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如何振兴

——毛泽东的探索及其当代启示

作者:李炼石   发布时间: 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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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在乡村宣传思想工作和文化建设等领域有丰富的思考和深入的探索。他促进新文化的大众化价值转向; 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内部凝聚整合; 传承发展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品格; 注重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应充分理解乡村文化振兴的紧迫性,必须讲好乡村故事以彰显乡村文化独特价值,要在城乡文化互动中提升乡村文化的地位。

 

近年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时代课题对 “三农”宣传思想工作和乡村文化事业提出更高要求,而百余年来中国乡村的变迁轨迹和当前乡村社会特别是精神文化领域面临的诸多问题,更凸显了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既是一个当代命题,更是贯穿近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乡村现代化事业的长期主题之一。回望历史,毛泽东在实现乡村文化振兴问题上有着可贵探索,其中的精神内核对今天乡村文化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将思想文化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内部的一个问题加以谋划和解决。他认为,中国乡村和农民实际上蕴藏着自我解放的巨大潜能,但要使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投身革命和建设,就必须从根本上扭转中国农民涣散、被动、冷漠的精神面貌,使农民群众从思想文化上振奋、自信起来,从而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毛泽东振兴乡村文化的思想和实践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促进新文化的大众化价值转向

总体而言,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传统是站在封建精英主义立场上居高临下地蔑视农民。虽然历来不乏 “民本”“重农”等思想,甚至在名义上 “民意”即 “天意”,但本质上民众仍然被视作供封建士大夫驱遣的被动、无知的 “群氓”,在文化上身处边缘和 “暗角”。这种价值取向若得不到根本扭转,中国乡村乃至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就不可能真正走向 “现代”。对此,毛泽东指出,必须革除封建旧文化对农民的压迫,提高农民的文化地位,并强调先进文化必须为农民群众所欣赏和掌握才能起到鼓舞和引领的作用。基于此,毛泽东系统表述了对新文化的设想,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①]。“大众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文化目标。

为了实现文化的 “大众化”,自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始终亲自指导新文化的发展实践。在思想层面,他将 “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一个 “根本的” “原则的”问题,鲜明地提出新文化要为人民大众服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从 “为群众”和 “如何为群众”两个方面阐述新文化的大众化品格: “为群众”意味着新文化应当为全民族中 90% 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②]; “如何为群众”意味着知识分子应当在价值立场和工作方法上实现深度转变,深入人民广阔的社会生活这个 “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③]中, “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④]。在他的提倡和努力下,旧文化的丑化、矮化农民倾向被根本否定,农民成为新文化的主人,近代中国文化在理论设定上实现具有深远意义的 “价值转向”[⑤]

在实践层面,毛泽东不仅强调中国农民内在地具有勤劳、勇敢、智慧、乐观等宝贵品质,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⑥],而且与当时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频频互动。他鼓励和要求文艺工作者将对大众的政治情感化作审美情感,多去描摹农民群众的正面形象和英雄事迹,纵使批评也要自觉地 “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⑦]。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众化特别是尊重乡村、尊敬农民的精神内涵,一直贯穿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历程。在他的号召下,农村题材成为文艺创作的热点, 《红旗谱》 《创业史》等反映农村新秩序、新气象的文学作品,以及赵树理、柳青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现实主义作家大量涌现,有力配合了当时农村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例如,柳青在 《创业史》中,运用鲜活的农村生活素材,深刻描摹了党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中国农民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等带来的巨变,用生动的农村故事讲述了农民“翻身”特别是 “翻心”的伟大转折。《创业史》一经发表便在农村引起热烈反响,主人公梁生宝也成为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进程中经典的农民形象,鼓舞了几代人。总体上,大批农村题材优秀作品的出现,使农民在文化舞台和社会舆论中不再是曾经旧戏舞台上的 “渣滓”[⑧],而是成为有血有肉的主流、正面形象; 乡村也从传统历史叙事的边缘、盲区中走出来,开始以昂首阔步的崭新面貌赢得全社会的关注和尊重。可见,文化环境的转变为乡村精神面貌的彻底革新奠定了基础。

