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领导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以华北地区为例

作者:陈光辉   发布时间: 202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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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制定并实施殖民奴化教育政策,企图泯灭中国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以镇压抗日力量,达到奴化愚民、灭亡中国的企图。面对这种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行抗战教育政策,在文化、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开展了一系列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斗争,为树立坚持抗战到底信念,为瓦解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的企图,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对当前坚持党的领导、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旗帜鲜明地反驳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以及部分地区去殖民化遗留问题的解决,等等,具有现实镜鉴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从军事占领、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而且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奴化政策,企图腐蚀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消灭爱国思想,摧残民族气节,妄图使沦陷区成为永久殖民地。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1]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战教育的指导思想,建立抗日根据地教育体系,实行抗战教育政策,积极领导抗日文化运动,采取灵活有效的教育方法和大众化通俗化的话语方式,在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以及沦陷区、国统区广泛开展抗战教育、国防教育、国难教育,旗帜鲜明抵制和反击殖民奴化教育。

一、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推行奴化教育的概况

(一)制定“思想战”的奴化教育指导纲要。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企图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15年1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秘密条款,其中第五号第七款,就要求“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1927年6月、7月,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其中第十三条明确提出:“设立学校,应以男女师范学校为重点,透过此等教育机关,吾人可养成大批之亲日华人。此乃吾人文化事业之首要原则也。”[2]1938年7月,日本五相会议制定《从内部指导中国政权的大纲》,确立了“以威力为后盾”“收揽人心”“恩威并施”的总方针。[3]这个大纲所确立的方针,成为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实行殖民奴化教育的总方针。

华北地区是日本企图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的基础。[4]针对华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除了沿袭伪满洲国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方针外,还制定了“思想战”的具体指导纲要。1939年12月,日本侵华华北方面军制定《华北地区思想战指导纲要》,明确提出了“思想战”的指导精神、指导方针、指导要领和具体实施要领。“思想战”以“根除共产势力,宣扬新民精神,以建设王道社会”为当前目标。具体指导要领包括进行“思想战”、宣扬“新民精神”、协助“新民会”进行教化、“改正教育”、监视“军民思想动向”等内容。最终目的“在于普及和贯彻灭共亲日思想”,“统一思想,以加强和扩大与军事、政治、经济各项政策融合一体”。[5]正是在这样的殖民奴化教育政策的指导下,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沦陷区进行了一系列殖民奴化教育活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二)建立奴化教育机构,开展奴化教育活动。首先是成立“兴亚院”“新民会”和“宣抚班”等殖民奴化教育机构。1938年12月,日本政府在东京正式成立“兴亚院”,用以作为决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中央”机关。次年3月,“兴亚院”下成立第三课文化部,作为专门对华北地区进行思想统治和文化侵略的大本营。“文化部”所担当的职责是:掌管思想、教育、宗教、学术的事务。华北沦陷区各级文化机构都受“文化部”的指挥。1937年12月24日,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推动下,“新民会”在北平成立。“新民会”是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建立的汉奸伪组织,是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重要组织,直接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它与伪政权相结合,组成一个从华北伪政权到省、县以至乡村的庞大网络,主要依附于军队建立组织及开展活动。[6]“宣抚班”是日军附设的一种随军组织,专门从事“招抚”“安民”等工作。随军行动,恩威并济、“剿抚”兼施,以“皇道精神”“中日亲善”“日华提携”“建设新东亚”为口号,其主要活动是“在各沦陷区开展巡回视察、宣传映画、涂写标语,组织青年、妇女及儿童奴化培训以及开展所谓农村救济合作、卫生、修护道路等工作”。[7]

其次是开展殖民奴化教育活动。中心内容是:建立殖民奴化的教育体系,修订奴化教科书,强行推广日语教育。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沦陷区各地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乃至日语学校、职业院校的殖民教育体系。在北平和天津,“此类学校不下百处”[8]。日本侵略者对小学教育最为重视,从小学生开始就灌输亲日思想。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曾经提到,“小学教师是向农民灌输东亚解放思想的中心力量”[9]。中等教育主要以“务实”教育为主,为日本培养侵略中国的技术人才、伪军兵源以及师资队伍。高等教育方面则成立“新民学院”等一批汉奸奴化学校。同时,日伪当局编印了大量日语教材,除伪临时政府教育部编审会编的《小学日本语读本》外,还有日军宣抚班本部编写的《日本语会话读本》,伪南满教育会编的《初等日本语读本》《标准日本语读本》以及其他日伪机构和人员编写的日语教材多达几十种。华北伪政府禁用国民政府印发的各类教科书,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篡改编订新的教科书,在教科书中大力清除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族意识、抗日思想等内容,鼓吹“日满中亲善”“日中同文同种”“日中共存共荣”“建设东亚新秩序”“复兴东方文化”等奴化思想。

