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

——学习毛泽东关于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要论述

作者: 毛胜/ 唐洲雁   发布时间: 20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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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毛泽东  人民群众  首创精神  群众路线

内容提要: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在创造历史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为了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毛泽东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去,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就国际局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交谈。蒙哥马利回国后,在6月12日《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我同毛的会谈》一文,明确指出:“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人民起决定作用。”他还讲述了自己两次访华的不同感受:30多年前,“旧中国受着外来侵略和内部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国家贫穷落后,广大人民一贫如洗”;而今,“中国人人都充满干劲,都决心为祖国的繁荣而努力,5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①。可以说,蒙哥马利的观察是深入的,评价是中肯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一贯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犹如鱼和水、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紧紧依靠群众推动党的事业发展。梳理毛泽东关于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的重要论述,我们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观点之一。毛泽东曾经反复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②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都要求全党同志掌握这两条基本原理,将之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发展。

(一)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首先要树立群众观点,相信群众的力量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毛泽东就认识到了民众的力量。1919年7月14日,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③接着,又在该刊第二至四号连载《民众的大联合》一文,阐述民众大联合是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根本方法。他热情称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而在中国则“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强调中华民族有伟大的能力进行改革,“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工人、农民、学生、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应该联合起来,仿效别国的方法进行革命④。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蕴藏着无穷力量的最早论述。

此后,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对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中,毛泽东对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入。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之初,他就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⑤自古以来,人们总是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但毛泽东把群众工作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科学运用,对人民军队和革命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28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讲道:“惟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⑥基于深入的思考,毛泽东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⑦要让全党同志深刻认识到,“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⑧

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毛泽东都反复强调要相信群众的力量。1946年8月6日,在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候,他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毛泽东列举俄国沙皇和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来说明这些反动力量从表面上看是强大的,但从本质上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当斯特朗问到对美国使用原子弹的看法时,毛泽东回答道:“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他十分坚定地告诉斯特朗:历史将证明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⑨1947年12月25日,在中国革命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党同志明确提出:我们清醒地知道前进道路上会有种种障碍和困难,“只要我们能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信任群众,紧紧地和群众一道,并领导他们前进,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⑩。1953年9月12日,他分析敌我力量悬殊的抗美援朝战争为何能够取得胜利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11)可以说,相信群众、依靠人民,是我们党和军队在不同年代战胜敌人的共同法宝。

(二)相信群众是力量的源泉,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就要做群众的学生

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就要下定决心向群众学习,汲取群众的智慧。毛泽东在1941年所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指出:“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所以我的志愿就是“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12)。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借用谚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再次指出:“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13)。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任务,毛泽东仍然强调向群众学习。1959年12月,他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批评教科书把群众的斗争只看作做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背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指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14)1964年8月29日,他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谈话时说:“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所以要当先生,就得先当学生,没有一个教师不是先当过学生的。而且就是当了教师之后,也还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了解自己学生的情况。”(15)出版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基本理论建设,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6)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对长子毛岸英的要求,重要一条就是向群众学习。1945年12月,在苏联生活了近十年的毛岸英,来到延安。为了让他了解中国社会情况,尤其是农村情况,毛泽东在1946年2月春耕之际,把毛岸英送到陕北农村,接受劳动锻炼。临行前,他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你要老老实实地锻炼,要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不要有任何特殊,要多做调查研究工作,通过实际的调查,了解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情况,学习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17)正是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毛岸英后来成长为人民的儿子,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三)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最重要的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革命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18)1934年1月27日,他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19)1939年5月4日,他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20周年纪念会上又强调,革命的主体是中国的老百姓。“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但是这许多人中间,什么人是根本的力量,是革命的骨干呢?就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20)1945年1月27日,他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引用《列子·汤问》中愚公移山的故事,说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像愚公挖掉太行山、王屋山那样,挖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而且,中国共产党“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21)

干革命要依靠群众,搞建设也要依靠群众。早在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褚辅成、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来延安访问时,黄炎培对毛泽东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2)1949年6月15日,他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更是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23)1949年7月9日,他对参加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说:“过去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都有了,不都是依靠群众才有的吗?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就从劣势转为优势,这个转变不也是依靠群众的力量吗?依靠群众,就是说你当司令或是当班长必须要有一个队伍,这个队伍就是群众,没有队伍,你怎么当司令,怎么当班长呢?”(24)1955年4月30日,《唐山农民报》发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介绍王国藩合作社的情况。毛泽东读后十分高兴,将之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第一篇,并在按语中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25)他对人民群众创造性的尊重和信任,跃然纸上。

二、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必须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

马克思主义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既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既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冒险主义和尾巴主义。正确的做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切实把群众组织起来。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就重庆谈判指出:“中国的事情,要靠共产党办,靠人民办。”“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26)当然,要想把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群众的力量。

