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对华政策侵略本质的深刻揭露

——读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

原标题:对美国对华政策侵略本质的深刻揭露
作者:许宝健   发布时间: 2020-11-05   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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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9年8月5日,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足两个月,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经过3年的解放战争,特别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中国东方的地平线已经渐渐露出曙光。
  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着重讨论党的工作重心战略转移问题,即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处在转折关头,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
  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了包括起草共同纲领,拟定国旗、国歌、国徽图案等重大问题。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雄文。毛泽东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阐明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国家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也就是说,美国白皮书发表的时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而紧张忙碌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国民党注定彻底失败的时刻。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具体的细节,毛泽东在评论中也提醒我们注意,就是白皮书发表的时候,还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但还未到达美国、尚在途中的时候。
  (二)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府抛出个白皮书,究竟想要说什么呢?
  其实,随白皮书一起发表的还有一封信,这封信就是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的,信作为白皮书的前言,既概述了白皮书的主要内容,又集中体现了艾奇逊本人的反动倾向。艾奇逊作为美国反共急先锋,在1949年至1953年担任国务卿期间不仅主编了白皮书,而且主导了美国的对外和对华政策。艾奇逊因一部白皮书,不,因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针对其的评论,而成为历史上中国人民最熟悉的国务卿。
  概括起来看,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大致表达了三个方面的意思:
  一是披露了美国帮助和支持的国民党惨败的原因,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失败的原因,都不是美元的不充分造成的。国民党军队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腐败现象已经使国民党的抵抗力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部队已经丧失斗志,他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
  二是极力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一方面对无力挽救国民党的垮台、无力阻止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发出阵阵哀叹,另一方面又不能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看不到人民的正义性和人民推动历史的力量,对即将到来的中国革命胜利做了极力歪曲的解读和心怀叵测的预言。比如,认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人口太多,中国政府将永远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等等。
  三是寄希望于所谓的“民主的个人主义者”,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把推翻马列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寄托于中国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是美帝国主义反动和侵略本性的自我暴露,同时也将艾奇逊悍妇本性、怨妇嘴脸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三)
  白皮书和艾奇逊信的发表,毛泽东认为是一件好事,因为是揭露帝国主义和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的机会。
  8月12日,新华社发表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一直高度关注此事的毛泽东即函告新华社社长胡乔木,“应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应将各国评论中摘要评介”。
  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人发表的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毛泽东看后,又函告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请予全文文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
  随后,毛泽东还接连给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写了两封信,由衷称赞民建的做法和声明。
  同时,从8月14日至9月16日,继新华社评论之后,毛泽东亲自上阵,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连续写了五篇评论,深刻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反动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作了理论上的阐释。这五篇评论,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些光辉著作,是毛泽东在舆论战场上的战斗檄文,今天读来,仍时时感到穿越时空的真理的力量、正义的力量。
  (四)
  “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以及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在现在这个时候发表,不是偶然的。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帝国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重重,无法克服,使帝国主义者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中。”这是《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开篇第一段。不管白皮书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在毛泽东眼里,它的价值就一条,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
  不仅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失败,也反映了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的失败。毛泽东历数了自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次战争,直至最近三年来,表面上是蒋介石实际上是美国进攻中国人民的战争。正如艾奇逊信上所言,是美国供给国民党在打仗,那么这场战争就是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的战争,这样的战争性质,怎么不决定国民党最终的彻底的失败?
  面对国民党的失败,国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看再说。毛泽东指出,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这些人之所以为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所瞩望和经常企图争取,是因为他们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所以共产党人、觉悟了的工人、进步的知识分子等先进的人们,要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判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拉过去,叫他们去掉幻想,准备斗争。
  毛泽东指出,“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
  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不甘心和国内一些人的不坚定,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逻辑”: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绝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五)
  在中国,稍微上点年纪的人都知道司徒雷登的名字,此人生于中国杭州,1905年就开始在中国传教,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创办的燕京大学校长。国内舆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司徒雷登曾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一些事情,但1946年7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后,代表美国政府积极支持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他留在南京观望,还曾一度想访问北平,未受美国国务院批准,不得不悄然离开中国。美国白皮书发表的时候,他正在回国的途中。
  8月18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第二篇评论,题目就是《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曾被收入中学课本,因而广为中国人所知。如果说美国白皮书的发表,诚如新华社第一篇评论所说,是“无可奈何的供状”,那么司徒雷登“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离去的背影,则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哀叹,它意味着,一个时代就像过去的一页日历,翻过去了,或者,被撕掉了,而司徒雷登不幸成为了那个过去了的时代的象征人物。正如毛泽东在评论一开头所指出的,“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在这篇评论中,毛泽东继续辛辣地揭露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本质。毛泽东称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在这里,毛泽东继续敲打“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同时,毛泽东高度称赞了“有骨气”的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毛泽东慨然回道:“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气之声、真理之声,回荡在历史的天空。
  (六)
  美国白皮书的发表,特别是新华社连续刊发三篇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在国内引起了广泛讨论。“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不仅如此,“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在这种形势下,8月2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他的第三篇评论《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他认为,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要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白皮书。
  毛泽东首先为白皮书定性,“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
  接下来,毛泽东就白皮书中的一些具体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比如,艾奇逊说这本白皮书编的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对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他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他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针对艾奇逊污蔑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毛泽东回应道:也有一半是说的对的。这个政府是对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七)
  8月30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第四篇评论,加上新华社的第一篇,即是“五评白皮书”,该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友谊”,还是侵略?》。
  不错,这篇评论主要是揭露美帝国主义假友谊、真侵略的本质。
  毛泽东在评论中首先引用了艾奇逊信中的一段话:“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艾奇逊还举例来说明,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
  这是真的吗?毛泽东当即批驳道: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紧接着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年轻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
  毛泽东一连用了三个排比段,正话反说,来揭露艾奇逊撒谎的可笑: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毛泽东还用三个“现在”开头的排比段,对“友谊”背后的“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进行精准的点穴式的嘲讽和批驳,因而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力量,充分发挥了笔杆子的威力。
  (八)
  毛泽东撰写的五篇评论中的最后一篇即“六评白皮书”,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这篇文章也是五篇中最长的一篇,之所以长,是因为作者要在继续批驳白皮书的同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上的说明。
  针对艾奇逊“中国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滥调,毛泽东一连用了四个反问:“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继而毛泽东又引用中国、俄国、蒙古等国家的革命,使艾奇逊的观点不攻自破,同时又以华北、东北等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并不存在如艾奇逊所云的“吃饭问题”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有能力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的。
  毛泽东以伟人气魄宣告,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坚定地相信,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毛泽东还有力地驳斥了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即所谓“西方的影响”。
  那么,中国革命马上就要取得彻底胜利的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东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毛泽东进一步阐释,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