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使殖民奴化教育达到高潮。1941年3月至1942年底,日伪连续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这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虽然每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殖民奴化教育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一直贯穿其中。在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进行大检查大搜捕,成立“剿共工作班”“反共视察班”“警探网”等情报特务组织,进行思想统治。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大力推行其“思想战”,查禁新闻出版,限制言论自由,开展丑化、奴化的歪曲报道。

(三)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推行奴化教育的特点与危害。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尤其是在华北沦陷区实行的殖民奴化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掺杂了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杂糅体,根本目的是从文化上灭亡中国,使中国永远成为其殖民地。

1.奴化教育是日本本国的军国主义教育、皇国主义教育的延伸。1890年10月,日本明治天皇颁发“教育敕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天皇教育体制”,这种教育体制打着封建主义忠孝的外衣,本质上是为了加强对教育和思想的统治,增强“皇民”意识,以维护天皇制国体,鼓动为帝国国运强盛和侵略疯狂献身。日本在华奴化教育沿袭了这种教育体制,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胁迫学生们每天背诵“教育敕语”,向天皇肖像行礼。很显然,这种带有浓重封建残余、军国主义色彩的政教一体教育体制,完全是为其法西斯主义扩张服务的,完全是为其殖民统治服务的。

2.奴化教育附带有很强的恐怖性。从源头上看,奴化教育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一开始就是残暴军事侵略的附属品。日本侵略者胁迫知识分子参加所谓座谈会,强迫发言,“发言中稍有不妥,便带到特务机关杀害”;许多知识分子被冠以所谓“思想不良”与“危险者”的罪名而遭逮捕和暗杀。[10]以山西大同为例,1942年春节,日伪以请客为名,诱骗捕捉当地397名知识分子,以“懂得英语的都是亲英美的,是皇军的敌对人物”为由,将他们活埋在郊外五条深沟里。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大同有四五次大批屠杀知识分子的行动,共有500多人遇难,被囚禁200多人,几乎每天都有三五人被活埋。[11]

3.奴化教育具有很强的欺骗性。日伪的奴化教育和宣传,具有渗透广、手段多、欺骗性强等特点。日伪在沦陷区推行的奴化教育往往披着封建主义的外衣,打着“复兴中国文化”“沟通中日文化”的幌子,行愚骗民众、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之实。如河北省曲阳县的“宣抚班”用日军吃剩的饭菜加以骗取诱惑,把一批饥饿的儿童组织起来,为日军跑腿做事,称之为“少年吃饭队”,成员达30多人。日伪还利用发放农作物种子、提供食物救济、实施医疗巡诊、进行电影放映等方式笼络人心,骗取民众。杨尚昆曾分析过日伪奴化教育的本质:“企图消灭我抗日思想与民族意识,使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变成日本的顺民,变成任其宰割的绵羊。”[12]通过奴化教育宣传,将沦陷区民众培养成顺民,输送傀儡官员和亲日汉奸,为战场输送兵源,最终还是为了服务于侵略战争。

4.奴化教育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一方面,奴化教育加深了中国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在文化上灭亡中国,重中之重在于消解中国的语言文字、民族历史。语言是一个民族独立存在的必备条件和重要标志,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强行推行的日语教育政策,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语言政策,而是融入了殖民主义、奴化教育的政治企图,是从最根本上灭绝中国文化、灭亡中国的手段。更为严重的是,奴化教育也产生了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战后,在曾经的沦陷区进行去殖民化教育、清除殖民奴化残余、清除甄别汉奸,就成为当时一项重要工作。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基本情况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战教育的指导思想,在抗日根据地、游击区以及沦陷区、国统区广泛开展抗战教育、国防教育、国难教育,旗帜鲜明反对殖民奴化教育。

