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研究述评

〔摘要〕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因其自称成立共产党组织时间早、又因其来源权威，自 1982 年披露以来就引起多方关注。近 40 年来，围绕《重庆报告》和 “重庆组织”所展开的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但都没有能够形成定论。要想取得突破，还要继续从加大档案发掘力度、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加强资源整合等方面持续发力。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 以下简称 《重庆报告》) 自 1982 年披露以来就引起多方关注，一是因其自称成立共产党组织时间特别早，比目前公认成立最早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 ( 1920 年 8 月成立) 还要早 5 个月[①]; 二是因为其来源权威，被发现自 1957 年由苏联移交中共中央的共产国际档案。如果 《重庆报告》为实，则今年是该组织成立 100 周年; 而明年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此时间节点，有必要梳理分析 《重庆报告》和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 ( 以下简称 “重庆组织”) 的研究现状，为学界进一步深化中共创建史研究提供助益。

一、《重庆报告》基本情况及研究现状

( 一) 源自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1957 年，苏共中央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移交给中共中央，保存在中央档案馆。这批档案中有三份文件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关: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三份文件都是俄文版。与以上档案放在一起的，还有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 《广东共产党的报告》和 《四川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②]

( 二) 毛泽东、董必武对这批档案内容的鉴定不涉及 《重庆报告》

收到档案后，中央档案馆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整理，将其中一份根据英文稿转译成中文的 《中国共产党宣言》刊登在中共中央秘书局编辑的 《党史资料汇报》第一号上，1958 年 6 月，毛泽东看后批示: “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③]

1958 年中央档案馆把上文提到的关于中共一大的三份俄文文件译成中文，刊登在《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和第十号上。1959 年 8 月，董必武看到这三份译稿后，给中央档案馆写下复函: “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但他同时也指出: “这三个文件有漏洞，只有俄文而无中文，作者未具名，无年、月、日或仅年份而无月日，无收发文的地点等等，作为唯一可靠的材料是有问题的。”[④]

由此可见，毛泽东、董必武对这批档案内容的鉴定仅涉及以上几份文件，不涉及《重庆报告》。

( 三) 《重庆报告》刊布情况

中央档案馆以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为名，于 1982 年内部出版了这批档案，其中包括 《重庆报告》，这是 《重庆报告》的首度面世。但此后 1989—1992 年，由中央档案馆编辑，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大型档案文献丛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及 2011 年由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均收录了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但未收录 《重庆报告》。

2011 年 3 月，经中央档案馆同意，这份档案于 2011 年 3 月在 《光明日报》《重庆日报》《红岩春秋》杂志公开发表。

2015 年，由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 收入了 《重庆报告》，但是是作为相关文献，而不是中共一大文件收入。

( 四) 《重庆报告》的基本内容

《重庆报告》约三千字，分七个部分，分别是 “四川的最近历史” “我们组织的任务”“我们组织的历史”“我们组织的机构”“成员人数”“运动”“我们组织的发展”。

《重庆报告》简述了四川当时的社会状况，回顾和考察了 “重庆组织”的由来和现状，明确提出该组织与四川其他名目繁多的组织有本质区别: 它最初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建立、由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展而来。《重庆报告》表示，该组织将军阀、资本家视为敌人，以共产主义为斗争武器。 《重庆报告》称，当时该组织的成员已多达“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我们除了保存重庆的组织以外，还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分部”，“明年我们打算在西藏建立一个组织”。

( 五) 《重庆报告》成文时间

原件没有成文时间，但因其正文写到 “重庆组织”成立于 1920 年 3 月 12 日，可以判断该报告的成文时间当在组织成立之后，具体时间尚无定论。目前，研究者判断 《重庆报告》的成文时间主要参考了以下几点。

第一，从 《重庆报告》的内容来看，文中所提及的四川军阀混战，特别是滇军被逐出四川，准确时间是 1920 年冬。《重庆报告》中所述在上海购买了印刷机和铅字， “打算年底运到重庆，明年一月将创办自己的印刷所”以及发生了毛加工作坊等两次工人运动等情形。据查史料，毛加工作坊的斗争发生在 1920 年。可以判断 《重庆报告》 是1920 年底前所写，如果考虑到 “年底” 是指农历纪年，也不排除是 1921 年初所写。[⑤]但笔者认为，《重庆报告》中所写情况是作者离渝时了解到的情况，如果作者经过数月跋涉到达俄国境内后才最终定稿，那么不能排除成文时间比文中记录的写作背景要延后数月的可能。