二、以本土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文化内部凝聚整合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曾长期面临结构破碎、产业荒芜、精神空虚的困境,小农因其固有的涣散性、脆弱性而无力改变生存现状,在历史怒涛中如飘萍般自生自灭,反映在文化和普遍心态上则是“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⑨]。而刚刚获得解放、分得土地的农民往往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的“发家致富”,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等宏观主题不够理解,也缺乏相应的积极性。毛泽东认为,分散、低效的小生产以及文化的低迷和心态上的自卑,与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必须帮助农民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社会整合和动员,使他们 “组织起来”,对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态加以彻底改造,增强农民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从根本上改变乡村落后的面貌。对此,毛泽东的主要探索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农民熟悉的乡村话语、本土素材,增强乡村文化的凝聚力和农民的集体身份认同感。

首先,利用本土素材,塑造乡村 “地方性知识”,重塑乡村生活的公共性,引导农民变 “散”为“聚”。在乡村社会传统的父权、夫权、族权、神权等因素被否定后,党的组织领导成为最关键的组织资源[⑩]。在有大量传统因素遗存的乡村社会,除了依靠行政手段、物质利益引导来动员农民外,还必须依靠与生活密切相关 “地方性知识”[11]来建立和维持新的社会秩序,即要求一定范围内的农民要尽可能成为一个分享共同历史记忆、遵循一致或近似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有共同或近似生活理想的集体。历史地看,这个目标主要是在政治动员和引导农民进行教育和整合的过程中实现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开展农民运动时就经常一方面组织农民开会作调查研究,一方面从了解他们的痛苦和需要入手,引导他们基于自身生活经验,反思和控诉被压迫、被欺凌的悲惨命运,借助凝聚共同的苦难记忆来塑造农民的阶级意识、集体意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各地遵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开展开会诉苦、讲家史村史、 “算细账”、“忆苦思甜”、“典型思想讨论”等活动,大致内容都是依靠动员农民结合自身生活实际,主动发声来营造群体情感,进而引导农民以集体的、阶级的观点去认识社会历史,理解并贯彻党的政策。例如,为动员农民落实土地改革政策、保障抗美援朝,毛泽东指出必须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组织动员和宣传教育,“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12],以帮助农民真正理解土地改革和爱国增产运动的重大意义; 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中央要求在开展教育动员时应当注意 “使农民的生产和国家的要求联系起来”[13]。在这些精神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群众性教育活动,通过引导组织农民讲家史、村史,诉说与自己生活最直接相关的地主压迫的苦,使农民明白 “现在的一切都是国家给的”[14],“我们能从封建时代吸人血的地主之下解脱出来,全要归功于毛主席和党”[15]。比如,在湖南醴陵,工作队通过访贫问苦,与农民群众建立了感情,引导他们 “由个别诉苦到大会诉苦,以苦引苦达到贫雇农的翻心”,帮助他们逐渐从阶级的角度理解彼此共同的苦难记忆, “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分家”,意识到 “船帮船客帮客,叫花子帮荒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对党、党的领袖和政策的信任和拥护[16]。总之,此类活动充分利用乡村本土素材,通过引导农民群众 “说话”,使涣散、凋敝的乡村社会文化空间被公共议题、共同记忆所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断强化的集体精神乃至阶级感情。曾经一盘散沙式的农民逐渐建立阶级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乡村形成自身的舆论和村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道义乃至行动的共同体,乡村生活的公共性明显提高。这对乡村社会结构和基层政治秩序的破旧立新具有关键意义。