(一)党的抗战教育思想和政策。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禁止汉奸(殖民奴化)宣传是抗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早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同月,毛泽东就提出实行抗战的“国防教育”的主张和禁止汉奸(殖民奴化)宣传的原则,指出“国防教育”是反对日本进攻侵略的办法。所谓国防教育就是“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13]。次月,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的主张。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中明确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的主张,具体表述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4]这是党中央首次确立抗日教育政策,并为反殖民奴化教育指明了发展方向。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国防教育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上进一步重申“用教育来支持抗战”的主张。他强调“目前的抗战是规定一切的东西,我们的教育也要听抗战的命令,这就叫作抗战教育”。“抗战教育不是强迫的,而是自发的,它依靠群众或学生的学习热忱,和教育干部的积极性。并且需要把教育者亲密的联系起来。”[15]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提出“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的号召。他在报告中提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主张一切工作都应为抗战的原则,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抗战的需要。[16]具体的文化教育政策有:“第一,改订学制,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原则。第二,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第三,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第四,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后代。”“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实现“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以达到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的目标。[17]关于抗战教育的内容,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中提出:“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18]这样,以反殖民奴化教育为目标的抗战教育的政策、目标、内容及任务更加具体化。

(二)党领导的反殖民奴化教育实践。在抗战教育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沦陷区、游击区以及抗日根据地,在抗日部队、抗日组织、抗日民众当中展开了广泛的抗战教育运动,针对日伪殖民奴化教育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抗战教育斗争。

1.在干部和军队中开展抗战教育。面对严峻的抗战形势和殖民奴化教育的大肆扩张,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干部教育的必要性,提出并确定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战略定位。干部教育成为党的抗战教育的重心所在。1942年5月24日,中共北方分局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在职干部教育决定的指示》,加强干部在职教育。在中央指导下,河北抗战学院、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冀中民运干部学校、晋西青年干部学校、蒙藏学校等纷纷建立。这些干部学校,不仅培养党的抗日干部,开展国防教育和抗战教育活动,还培养军队、群众、青年、妇女、少数民族的抗日干部。华北联大成为党在华北地区“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一个坚强的堡垒”[19],为抗日战争和边区的建设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华北联大在办学过程中,坚持贯彻“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教育”,不仅清除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也废止了半封建的“愚民教育”。[20]干部学校的建立发展,使大量干部接受了抗战教育,“给抗战以无穷尽的新的坚强的力量”[21]。

在军队中开展抗战教育同样重要。周恩来在作“七七”抗战四周年的总结时,号召“我们必须加强各个战线上的戒备,提高我们的士气,进行军队中及居民中的抗战教育”[22]。至于用什么内容开展军队抗战教育,陈毅提出:“我们用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投降敌人的抗战教育,来稳定人心,坚定抗战,宁为玉碎,不求瓦全。”[23]在华北各个敌后根据地以及游击区,在部队内部开展了广泛的抗战教育工作。通过开办各级训练班、随营军政干部学校(随营军校),利用战斗间隙、部队修整等空闲时间,集中学习、随战随学。军队抗战教育,极大地增强了部队抗战的决心,提高了士气,为克服困难、实现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

2.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教育体系,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毛泽东认为“抗战教育,一是办学校,办小学、中学、大学;二是社会教育,设立夜校,推行识字运动等”[24]。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建立了抗战教育体系,包括干部教育、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以及各种社会教育组织形式。以基础的小学教育为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应该“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25]。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制定了《强迫儿童入学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发出了《普及国民教育的指示》。在根据地,各级学校不断建立,教科书也得到修订,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以及抗战教育的内容融入其中,有效地抵御和消除了奴化教育的侵袭,构筑了根据地抵制殖民奴化教育的基本防线。

抗战的社会教育也得到较大发展。1937年10月,刘少奇谈到“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时指出,应该“广泛发展补习教育,民众社会教育,组织识字运动等”社会教育。[26]1939年5月15日,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动员民众坚持敌后抗战”问题时,也提到“要善于运用和经过这些群众组织,对广大民众进行抗战教育,动员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自觉自愿地协助政府和军队”[27]。在党的领导下,民众的抗日教育广泛开展,结合群众的特点和爱好,建立和组织各种学校形式,有补习学校、扫盲学校、夜校、冬校等,积极开展识字运动、戏剧运动、炕头讨论、巡回教学、歌咏运动、体育运动,提高了群众的民族文化意识与民族觉悟。