(一)善于教育群众,用先进思想武装群众,是焕发群众首创精神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既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者,也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肩负着教育群众的责任,尤其是要用先进思想去武装群众,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27)1928年10月14日,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说:“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28)1948年4月2日,他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严肃批评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他们做一件事情,总不愿意向被领导的人讲清楚,不懂得发挥被领导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对此,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深刻认识到教育群众的重要性,“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29)。

毛泽东还认识到,教育群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决不允许采取命令主义态度和强制手段。1945年8月13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讲演,分析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指出:“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30)1948年1月22日,他针对新解放区土改的斗争策略指出:“老区是经过多少年、多少月方才把土地分好。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必须在自己亲身经验中,才能教育自己,提高觉悟,认清敌人,取得胜利。”(31)

为了教育群众,毛泽东做过很多细致的思想工作,是全党同志学习的榜样。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十万大军进攻赣西南革命根据地,企图在这里“围剿”红一方面军决战。在敌强我弱的现实状况下,毛泽东提出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就是让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敌锋芒,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的民众支持和有利地形,找到敌军破绽,集中兵力,待机破敌。但这个正确方针,不少干部群众一开始并不接受。时任红四军团政治委员的刘亚楼在回忆文章《伟大的第一步》中写道:“为了向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讲清这个道理,毛泽东同志做了深入艰苦的教育、说服工作,大会讲、小会说,条分缕析,晓以利害,着重说明‘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求阵地这个条件的’。毛泽东同志用许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地解释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最后,这个正确的作战方针终于被大家认识和接受了,这就保证我们掌握了反‘围剿’战争的胜算。”(32)无独有偶。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向延安发动进攻。毛泽东对局势作了客观分析,再次决定诱敌深入,必要时主动放弃延安,同国民党军队在延安以北山区周旋,乘机集中兵力加以歼击,配合其他解放区作战。时任毛泽东警卫的阎长林回忆说,毛泽东为了向延安老乡说明这个战略,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道:“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33)毛泽东用亲身的实践证明,要想焕发群众的首创精神,首先就必须教育群众,用先进的思想武装群众,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

(二)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是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认为,发动群众还是束缚群众,这是两条对立的路线。他总结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后认为,根本的一条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唤起民众”。不把全国人民充分动员起来,革命的力量就很弱小。更何况,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所以,“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34)。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一种方针。还有什么与此相反的方针没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众观点,不依靠群众,不组织群众,不注意把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工厂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而只注意组织财政机关、供给机关、贸易机关的一小部分人;不把经济工作看作是一个广大的运动,一个广大的战线,而只看作是一个用以补救财政不足的临时手段。这就是另外一种方针,这就是错误的方针。”(35)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提出了一条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对日作战,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但是,蒋介石不愿放弃一党专政,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单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谈话时,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伟大成绩,同时也指出存在的问题:“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36)1938年5月,他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我们要“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37)。1945年3月31日,他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进行说明时,再次强调这一方针:“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之目的,我们的原则是放手动员群众。抗战以来我们一贯的路线是如此,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束缚群众。蒋介石就是束缚群众,他在柳州会议上讲所谓精神征服。我们对同志与人民是诚诚恳恳,无所谓精神征服,对敌人则是武力征服。”(38)事实证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战中实际上是坚持了发动群众和束缚群众这样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线,最后也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

(三)充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最重要的是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无论是教育群众,还是组织群众,都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欲速则不达”,越俎代庖更要不得。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39)。1944年10月30日,他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出:“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40)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41)

党员干部的一项任务,就是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使之为广大群众所理解和掌握,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就是在教育群众的基础上动员群众、引导群众。1937年5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42)。1943年10月1日,他就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指出:“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43)后来,他在《论联合政府》还说过:“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44)1948年4月2日,在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他又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45)

在毛泽东看来,党员干部的作用应该辩证地看待,既要承认他们领导群众的重要性,也要看到他们实质上是群众自己选择的领导工具。1938年4月9日,他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上强调:“单是干部不能战胜敌人,没有干部也不能打败敌人。要干部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没有组织便没有力量”(46)。1945年5月24日,他在中共七大上说明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时指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各个中央委员,各个领导机关都要有这样的认识。”(47)1955年3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再次明确指出:“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干部与群众的正确关系是,没有干部也不行,但是,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48)总之,要想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领导干部决不能越俎代庖。

三、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其核心要义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倾听群众呼声,进而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真正地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将升华为方针政策的群众意见转化为实际行动,真正发挥群众首创精神。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此进行了精辟概括:“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49)由此可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致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党的工作中的创造性运用。

(一)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就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

