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德传播的两大原则

作者:唐婧   发布时间: 20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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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12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来,其内涵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深化,并向各领域的多边机制、平台建设、倡议提出等实践转化,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德国主流媒体与智库中传播的分析,尝试阐述对德传播该理念应遵循的两个原则,即政治文化上的求同存异与语言上的交流互通。基于对这两个原则的理解,还提出了推进传播的具体政策建议。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德传播原则;政治文化求同存异;语言交流互通

一、引言

2012年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年2月10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在党的十九大上,这一理念得到深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在不断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与深化。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经由理念转化为行动,涵盖外交、经济、安全、生态等各领域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命运共同体、新组织新机制等实践平台不断走深走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当前中国对外政策具有统领作用,正确义利观和亚洲新安全观可以视为命运共同体的‘双翼’,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两大重要‘抓手’。”(王帆、凌胜利,2017:4)对德传播该理念的重点在于让受众有意愿了解诸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实践平台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的相互联系、与欧盟发展的相互联系等,因此,笔者通过文本分析、对话调研等形式总结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德国的传播现状以及在此基础上初探对德传播该理念的两大原则。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德国传播现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主要通过外交场合、学术交流、大众传媒等多种方式对外传播,通过分析《时代报》、《世界报》、《南德意志报》等德国主流媒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注程度,可以总结出德国主流媒体对该理念的报道主要有三个特征:(1)多数文章使用引用语提出该理念,在这些语境中,德文引号的使用内涵有二:其一,表示作者对某一话语的引用,不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与该话语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感;其二,具有一定的贬义色彩。如《南德意志报》一篇名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的一个大挑逗》中阐述中国政府利用每一次外交场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广告,认为这让德国媒介对此理念抱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2)多数文章对这一理念的分析结论与该理念的本意出入较大,如《时代报》一篇名为《目标是全世界》的专栏文章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提出这一理念无异于不留余地地让全球认可中国的所有立场,这样的解读与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文化包容、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命运共同体的本意相差甚远,甚至背道而驰;(3)德国主流媒体的阐释与分析折射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死灰复燃,随着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外交新方案,德国媒体自以为是地揣测这些方案背后所谓的“中国意图”,在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更多地发声并更多地承担责任和义务后,多数媒体流露出了“酸葡萄”心理。

笔者参加了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赴德培训①,对德国智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知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调研。代表团对罗莎·卢森堡基金会(Rosa Luxemburg Stiftung)、汉斯·赛德尔基金会(Hanns Seidel Stiftung)等政党智库,慕尼黑大学应用政策研究中心(Centrum fuer angewandte Politikforschung der Universitaet Muenchen)、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高校附属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德国外交政策协会(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Auswaertige Politk)等私人资助智库就“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识,以及在这一理念下中德合作的前景”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德国智库对于这一理念的认知度,可以归纳为三类:首先,德国政党智库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视域,增强各国的参与度,特别在帮助世界落后地区发展、农村地区综合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对欧盟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其次,高校附属智库基于其在实现全球文化包容等领域的理论研究基础,更倾向于从更好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海外接受度的策略层面提出建议;再次,私人资助智库在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表现出“不关心”、“不了解”、“不作评价”的“三不”倾向,他们更愿意谈及“一带一路”倡议对他们的实际意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不了解。

私人资助智库的代表出于文化渊源、知识架构、意识形态差异等方面原因,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理念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德国智库研究者中青年人占多数,他们对我们党的历史、中国外交历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和内涵缺少关注,对中德、中欧合作的历史也缺乏了解。

在外交层面之外,提升德国大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和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涵、内容、实践平台的认知意愿,不被媒介的观点牵着鼻子走,独立客观地理解这一理念,成为传播该理念的重点之一,而提升认知的关键在于寻求中德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及进一步发挥语言的交流互通功能。

三、寻求中德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我国的发展经验以及我国与世界的多元互动,是多维度各历史阶段文化融合的产物。而德国文化与思想具有别于广泛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特殊性,一方面,德国人重视西方共享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他们重视以责任、秩序、公正为特征的“1914年理念”(叶隽,2019)。当今的德国大众受媒体报道等影响很大,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中德外交关系的历史缺乏了解;他们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手文献资料及获得渠道。如何在正确把握两国政治文化差异性、着眼传播现状的前提下,寻求中德政治文化的共同性,是一个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1. 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渊源与德国政治文化的共同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绝非一蹴而就,它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我国外交实践和世界多元文化精髓辩证统一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的是人、自然、社会多元融合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它根基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不以民族、区域为界限,具有强大的包容性,继承和发扬了“天下为公”的政治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底线意识,折射出和而不同社会观的柔性光芒。