3.积极领导抗日文化运动,坚决抵制奴化教育。中国共产党除了领导根据地的抗日文化运动外,还在沦陷区、国统区积极领导开展抗日文化斗争。1938年3月,在周恩来领导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由郭沫若主持在武汉成立。“文协”组织战地慰问团奔赴中原战场;由郭沫若主持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也组织抗敌演剧队、“孩子剧团”以及抗敌宣传队,派赴各战区前线。像这样的组织还有宣传队、漫画队、记者队、流动剧团、慰劳队、服务队、歌咏队、放映队等等,它们以抗日作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暴行,宣传抗战精神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号召全民族起来反抗侵略,极大地振奋了民心。1940年8月,李维汉在《解放杂志》发表《亟待改革的教育》,指出:“三年以来,教育战线的重要提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高度。文化教育战线就成了抗日阵线的重要侧面之一,文化教育工作者就成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武器之一。”

4.针锋相对地开展敌伪军的瓦解工作,教育感化日本战俘。对敌伪军的教育感化和瓦解工作是反殖民奴化教育最为生动和最具说服力的一项工作。毛泽东指出:对日本军队要做“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以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28]华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和抗日组织开展了行之有效的对敌教育感化和瓦解工作。各部队均设有敌军工作部,各地区也都成立有敌伪工作委员会,专门从事对敌工作。1939年11月7日,华北日本人第一个反战组织“觉醒联盟”在山西辽县(即今左权)成立,其地方支部分别在华北地区的冀中、冀南、晋察冀、胶东等地相继设立。另外,还成立了日本士兵反战同盟、日本士兵共产主义同盟、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等各种形式的反战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参加“觉醒联盟”等反战组织的日本成员总数达到1200人。[29]通过大量的分化瓦解和争取工作,加剧了日军的反战厌战情绪和悲观失望情绪,起到了瓦解和削弱日军的作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特色与经验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系列反殖民奴化教育卓有成效,特色鲜明,也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一)教育方法灵活有效。灵活、有效是党领导的反殖民奴化教育的鲜明特色。干部学校的课程设置灵活多样,教学要求规定学员要学习和生产相结合、学习和战斗相结合。在抗日文化运动中,针对群众文盲率高、知识文化水平低的现实,采用图画、壁画、漫画、话剧、影片等形式,这些宣传教育形式简单生动、容易传播,效果明显。在农村的抗战教育中,方式方法更加灵活。农民白天忙于农活,就办夜校;农民春种秋收,就办冬校。在对敌瓦解工作中,除了正面的针锋相对宣传,还灵活策动日伪征用的民夫开展工作。刘伯承曾总结,敌人带民夫来,我们便应抓紧民夫的民族教育,也可以给放回去的民夫一定的宣传任务,以后武工队到敌占区衔接联系,进行秘密的组织工作。[30]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和斗争方法,极大地扩大了抗战教育的影响范围,有效抑制了殖民奴化教育的侵扰。

(二)话语方式大众化通俗化。教科书是进行抗战教育、反对奴化教育的重要载体,也是体现抗战教育话语方式的重要表现。在晋察冀边区教材编写大纲中,就专门有“启发群众的国家民族观念”“注意儿童需要”的明确要求。在使用的教科书中就有中国历史文化、抗日英雄故事、民族精神故事等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许多宣传抗战精神的故事也编入其中,“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就出现在晋察冀边区审定的高级小学的《国语课本》第3册中;“朱德的扁担”编入晋冀鲁豫边区的《初级新课本》中,并配有插图。这些教科书的修订,让儿童、青少年比较容易地学习了抗战精神,启发了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此外,经常运用群众易于接受、容易记忆的话语方式宣传抗日,例如编儿歌、编顺口溜、简单的口号、简短有力的抗战歌曲等。

(三)依托军队和文化工作者开展工作。军队是抗战教育的生力军,文化文艺是抗战教育的有力传播渠道。一方面,加强对军队的抗战教育,有力地提高了部队的抗战决心和信心,提高了战斗力和斗争性。另一方面,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战斗在第一线,也成为传播抗日精神的宣传队。抗日部队直接面对日伪,直接接触游击区、沦陷区群众,与殖民奴化教育进行直接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文化运动,有力地动员了文化战线的抗日力量,大量知识分子、民主人士、青年学生因此奔赴抗战前线,奔赴大后方,揭露日军暴行,赞扬抗战英雄,增进了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到底的认识与了解,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教育运动,瓦解了敌人苦心经营的殖民奴化教育体系。军队和文化工作者的大力宣传和活动,极大地激发了抗日教育运动的群众基础,增强了抗日教育的群众性。