听取群众的意见,是正确领导群众的前提。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提出了,从扩大红军到修桥筑路的许多计划也发布了,问题是怎样动员群众去完全地实际地实行这些任务与计划。异常紧张的革命战争,要求我们迅速地普遍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50)正因为如此,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要求全党都要提起警觉,“注意每一个工作环节上的每一个同志,不要让他脱离群众。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51)。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52)1964年9月25日,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进一步写道: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的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看是不是行得通。如果行不通,则必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就可以解决框框问题,即教条主义问题了,就可以不信迷信了。”(53)

倾听群众的意见,必须要有诚心诚意的态度。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说:“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如果党的领导者真正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是诚心诚意的,那末他们听取群众意见的机会是非常多的。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5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群众来信,强调各级领导机关认真负责地处理人民来信的工作,是党和人民政府倾听群众的意见,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一个重要方面。1951年5月16日,他向各级党委和政府发出指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55)他把处理好人民来信,当作是加强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一个重要渠道。

倾听群众的意见,还要注意保护群众的积极性。由于客观原因,人民群众中也会出现不正确的意见。面对这种情况,既要坚决纠正,也要讲究方式方法。1946年4月11日,毛泽东就纠正群众工作中“左”的错误指出:“应当用极大的善意与热忱去说服他们,使他们在自觉与高兴的基础之上纠正他们的错误,想出补救的办法,绝对不可泼冷水,绝对不可使他们感觉受了挫折。”(56)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创造性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并指出:“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57)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党的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的一大理论贡献。

(二)尊重和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就要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无论什么时候,在什么问题上,共产党员都要同群众相结合。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58)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59)1956年9月,中共八大根据执政后党的状况发生的变化,突出地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的问题。这次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要求全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必须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民建立广泛的密切的联系”;必须“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60)。这些要求,使党的群众路线在建设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强调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要与群众相结合,是毛泽东坚持群众观点,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要求各界密切联系群众的一个缩影。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61)这个讲话使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他们一扫过去那种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小二黑结婚》等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在看了评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信给该剧编导杨绍萱、齐燕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62)

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就要同群众交心,不要怕群众批评。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电击死。一个农民知道后却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他反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党的工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63)当时,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都取得了显著成效。1944年9月8日,他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64)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有些同志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更何况,“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65)敢于面对和接受群众的批评,是我们不断改善和加强工作的强劲动力。

(三)充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必须恪守党的宗旨,维护群众利益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是党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66)只有恪守党的根本宗旨,真正为老百姓办实事,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群众首创精神。

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毛泽东都把民生问题摆在重要位置,关心和解决人民的实际困难,以此争取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和支持。1946年7月11日,他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中明确表示:“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67)几天之后,7月20日,他再次指出:“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68)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要求党员干部端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态度,并把改善民生作为各级党委的重要任务。1956年4月25日,他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要求必须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69)

关心群众生活,要落实到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实际行动中。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赞扬长冈乡“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指出:“苏维埃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应该明白: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70)1934年1月27日,他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强调:“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71)并具体分析指出:“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72)为了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有计划地组织人民,发展对外贸易,把粮食、钨砂、木头、樟脑、纸张、烟叶、夏布输出到白区去,卖得适当的价钱,从白区购买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进来,分配给人民,打破敌人的封锁”(73)。1956年3月4日,毛泽东针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了盲目集中、一律合作,给群众生活造成许多不便的问题,要求及时加以纠正,指出:“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74)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共产党人赢得老百姓支持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为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就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壮大人民力量;贯彻群众路线,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群众路线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不管历史如何发展变化,我们都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去,依靠人民创造历史的伟业。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1-403、423-424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③④《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页,第312-315、342-346、355-361页。

⑤⑥《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第196页。

⑦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第1096页。

⑨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4-1195页,第1260页。

(11)《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12)(13)《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791-792页,第933页。

(1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

(1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16)《毛泽东传(18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17)《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页。

(1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22)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

(23)(26)《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7页,第1162页。

(24)《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307页。

(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页。

(27)(28)《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页,第522页。

(29)(30)《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1319、1319-1320页,第1131页。

(31)《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页。

(32)《星火燎原》(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

(33)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

(34)(36)(37)《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4-565页,第375页,第509、511页。

(35)(4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0页,第1012-1013页。

(38)《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41)(43)(4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02页,第910页,第1070页。

(4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45)《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页。

(46)《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页。

(47)《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374页。

(48)《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1-402页。

(49)(5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第1095页。

(50)《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52)《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59页。

(5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

(54)《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8-189页。

(55)《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页。

(56)《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5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58)《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59)(6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第876页。

(6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62)《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2页。

(6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64)《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6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291、293页。

(66)(6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第28页。

(67)《毛泽东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152页。

(68)《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8页。

(70)《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7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7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页。

(73)王贤选,何三苟:《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的片断回忆》,载《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9页。

(74)《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2页。

(来源:《东岳论丛》2018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