德国的政治文化有别于英美国家的政治文化。德国在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认同的历史进程中,对国家和社会需要具备的秩序十分重视,尽管这种对秩序的追求曾经因为缺少民主制度的根基而使德国一次次地陷入困顿,但时至今日,在东西德民众的心目中依然寻求着多层面的平衡——在与纳粹德国决裂基础上寻求与其意识形态相反的民族同一性、寻求自由民主制度与保障公民平等权利之间的平衡。在国内事务方面,大部分民众对自由权利、党派竞争和法治国家等基本原则持有赞同的态度,将纳粹历史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去反思;在国际事务方面,德国民众也崇尚和平主义、环保主义、人道主义、多边主义(特别是“美国优先”政策的背景之下)等价值取向。

由此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宇宙观、世界观、文化观、政治观、社会观突出的是多元融合的整体思维、包容开放的合作姿态、追求和平发展的人文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负责态度。而德国历经了对秩序、自由、民主、法治的种种追求与尝试之后,致力于找到一种自由民主价值与有序世界之间的平衡,致力于推进和平主义、环保主义与多边主义,这将是中德共同将目光聚焦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上的思想基础。中德两国在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国际贸易自由化、世界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农村地区综合治理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和实践该理念的落脚点。

2. 着重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欧盟一体化的紧密联系

鉴于不少德国民众和智库研究者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了解程度高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了解程度,在对德传播全球治理理念时,我们需要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参与全球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和实践平台,两者并不相互孤立,更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为德国在经济领域和安全政治领域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欧洲已经出台互补性倡议,如“欧高亚运输走廊项目”(TRACECA)以及“向欧洲输送石油和天然气国家间项目”(INOGATE)等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衔接。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还涵盖了其他领域的实践平台,如“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网络安全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等平台。在这些领域中,中德有不少可以挖掘的合作机遇。

在探寻中德政治文化共同点时,我们不应忽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欧洲一体化的紧密联系。德国是欧共体的创始国之一,一直在欧盟中起着主要领导作用。但近年来,欧盟面临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等种种问题,德国积极主导的欧洲一体化政策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20年下半年,德国将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原国防部长冯·德莱恩于2019年底当选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因此,中德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助于中欧双方在这一理念下共同拓展合作实践平台,共同探索普遍性重大议题的解决方案;有助于推动中德利益共同体向多层次、立体化的方向发展,并进一步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先后两次向默克尔总理指出,中德应该成为“合作共赢的示范者”、“中欧关系的引领者”、“新型国际关系的推动者”和“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者”。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可以继续推进经济、社会、生态、安全、教育、农村等各方面的合作,这些合作是可以细化至企业间及机构间的,这是实现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欧盟一体化的重要保障。

3.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德合作的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中国共产党人经过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换来国家的统一稳定,深知和平的可贵,始终不渝高举和平、发展、稳定、共赢的旗帜。德国人民也深知和平与统一对于国家发展的深刻意义,深知稳定、发展、包容对于人类命运的重要意义。

将更多党的经典著作翻译成德文版本,并出版更多的德文版解读读物,进一步向德国政党、智库、高校、研究机构推广,有助于提升德国学者和大众对该理念的了解程度。在解读读物中重点说明西方受众易误解的问题,如对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中的自由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自由主义并不属于同一概念进行阐释。在讲好党的历史的同时,我们需要着重选取和传播大历史下小人物的故事,如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一位中国维和士兵的真实故事,以真情感召人心;邀请德国各阶层代表参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等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展览,使他们亲身感受我们对历史的书写是如何尊重细节与事实的。

中德合作的例子不胜枚举,遗憾的是德国媒体出于博人眼球、放大意识形态差异等原因,总会自动屏蔽这些客观信息。如2019年9月默克尔第十二次访华期间中德签署的合作协议涉及航空技术、航运、能源、电动汽车、金融、保险、垃圾回收与利用等领域。其中,安联保险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了深化金融和保险领域合作的战略协议,德国“街头滑板”公司与中国汽车厂商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准备生产和开发一款电动商用汽车,解决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德国欧绿保公司与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在深圳成立一家开展垃圾回收与利用合作的合资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涵盖的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关系、促进网络安全等议题已经融入中德合作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同时,这些理念付诸实践的实例是具有说服力的,也是需要呈现给德国大众的。

4. 注重自下而上的传播途径,制定区别化的传播策略

在坚持中国立场的前提下,在对德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可合理借鉴德国高端智库的传播模式,使该理念更好地对德国智库和大众传播。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背景的受众,针对代表不同利益的机构就对该理念的认知度、接受度,开展座谈、采访和问卷调查等(如设置是否接触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文献资料等问题),根据对方的反馈制定出区别化传播方案。如针对德国高端智库,可邀请代表团参访中国高端智库,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相关主题的论坛;针对德国企业家,可邀请他们参观“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展及企业风貌等。

德国政府以及各政党智库十分注重对年轻人的公民政治教育(Politische Bildung),这一经验值得借鉴。德国智库致力于将研究成果写入学生读本与教材中,邀请青年学生走进智库,就某议题座谈讨论并将从年轻人中收集的疑问融入研究中,通过网络、刊物等将研究成果反馈给大众。

