春秋，回首往事，最让我怀念的还是在保小的那段生活。还记得1953年8月底的一天，我风尘仆仆从高陵县农村赶赴西安上学，接待我的教导主任崔鹏老师热情和善，报道完即安排我去伙房用餐，吃的是鸡蛋炒白米饭。这顿现在看来极为普通的蛋炒饭，却让我终生难忘。保小的老师们对同学都非常关爱。我因从小失去双亲，性格怯懦胆小，但在班主任王俊芳老师的关心、鼓励、指导下，我的性格渐渐变得开朗，胆子也大了，不仅能在课堂上踊跃发言，还敢在学校歌咏比赛时上台指挥。同学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却情同手足。我是班上唯一的烈士遗孤，但并不被歧视和冷落。冬天该我值日生炉子，因我从农村来从未生过煤炉子，正犯愁时，几个大点的同学都早早起来帮助我，让我感动不已。班上组织一个叫《纸叠汉》的节目，老师让我也参加，但因我从未上台表演过，笨手笨脚总演不好，同学们并不嫌弃我，还手把手教我。于是我鼓足勇气积极配合，协调动作，终于圆满完成了演出任务……这些看似点滴的小事，却让我孤独的心灵得到很大的慰藉。60多年过去了，教授我们知识的老师、照顾我们生活的阿姨、朝夕相处的同学以及校园里的一草一木，都令我终生难忘，那些学习生活中的美好记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

（整理者：陕西省档案局馆档案保管利用处原调研员）

（原载《百年潮》202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