其次,发掘乡村文化资源,促进群众性文化事业,引导群众自我宣传、自我教育,增强乡村文化主体性。乡村文化能否取得实质性的发展进步,取决于能否从农民群体内部激发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势能,充分发挥农民参与文化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较之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和思想教育,植根于乡村土壤、贴近生活实际的乡村内生的群众性文化事业更具有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文化大众化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一方面要求文艺工作者要 “下乡找农民”[17],另一方面强调在农民的日常生产劳动中蕴藏着许多优秀文化素材,较之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它们往往因更符合农民的接受能力和客观需要而更有生命力。因而,毛泽东大力倡导农民群众充分挖掘生活化的内容,进行加工创作,同时大力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让他们真正成为新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比如,他充分肯定农民 “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 “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18],中国新诗歌的发展出路“第一条是民歌”[19]。1958 年,毛泽东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 “民歌运动”,意在动员农民自发挖掘乃至创作民歌来彰显英雄气概,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鼓舞。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地群众性文化活动都活跃起来,不少地方群众性剧团、舞蹈队、标语漫画组、板报组等普及到乡镇,故事会、农民文化节等也兴办起来。有些地区的农民能够 “自编自唱、人人开口”,甚至出现了 “无处不见诗,无人不唱歌”的踊跃气氛[20]。尽管当时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比较粗糙,但农民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话语中实现了自我组织、自我教育,在 “自己演、演自己”的过程中对乡村文化增强了自主性、自信心、自豪感,乡村社会的 “精气神”逐渐凝聚起来,农民那种被动、怯懦、 “感觉事事不如人”的文化心态也得到历史性的扭转。

三、传承发展提升乡村文化的价值品格

价值观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一种文化要立起来、强起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凝结和贯穿其中的价值观的生命力、感召力。要彻底扭转乡村、农民的落后精神面貌,就必须重塑乡村文化价值品格和价值追求,清楚地表达新的时代条件下农民应当崇尚什么、乡村应当提倡什么、未来乡村应该是怎样一幅图景,并充分发挥这些价值观念的教育引导作用。从毛泽东的相关思想和实践可见,他在主张科学改造小农意识落后性的同时,注重对农民文化性格中的优秀品质进行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改造和诠释,使之成为引领和感召乡村精神面貌提升的核心价值观念。

毛泽东将农民本有的能动性改造、提升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奋斗精神,是对中国农耕文化优秀品质的批判继承和现代化改造的一个缩影。一方面,他始终强调革除农民文化性格中自发、盲动的落后成分,对乡村文化价值进行改造和提升。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农民的文化性格中有 “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21],有 “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22]。因此,他告诫全党 “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3],要将农民的思想觉悟认识水平提升到无产阶级的水平,使农民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文化模式的深层结构得到科学化、现代化改造。具体到农民群众的能动性,他强调要区分科学的积极性和小农心态固有的急躁盲目性,“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24],鲜明反对 “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25]等盲动观点和急躁冒进的情绪,将农民群众本有的朴素的能动性转变为现代的、科学理性的能动性,从而实现在继承基础上的改造和提升。

另一方面,毛泽东大力倡导继承传统农耕文化的优秀精神内核并赋予其当代价值。以对农民群众的能动性认识为例。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自古就有吃苦耐劳、勤勉顽强的性格,虽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长期延续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小农的盲动色彩,但 “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26],只要善加引导和改造就能够符合社会主义的时代要求并化作乡村发展的精神动力。他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27],要引导农民将朴素的能动性改造为符合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 “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28]。在主持编辑的大型文献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他选编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各地农村的先进事迹报道,并撰写一百余篇按语,亲自讲述农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事迹,其中不少都是农民敢拼敢闯、克服重重困难甚至 “土法上马”进行生产建设的故事,体现着憨厚质朴、吃苦耐劳、勤勉顽强、诚实肯干等中国农民传统品格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焕发出的新生机。比如,河北遵化西铺村王国藩 “穷棒子社”以 23 户贫农和 “三条驴腿”筚路蓝缕的事迹,山西省平顺西沟村李顺达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辽宁省锦县刘玉如合作社、安徽通城县开明义合作社艰苦奋斗的事迹,当时在全社会广为传诵。毛泽东亲自号召全国学习借鉴的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更堪称这方面的典范。他将农民朴素的能动性赋予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等不靠、自力更生、“争气”等新的时代意义,这些精神气质既是中国农耕文化记忆深处的传统基因,又适应一穷二白的国情和农业合作化的现实需要,因而短时间内就使得乡村社会精神面貌为之一振。这种奋斗精神不仅成为当时乡村建设的精神动力,其中一些人和事至今仍是当地的一张文化名片,仍起着教育人、鼓舞人的作用。比如,王国藩的儿子王子华表示,依靠集体力量勤俭苦干改变命运的 “穷棒子精神”早已成为当地的 “传家宝”[29],鼓舞了几代人的生产和生活。