第二，1921 年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收到 “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后，在给张太雷的信中称之为 “重庆的共产党”。[⑥]1921 年 1 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远东书记处，驻地在伊尔库茨克，也称伊尔库茨克局，舒米亚茨基为全权代表。同年春，张太雷来到伊尔库茨克参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6 月，他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很有可能在会议期间，舒米亚茨基用写信的方式和张太雷交换过意见。1922 年 2 月，该机构撤销。[⑦]考虑到该机构从设立到撤销的时限以及张太雷去莫斯科的时间，该报告的成文时间可能在 1921 年上半年。

第三，有研究者提出，这份报告可能是提供给原定于 1921 年底，后延至 1922 年 1月召开的远东人民大会的。

第四，有研究者认为既然此份报告 “与有关中共一大的另外 5 份档案资料放在同一卷宗中”，那么 《重庆报告》当写于 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前后。[⑧]

( 六) 《重庆报告》作者是谁

原件没有署名，但报告正文中提到 “我们四个人是四川选出的”，那么作者就应该是这四人中的一人或者多人。

《重庆报告》公开出版仅一年多的时间，四川党史工作者就考证认为廖划平等人有可能就是作者。[⑨]1921 年 3 月 9 日，参加了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四川青年廖划平给重庆陈小我等三人的信中写到: “四川共来十七人，同秦慧僧一路过俄的，只小马、徐敦让同我三人，其余的因为钱没兑来———或是钱不够———所以一时不能动身。”[⑩]有学者认为: “信中所说的四人，正好和 《重庆报告》所说的 ‘四川四个人’相吻合。而且，他们四人确实到了俄国。”[11]具体写作者很有可能是廖划平。不久，该作者查到秦慧僧为江苏人，进而否定了自己的原判断。通过进一步考察，她认为其余 3 人可能是廖划平的密友韩文畦、钟白心和李仲权，但这 3 人因经济困难没有一起成行，而是委托廖划平代转意见。她还提出另外 3 种可能性: 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和在重庆的陈慕勤 ( 陈小我) 4 人、和廖划平同到上海的 17 人中的 4 人、参加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等。[12]但仍有学者坚持原论，认为秦慧僧虽不是重庆适社派出，但是与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一起就是 “四川四人”[13]。还有人排除秦慧僧后，廖划平、杜小马、徐敦让三人之外加上姚作宾。[14]关于姚作宾，研究者大多认为他不是 《重庆报告》写作者，虽然他是四川人，并曾于 1920 年至 1921 年间赴俄，但身分是代表大同党。

曾在 1920 年就加入朝鲜共产党的四川人王维舟也曾于 1920 年底前往俄国，但考察其在俄行程及其经历来看，目前公论他不是 《重庆报告》写作者。

也有论者提出王右木作为中共一大前后四川建党的重要人物，“理应是 《重庆报告》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15]

( 七) 《重庆报告》写于何处

《重庆报告》没有提及写作地点。有学者根据内容认为 《重庆报告》写于俄国，因为 《重庆报告》写道: “从四川到俄国，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但是，毕竟是值得冒险的。”“行程很长，令人疲惫不堪”的感受，很容易让人感到作者已经到了俄国。但《重庆报告》同时又说: “到俄国去，研究俄国共产党人建设他们社会的方法，获取中国没有的珍贵书籍。”似乎还没有到俄国。于是，有学者推论写作地点应该是伊尔库茨克，这里是俄国为应对日本武装干涉俄国革命而成立的远东共和国的主要城市之一，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这里经过，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就设在这里。[16]该学者后来撰文又提出也有可能写于上海或者北京，甚至莫斯科。[17]

( 八) 《重庆报告》报送给何组织何人

《重庆报告》没有说明要写给谁，但 《重庆报告》说: “希望你们对这个地方的工作提出意见。”一般认为，这个 “你们”指共产国际。也有学者提出不能排除是写给上海的党团组织或者写给北京的共产党组织或其他进步团体。[18]