(四)体现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坚持抗战教育、坚决反对奴化教育的斗争,本身就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在面对殖民奴化的斗争中,爱国教师坚持教授爱国主义教育课程,爱国新闻记者勇于揭露日军暴行,爱国知识分子积极创作抗日宣传作品,爱国教育家积极从事国难教育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日本侵略者对根据地采取疯狂的“三光政策”,制造“千里无人区”,对抗日军民进行大“扫荡”、大屠杀。即便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仍然坚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并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抗战英雄,像狼牙山五壮士英烈事迹就被人们广为传颂。郭沫若曾概括,“富于反侵略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气质。反抗侵略和反奴化教育,勇于反抗殖民奴化,揭露侵略暴行,激活和焕发了“富于反侵略性”的中华民族特质,体现了抗日军民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四、抗战时期反殖民奴化教育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教育运动、反对殖民奴化教育,对于当前加强党的领导、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坚决反驳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错误观点,以及部分地区去殖民化遗留问题的解决等,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坚持党的领导是反对殖民奴化教育的重要经验。抗战时期,在极端艰苦、资源匮乏和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反奴化教育运动和斗争,是抗日教育政策的最早宣传者和有力动员者;是开展反奴化教育斗争最坚决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抗日文化教育运动斗争的有力引领者;也是在广大农村基层坚持抗战教育并建立抗日教育体系的中坚力量和中流砥柱,为反殖民奴化教育斗争付出巨大牺牲、作出重要贡献。

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再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丧失,会导致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灾难,造成深重的文明创伤。新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复杂,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把爱国主义教育摆上重要日程、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进一步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统筹协调、各负其责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做爱国主义的坚定弘扬者和实践者,同违背爱国主义的言行作坚决斗争。

(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驳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观点。近年来,日本极右翼势力在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复辟苗头。例如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严重歪曲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文部省的审定,进入中学课堂。教科书利用删除法和模糊语言,极力淡化侵华、否定战争责任甚至美化侵略。日本外务大臣麻生太郎在2006年叫嚣,台湾今天拥有较高教育水平,得益于日本的殖民统治。[31]又如日本有高层意图让“教育敕语”重新进学校教材,引起饱受战乱之苦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强烈反对。近年来,国内也出现“精日”现象,例如有青年人迷恋二战日军制服、在日军侵略遗址拍照留念、诋毁抗日英雄等。2017年,4个“精日”分子身穿二战日军制服,在著名抗日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四行仓库拍照留念,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对以上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必须旗帜鲜明予以反驳批判。党和国家相关部门颁行了一系列制度规范予以坚决治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对侵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等行为,对破坏污损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设施,对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等,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2018年5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也明确规定:“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们必须意识到,当前依然存在反殖民奴化教育的必要性,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反驳批判美化侵略、美化殖民奴化教育的错误观点,揭露其本质,廓清历史与现实当中的殖民奴化关系。

(三)探讨解决历史遗留的去殖民化问题。当前,我国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去殖民化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华北地区不同,香港经历了长达150多年的殖民统治时期。英国殖民者、日本帝国主义在香港推行奴化教育、同化教育、差别教育、精英教育、亲英教育、皇民教育等殖民主义教育政策,造成部分香港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存在国家概念模糊、民族意识不强、价值观念混乱、信念缺失、殖民记忆未曾消解等问题。台湾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据时期。虽然国民党在台湾推行了一系列的去殖民化举措,起到一定效果。但是,当前台湾社会和政治活动中仍然存在一些殖民奴化教育的残留和后遗症,对当今台湾的民众心理、文化教育和政治生态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依然面临着去殖民化斗争的挑战,去殖民化教育依然具有现实必要性。去殖民化教育是一场严肃艰巨的斗争,进行去殖民化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动权和话语权。必须在坚持“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前提基础下进行;必须认真梳理和研究反殖民奴化教育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作更为深刻的历史反思和总结。我们要认识到,当前去殖民化教育斗争是重建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去殖民化教育是有效体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良好示范。当前,推进对去殖民化教育的研究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博士)

(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2020年09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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