毛泽东对乡村文化品格的传承改造提升,明确表达了乡村及其文化发展价值导向,清楚表达了迫切要求改变命运的农民群众对理想乡村生活的期待,描摹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愿景,彰显了乡村的独特价值。尽管当时的乡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尚待提高,但乡村已不再是凋敝残破的家园,而是成为寄托着社会主义劳动者、奋斗者美好期许的生机勃勃的热土。

四、讲好乡村故事,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

文化要常葆生命力,除了自身内容必须回应时代关切、具有先进性之外,从外部看还需要跃出其原生环境,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并与异质文化展开对话、互动。乡村文化不仅产生、服务于乡村,更应成为现代中国新文化的活跃组成部分。只有促进社会化传播,乡村文化才能更好地巩固自身的主体性,增强内生活力,进而彰显自身的独特价值。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在 “缩小三大差别” “反修防修” “培养革命接班人” 等政治话语背景下,工农商学兵等 “各条战线”纷纷总结先进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广泛开展学习、竞赛,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在毛泽东的支持和指导下,工业领域的大庆油田、农业领域的山西大寨公社等成为全国闻名的模范典型,解放军的优良作风和政治工作经验被推广到全国,逐渐汇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比学赶帮”内容大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这场热潮固然并非当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但剥离其意识形态色彩,它客观上大规模、有组织地促进了乡村优秀文化、农民良好形象的社会化传播,对实现工农、城乡、军地之间的文化互动,提高乡村社会的文化地位,增强乡村文化的自信和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这场 “比学赶帮”的用意和内在机制是动员干部群众学习先进经验,用先进典型带动一般、全局[30]。毛泽东特别重视典型示范的作用。1958 年 1 月,他亲自拟定 《工作方法六十条 ( 草案) 》,特别强调了典型经验的示范作用和推广典型经验的必要性。在这场热潮中,以 “愚公移山”精神事迹被毛泽东嘉许为 “好例”[31]的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将穷山沟改造成为 “层层梯田米粮川”并在大灾之年做到 “三不要”的山西昔阳县大寨村、在厉家寨精神鼓舞下因 “青石板上创高产”而被周恩来誉为 “北方农业的一面旗帜”的河北遵化县沙石峪、修建红旗渠改变干旱困境的河南林县等一批乡村先进典型闻名全国。其中,山西大寨及其带头人陈永贵被毛泽东亲自推为乡村的一面旗帜。除全国典型之外,各地方也挖掘塑造了自己的先进典型。一时间,从 《人民日报》到地方性报纸、杂志以及话剧和影视作品等,乡村典型故事、先进事迹大量涌现。这些典型故事和先进事迹不仅在 “农业战线”上备受瞩目,而且在工厂、学校、部队、机关等广为传唱。在这场规模空前的热潮中,乡村文化逐渐形成不同于工人 ( 科学精神、为国争光、“三老四严”等) 、部队 ( 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三八作风”等) 等其他文化主体的独特气质,憨厚朴实、勤勉顽强、坚韧不拔、奋进向上、开朗乐观的社会主义农民形象历史性地站在社会舞台的中心,并与工人、军队等文化主体建立了某种互动互鉴的对话关系。乡村、农民的精神尊严和文化主体性得到进一步加强,乡村文化在全社会的关注度和话语权达到空前高度。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毛泽东至今仍得到农民群众崇敬和怀念的根本原因之一。