二、关于 “重庆组织”的研究现状

关于 “重庆组织”的研究，主要围绕两点展开争论，一是该组织是否存在; 二是如果该组织存在，该如何看待，是共产主义组织还是无政府主义组织。

( 一) “重庆组织”是否存在

1． 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 “重庆组织” 不存在

第一，认为没有证据本身就说明其不存在。早在 1992 年，就有学者明确提出疑问:“如果四川确有一个规模宏大的 ‘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存在过的话，一定会有原始文献或其他历史资料加以证实。可是，现在除这份报告外，却没有任何原始文献或资料能够加以证实。”[19]

目前对该组织是否存在怀疑最多的就是 《重庆报告》所称的 “重庆组织”的组织结构和规模。从 《重庆报告》内容看，“重庆组织”成立时间早、规模大、组织机构齐全。《重庆报告》称: “在一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我们的组织在重庆正式成立了”， “我们的组织分为四部分: 1． 书记处，2． 宣传部，3． 财务部，4． 出版部”，“我们的组织现在有近四十个成员和六十多个候补成员”， “我们除了保存重庆的组织以外，还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建立了支部。总起来说，四川共有五个组织，即成都、叙府、雅州、顺庆、重庆等地各有一个组织。重庆是总的组织，是人们知道的 ‘正式组织’。所有这些组织，都在成功地进行着它们的工作。明年我们打算在西藏建立一个组织”。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在 1920 至 1921 年，地处中国内陆的四川重庆地区，出现如此规模且组织机构齐全的共产主义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 “无论这个组织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倾向性，它关于自身组织规模的说法都不能不让人深表怀疑。”[20]

第二，从现存历史档案反证其不存在。中共二大前，1922 年 6 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 “现在党员人数……四川三人。”[21]直到 1922 年 6 月四川才有 3 名党员，因而之前不可能存在一个具有百人规模的重庆 “共产党”。

第三，从现存当事人的回忆反证其不存在。陈谭秋在 《中共第一次大会回忆》中提到: “在第一次大会前除掉在日本、法国的留学生侨民的共产主义小组外，只有在上海、广东、长沙、武汉和济南有共产主义小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个别的共产主义者。”[22]多数论者认为成都个别的共产主义者应该是王右木。[23]四川老党员张秀熟回忆:“四川马克思主义运动先驱者王右木同志，在一九二一年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四川地方组织，……右木同志是四川地方的第一个党员。由于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不具备，四川未曾建立党的组织。”[24]人民出版社曾于 1981 年联系四川党史工作部门和四川五四运动的经历者、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张秀熟，请他对 《重庆报告》进行鉴定，但当时均未提出肯定的鉴定意见。[25]

第四，认为不符合 “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和实际，比如理论准备不充分、没有上海早期党组织的帮助指导、没有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等等。[26]

第五，还有学者专门撰文讨论 “重庆组织”的性质，进而认为该组织不存在。理由是认为考察 《重庆报告》内容，疑点重重; 考察 《重庆报告》的写作背景、内容以及“重庆组织”的结构，“重庆组织”不具有中共早期组织的属性; 考察该组织产生的具体社会环境及其主要成员的实际思想状况，“重庆组织”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组织;考察现有的文献资料，“重庆组织”不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源流组织。作者进而得出结论: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这批共产主义者并不存在，‘重庆组织’亦不存在。”[27]

2． 一种观点倾向于认为该组织存在或认为应持谨慎态度

第一，认为不应该以现存文献或回忆缺乏就轻易否定该组织的存在。有研究者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文献和早期党员的回忆中都找不到有关的记载。多半也并没有得到过上海共产党的承认与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组织绝对不存在”，并列举了一开始没有发现但后来随着文献发掘逐渐浮出水面的一些组织的例子，认为 “显然，仅仅依据今天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和它的早期党员的回忆来论证一个 ‘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与否是不够的”。[28]

第二，认为不能以后来共产党组织的标准来看待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这会消弭历史的复杂性。所谓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指 “具有初步的同时又是不确定的和不成熟的共产主义思想倾向的 ‘崇尚共产主义的团体’”，包括党在各地的早期组织。不能以未达到 “共产党的建党标准”和实际就推论 “重庆组织”是无政府主义式的组织。[29]