我们可以组织有传播经验的学者,聚焦欧洲年轻一代关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各分主题,编写和翻译内容生动、语言活泼的简易读本;创立面向年轻人的德语网站,专门展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德国年轻人生活中点滴事物的紧密联系,在该网站设置“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说”的电子信箱,专门收集建议及给予相应反馈;邀请德国青年学者、学生团体参加以“世界青年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短期交流、培训、暑期学校等,通过多媒体视频、VR等多种形式展现未来共同体的构想;与德国文化机构合作,在德国开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关展览,邀请德国青年参与宣传片的拍摄;加强中德青年学者、学生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分主题读本和历史文化观念的讨论交流,并将双方观点反馈给传播组织者,进一步优化传播策略。

四、发挥语言的交流互通功能

在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准确且充分发挥语言交流互通的作用是另一项重要原则。只有在保证正确表述该理念内涵的前提下,寻求对象国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式,才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我们在翻译《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理论著作时②,主要遵循了以下两条原则

1. 准确把握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我们在翻译这一理念时,首先很好地区分了共同体(Gemeinschaft)以及联盟(Union)之间的差异。共同体在德文中对应的术语是Gemeinschaft,它在德文中有几层意思,最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核心要义的意思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联合、结合,如各民族自由和平的联合(diefreie,friedliche Gemeinschaft der Voelker)(赵登荣、周祖生,2013:891)。欧盟(EuropaeischeUnion)的前身,欧洲共同体的德文是Europaeische Gemeinschaft,其重要组成部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德文是:Europaeische Wirtschaftsgemeinschaft。笔者认为,欧洲共同体与欧盟的重要区别之一是,欧洲共同体强调建立共同市场,拉近各成员国的关系,而欧盟则强调成员国主权的让渡,形成更为紧密的统一体。论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的共同体时,我们可以从它的思想渊源得出,它更是一种风雨同舟、包容开放的团结意识,并为之做出的实践努力,而非通过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主权让渡,形成一种同盟关系。因此,德文中共同体这一术语与我们的理念紧密契合。

2. 准确把握命运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与用法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是命运共同体。我们看到一些媒体上将命运共同体翻译成了Zukunftsgemeinschaft(未来共同体)。因此,我们在翻译这一理念的时候,需要很好地区分命运共同体和未来共同体的差异。如上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源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我国的发展经验以及我国与世界的多元互动,是多维度各历史阶段文化融合的产物;同时,这一理念已经由理念转变为行动,如上文所述的各实践平台。因此,若仅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局限于未来共同体这一概念,未免忽视了它的历史内涵和现实视角,而Schicksalsgemeinschaft(命运共同体)是兼具历史、现实和未来视角的概念和译法。

我们在选择Schicksalsgemeinschaft这一译法时,也兼顾了它在德国学术界、欧洲外交场合的运用现状。在德国经典史书《德国国家简史》(Berbig,1985)中,论及一个国家产生的前提时,谈到了形成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视线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44投向全人类的时候,休戚与共、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更高层次的紧密联系,与德文中命运共同体的表述方式是不谋而合的。此外,我们注意到欧洲外交场合也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一术语。如前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在描述欧洲与非洲的关系时,表示“非洲的未来是我们的未来,两大洲已经融合入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英国《金融时报》名为《法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欧盟领头羊竞赛复杂化》的文章中也形容欧盟历史上的德法是法德命运共同体(Franco-German Schicksalsgemeinschaft)。因此,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一个对于德国受众而言全新的概念出现时,Schicksalsgemeinschaft的译法更好地发挥了语言的交流互通功能,使受众倍感亲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德传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五、结语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逐步实现利益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阶段性发展。我们对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也需要首先注重受众在该理念接收途径、认知程度方面的现状。在求同存异基础上,我们寻求中德在政治文化上的共同性,结合该理念的思想渊源、受众已有的认知程度、传播的有效性等角度找到寻求共同性的具体方法,提升受众(特别是青年群体)了解该理念的意愿;注重语言的交流互通功能,运用准确反映该理念内各要素内涵又符合德国受众语言习惯的译法,笔者认为,这是对德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两大重要原则。

在对德传播该理念的过程中,译名的统一尤为重要。翻译组织者以及对外传播机构需要多组织相关译名的学术探讨,各领域的学者从多角度去探讨理念的渊源、涵义、译法以及传播有效性等,有利于形成词义传达佳、传播效果好的译名译法。在对德传播中各主要传播机构应使用统一的译法,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注释:

①2019年7月14-28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德国高端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培训团赴德对相关智库进行访问调研。

②该书收录了2013年1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其德文版正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德文翻译处翻译过程中。

参考文献:

[1]Berbig,H.1985. Klein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Nation[M]. Duesseldorf: Droste Verlag.

[2]王帆,凌胜利.2017.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3]叶隽.2019.中国学者李伯杰眼中之别样德国[N].中国出版传媒商报,10-11.

[4]赵登荣,周祖生.2013.杜登汉德大词典[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唐婧,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