尽管有特殊的政治动因,但毛泽东大力推动乡村故事的社会化传播,使乡村价值、乡村故事成为“比学赶帮”的活跃参与者,说明乡村价值理念、乡村先进事迹绝不是乡村内部农民群众的 “自说自话”,而是有可能、有必要加以挖掘和宣传,使其跃出工农城乡二元樊篱,在乡村之外的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产生鼓舞乃至教育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亲自写诗宣传乡村典型。例如,两首 《七律·送瘟神》歌颂了乡村干部群众努力消灭危害困扰乡村已久的血吸虫病的事迹。他还表示这两首诗是 “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在宣传乡村健康防疫工作方面可以 “聊为一臂之助”[32]。又如,《七律·到韶山》也以豪迈遒劲的笔触,向全社会讲述了乡村的巨大转变和 “遍地英雄”的崭新面貌。这些描写乡村、讴歌农民的诗作广为传唱,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对提振农民“精气神”、促进乡村精神面貌提升的作用是超越时代的。

五、当代启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乡村文化建设的内涵较之毛泽东时代无疑更丰富,乡村文化的发展进步不仅关乎乡村、农民的生存状态,更关乎全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中华文化的前途命运。考察毛泽东关于乡村文化的战略谋划和探索,对于乡村文化振兴问题当有所启示。

( 一) 应充分理解乡村文化振兴的紧迫性

面对积贫积弱导致的精神状态上的自卑和被动,毛泽东将重塑农民精神面貌和实现乡村文化现代化放在彻底变革乡村社会的历史高度进行考察。他大力倡导文化大众化,主张引导农民群众创造性地运用乡村本土文化素材,注重传承改造提升乡村价值,并大力促进乡村故事的社会化传播。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些努力为重建乡村的 “精气神”,扭转乡村精神面貌上的落后、被动的固化形象,革除中国封建文化的种种弊病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然而,历史问题有跌宕和反复,乡村文化发展不可能一劳永逸。如今,乡村已然呈现新貌,但“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33],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都面临新的问题。第一,不少乡村呈现空心化特点, “缺人气、缺活力、缺生机”,甚至 “形虽在,神已散”[34],公共生活涣散衰退。第二,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工业文明、大众文化占据强势地位,乡村和乡村文化所受到的关注和尊重与其应有的地位尚不完全匹配。一方面,国家官方话语与城市市民文化之间交流互动愈发密切,但乡村常常扮演着弱势、“失语”的角色,农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特别是文化权益时不免成为 “体制外利益最小阶层”[35]。另一方面,在文化商业化、价值多元化的大环境下,高度商业化、娱乐化的市民文化与外来文化等与农民陌生疏远; 市民大众文化中那种一味追求病态的“精致”、失去对乡村的 “共情”力、脱离国情脱离生活的倾向在文化市场影响甚大; 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农民甚至再次沦为愚昧、低俗、被调侃、供消遣的 “小丑”形象; 消费主义、低级趣味等劣质内容在乡村兜售和 “倾销”,使得部分乡村精神生活空虚迷茫,甚至封建迷信、邪教等死灰复燃。

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产业的振兴,更应当是乡村文化的振兴,是农民精神面貌的全面提升和振作。事实证明,乡村社会和精神文化问题不会伴随产业进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升有其固有规律。毛泽东的有关思想和实践启示我们: 乡村社会亟需既能够抵消市场经济不良影响、又适合农民群众生活实际的文化生活,亟需一种以农民为中心,而不是以娱乐明星、都市白领为中心的文化价值;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乡村文化地位的提高和巩固、乡村价值的传承和创新、乡村尊严的历史性重塑。为乡村赋予应有的人文内涵,让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整体提升跟上时代脚步,应当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