第三，从中共创建史中的种种待解之谜推论 “重庆组织”之谜的谜底是可能存在。有学者提出 1921 年 6 月，张太雷给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出了七个省级党组织即北京、天津、汉口、上海、广东、香港、南京，并对这七个省级党组织作了较详细的说明。[30]但中共一大召开时，天津、香港、南京地区的党组织并未派代表出席。陈谭秋回忆中共一大前成都的共产主义者到底是谁现在不能确证。中共二大的 12 名代表名单有一位姓名不详，是否是四川党员等等问题。 “历史也远不是从有记载的历史开始的，更不是有记载的历史可以完全涵盖的。”[31]

第四，认为分析 《重庆报告》本身，就能证明 “重庆组织”存在。有学者认为 《重庆报告》确实保存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中; 《重庆报告》明确宣布拥护马克思主义;《重庆报告》对 “重庆组织”成立背景的介绍比较真实; 《重庆报告》关于 “重庆组织”的机构介绍和工作比较具体; 《重庆报告》对俄国革命经验的向往和学习的态度十分真诚。所以，“从 《重庆报告》的内容看，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应该是客观存在的”[32]。

第五，有学者以毛泽东、董必武鉴定过几份档案的可信度，进而认为整批档案可靠可信，认为 “重庆组织”当然存在。他认为， 《重庆报告》是中共一大档案的一部分;“重庆组织”是成立时间最早，尤其是在不依赖共产国际帮助的情况下，由一群拥护马克思主义、身处内陆的重庆青年独立自主地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组织。[33]

第六，有学者认为，“重庆组织”存在，但 《重庆报告》写错了成立时间。通过分析 《重庆报告》文本，论者认为， “他们在国内习惯于民国纪年，赴俄后要改为公元纪年时出了差错”，因此，“重庆组织”成立的时间应为 1921 年 3 月。[34]

( 二) “重庆组织”是什么性质的组织

1． 倾向于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组织

主要证据是四川四人是无政府主义社团适社成员，廖划平也有无政府主义言论。[35]廖划平在给陈小我的信中说到: “现刻广州那面，布尔塞维克的人，如陈独秀在广州方面很活动，他时常在报上狂吠，说是 ‘主张安那其 ( 无政府主义的音译———引者注) 的人早生于几百年’，你们看他混账不混账。”再加上当时无政府主义主张大行其道，一些进步青年在信奉马克思主义之前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36]有学者明确提出 《重庆报告》作者四川四人是无政府主义社团适社成员， “四川四人到了苏维埃俄国之后，把无政府主义倾向掩去了，把共产主义含意凸现了，于是就有了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37]。

2． 认为 《重庆报告》 内容真实可信，在中共一大召开之前，重庆就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38]

其主要证据是 《重庆报告》内容中的一些言论，比如 《重庆报告》称 “我们的组织是由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所建立的。他们起初成立了一个研究会，在这里聚集了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学生”，“共产主义是现在和未来与邪恶进行斗争的手段”等等。

不论是持哪种观点，双方有一些基本共识。第一，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是一种历史必然，外界力量所影响的只是加速或者延后这一进程。像同时期湖北恽代英发起的波社，四川的中国青年共产党，都是在没有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没有与上海、北京早期党组织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自发组织成立的。第二，五四运动之后，无政府主义在青年中十分流行，相当多的先进分子和爱国青年曾一度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经由无政府主义逐步过渡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王右木在向团中央的报告中称，无政府主义在重庆青年中非常流行，当时 “重庆有为青年，无处不见是已入安那其。我往来各在该地住过十余日，对青年学生团体讲演曾两次，总未易畅下其手”，甚至 “重庆除了安派外，另无有人”。[39]第三， 《重庆报告》中所引各种概念不应以现在的标准解读。当时各派救国理论鱼龙混杂，不经过必要的探索和实践难以辨明哪种理论能够救亡图存，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萌芽的早期，存在某种概念上的混乱也是不可避免的”[40]。所以双方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是 “义理”之争，在史实上分歧不大。例如有学者一开始认为 “重庆组织”是无政府主义组织，不久，该学者重新撰文，修正了自己之前的看法，转而认为 “适社应是 ‘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母体，或者说，是 ‘重庆组织’据以衍生而出的一个知识分子群体”[41]。