( 二) 必须讲好乡村故事以彰显乡村文化独特价值

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提升乡村文化地位,党和政府必须积极有为,主要是应当善于运用符合文化自身发展规律的手段,引领乡村价值、传递乡村声音、促进城乡文化对话和互动。正如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 “讲好中国故事”,做好服务于乡村文化振兴的宣传引导,一定意义上就是要讲好乡村故事。在引导乡村文化自我整合、重塑乡村文化精神气质、树立模范典型、促进乡村价值的社会化传播等多方面的努力中,毛泽东都十分善于运用讲述乡村故事的方法,促进农民的 “翻心”和乡村社会精神面貌的全面改善。毛泽东的探索启示我们,要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就要提炼乡村优秀文化的精神内涵,展示中国农民那些具有普遍价值和时代意义的优秀精神品质来,挖掘那些能够塑造乡村社会和农民群众主体性和凝聚力、彰显乡村价值追求和理想愿景、突出农耕文化的优秀特色的内容,发挥它们的教育价值。特别是要着力彰显乡村独特的人文意蕴,传承、改造、提升乡村独有的守望相助、孝老爱亲、耕读传家等优秀精神特质,“把我国农耕文明优秀遗产和现代文明要素结合起来,赋予新的时代内涵”[36]

( 三) 要在城乡文化互动中提升乡村文化的地位

中国现代化进程 “后发外生”的特点,迫使中国难以完全摆脱参照西方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发展模式的 “路径依赖”。长期以来,中国乡村及其文化被许多人视为亟待改造的落后对象,甚至被视作阻滞中国现代化的累赘和包袱。然而,乡村巨大的体量、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决定了乡村理应被视作一个有着独特价值、相对独立于城市的文化单元和发展单元。在乡村及其文化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今天,只要社会意识和普遍心态中仍然存在疏远乡村、矮化农民的潜意识,“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乡村文化振兴”等理念就难以真正焕发感召力。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就必须彰显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独特价值,让乡村真正摆脱相对于城市工商业文明的边缘的、次要的、虚化的、从属性的弱势地位。

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启示我们: 乡村文化振兴的宣传引导阵地不应局限在乡村,乡村文化的发展不仅应当依靠农耕文化优秀资源的传承、发展、提升,而且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尊重,有赖于城乡文化的良性互动; 有特色的、有活力的乡村文化和良好农民形象,应当成为引导全社会关注乡村、尊重乡村的文化力量,成为城市化、工业化条件下乡村凝聚文化认同、凸显独特魅力、赢得社会尊重的有力手段,真正让乡村话语在主流人群和主流文化中获得与其重要性相匹配的地位和影响力。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现代哲学》2020年第5期)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

[③]《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④]同上,第53页。

[⑤]参见罗嗣亮:《现代中国文艺的价值转向——毛泽东文艺思想与实践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46—14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0页。

[⑦]《毛泽东文艺论集》,第77页。

[⑧]同上,第278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⑩]参见王立胜:《毛泽东“组织起来”思想与中国农村现代化基础之再造》,《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11]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页;强世功:《法治与治理——国家转型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3页。

[12]《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3页。

[13]参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214页,注释[1]。

[14]参见吴淑丽:《抗美援朝运动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以聊城县为中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6期。

[15]参见黄树民:《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7页。

[16]参见彭正德:《土改中的诉苦:农民政治认同形成的一种心理机制——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期。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2页。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19]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22页。

[20] 参见童杰:《无处不见诗,无人不唱歌》,《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

[21]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5页。

[22] 同上,450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0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69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3页。

[27]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24页。

[2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36页。

[29] 参见马社香:《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口述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372页。

[30] 参见于兴卫:《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运动始末》,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第127页。

[3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599页。

[32] 《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16页。

[33]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5页。

[34] 《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8、9页。

[35] 参见黄力之:《后革命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矛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第92、102页。

[36] 习近平:《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