三、下一步研究展望

自 1982 年 《重庆报告》公开披露以来，围绕 《重庆报告》和 “重庆组织”所展开的研究，在多个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又都没有能够形成定论。要想取得突破，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档案查找工作。中共的创建与共产国际有着深刻关联，俄罗斯一些档案馆保存有大量未公开的中共相关档案，这些档案是破解一些党史难题的钥匙。像 1957年苏联转交中国的档案中就有国内未能找到的中共一大的文件; 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出版的 《共产国际、联共 (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对扭转陈独秀的评价起了重要作用。就四川早期党史而言，也是靠俄罗斯档案馆的档案解开了陈独秀 1922 年 6 月所称 “四川三人”身份之谜。《党的文献》2012 年第 1 期刊登了李玉贞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新发现的青年团相关档案，该文首次披露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共 41 次会议的会议记录 ( 1922 年 5 月 11 日至 1923 年 8月 12 日) 。在讨论四川地区团组织的筹备活动时，团中央领导人认为负责这项工作的几名同志 “意见不能一致”，但团中央因 “经济困难不能派人去蜀”，所以决定: “先给 C．P． 同志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等信” 指示方法， “希望他们共同协力”，并 “互推一负责任的人总理组织地方团的事务”。[42]有论者认为，该档案揭示了困扰四川党史多年的“四川三人”的身份，他们应该就是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43]

除俄罗斯外，学者也应广泛挖掘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及各市县区档案馆，可能会有所发现。

第二，围绕既有线索继续深化研究。在缺乏与 “重庆组织”直接相关史料的情况下，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对现有线索深化研究，也会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过往多位研究者提到的与廖划平同船赴俄的人中，有一人名叫秦慧僧 ( 又名秦抱朴) ，是江苏无锡人，此人从俄国回来后，专门写有 《赤俄游记》，从该书序言看，写于 1925年，据事发时间非常近，但从笔者看到的既往研究来看，尚没有研究者注意到该史料。[44]据 《赤俄游记》记载，去俄国的路上，“同行者除江苏七人外，尚有四川三人”[45]。虽未一一点名，但这就与廖划平的信两相印证，证明两个人的说法都比较可靠。他们先是从上海坐船到大连，然后坐火车到哈尔滨，因故在哈尔滨迟滞到五月后，因为惧怕被捕等原因，“我们同行的人都灰心绝意，大家预备回南了，独我与廖仍决定去黑河一走”[46]。廖即廖划平，按照秦慧僧的记述，四川三人中只有廖划平到了俄国。所以，如果 《重庆报告》是到俄国后所写，则杜小马、徐敦让就肯定不是写作者。但此后因秦慧僧与廖划平两人口音不同，怕一道走遭人怀疑，于是秦慧僧便先行，经过一番周折，到达莫斯科已是 8 月 5 日。[47]中间他曾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在伊尔库茨克停留 12 天之久。但遗憾的是之后 《赤俄游记》并未再提及廖划平的情况。依照秦慧僧的日程来看，廖划平到俄的时间应该与他不会相差很多。还值得一提的是，秦慧僧记述他刚到俄国时，有人怀疑他是日本人，他拿出 “哈尔滨共产党党部的介绍书”[48]给自己解围。但此 “哈尔滨共产党党部”到底是俄国人的党组织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共产党组织并未细说。明显该书有进一步挖掘研究的价值。

第三，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与资源整合。 《重庆报告》自 1982 年首次公开出版以来，已经接近 40 年，但遗憾的是关于 《重庆报告》的学术研讨会只召开过一次。2011年 7 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由中央档案馆、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和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在重庆联合主办了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学术研讨会”，120 余位与会学者碰撞交流，“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49]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学术活动举办得还太少，与之相关的资源整合也明显不够。典型的例子是迄今为止没有一本关于 “重庆组织”的资料集公开出版，这明显不利于吸引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就笔者目前所见资料，出版一本资料集是完全有可能的。

总的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关于 《重庆报告》和 “重庆组织”的研究明显呈深化趋势，相信随着档案资料的查找发现和既有线索的深入挖掘，在有关组织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相关问题会得到进一步厘清。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