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同20世纪出现的否定中华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全盘西化”论相伴而生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巨人般前进的步伐遏止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后，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泛起。它的主要表现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史。它的政治实质是，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历史虚无主义在学术研究中也表现出来，但它从本质上说主要不是一种学术思想，而是一股政治思潮。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首先必须揭露其政治实质和政治危害性[1]。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深入揭露和清除其历史观基础。从社会历史观的层面看，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它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观察世界、认识历史、评价社会历史现象。本文就如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观、世界观基础做一些讨论。

一、两种对立的历史研究方法论：社会形态论与“一般社会”论

人们研究社会历史必须采用一定的方法。在不同的方法背后，存在着不同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一般社会”论，是社会历史研究中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论。在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背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臆造的“一般社会”为尺度去衡量社会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方法论。

1894年，列宁在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以下简称《什么是“人民之友”》）这部成名作中，针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的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方法，十分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与“一般社会”论的对立，显示出他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深刻理解。列宁的这些思想至今仍然是我们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以及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强有力武器。社会科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谈论一般社会”[2]。他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3]。他们由此得出的理论，“都是一些关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等纯粹先验的、独断的、抽象的议论”[4]。他们如何去研究“一般社会”呢？米海洛夫斯基说：“社会学应从某种空想开始。”列宁指出，“主观方法的首创者之一米海洛夫斯基先生的这句话绝妙地说明了他们的方法的实质”[5]。米海洛夫斯基用来衡量“一般社会”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标准，是所谓的“人的本性”。米海洛夫斯基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在米海洛夫斯基看来，事物既有合乎心愿的，也有不合乎心愿的，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找到实现合乎心愿的事物，消除不合乎心愿的事物的条件”，即“找到实现如此这般理想的条件”。总之，从“空想”开始，以先验的“人的本性”和主观“愿望”为尺度，去研究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一般社会”，寻找实现“理想”的条件，这就是以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主观社会学给自己规定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在列宁看来，这也是马克思以前所有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研究社会历史的方法。本文把表现于这种研究中的方法论称为“一般社会”论。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是同“一般社会”论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论是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理论，也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基本方法论。1867年，当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出版时，他在“序言”中明确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6]。马克思还明确宣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7]列宁对《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的这两句名言给予极大重视，认为这两句名言集中表达了贯穿《资本论》始终的“基本思想”。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强调：“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而这个思想，正象我们听说的那样，是以罕见的逻辑力量严格地坚持了的。”[8]笔者认为，列宁所说的“基本思想”，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和马克思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列宁指出，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9]。当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谈论“一般社会”时，马克思却抛弃了对“一般社会”的虚构，创立了“社会形态”这个范畴，专门去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从而实现了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变革。通过这样的研究，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进而揭示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如同自然史那样的历史过程，从而证明了他所发现的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恩格斯指出，正是马克思的这两个伟大发现——“……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以及“……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10]，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用科学理论武装工人阶级政党，指导工人阶级和亿万人民群众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列宁深入阐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论的研究方法与主观社会学“一般社会”论的研究方法的对立。列宁指出：“既然你连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没有研究过，甚至还未能确定这个概念，甚至还未能对任何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认真的、实际的研究，进行客观的分析，那你怎么能得出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概念呢？”[11]如同形而上学的化学家不实际研究化学过程，却臆造出什么“化学亲和力”的理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家不分别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却议论“什么是灵魂”，形而上学的生物学家谈论“什么是生命力”一样，这样的研究方法是荒谬的。关于“一般社会”的种种议论，“就其基本方法，就其彻头彻尾的暗淡无光的形而上学性来说，也是无用的”[12]。这样的理论毫无用处，丝毫不能促进人们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理解，只能像肥皂泡一样，化为乌有。而“马克思在这方面大大前进了一步：他抛弃了所有这些关于一般社会和一般进步的议论，而对一种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一种进步（资本主义进步）作了科学的分析”[13]。这是社会历史研究方法上的一场革命。

列宁对“一般社会”论方法的分析、批判体现了深刻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正如后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所指出的：“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14]历史和现实中真实地存在着的，是各具特点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社会，即具体的或“个别的”社会，没有什么“一般社会”。每一个具体的或“个别的”社会都在其个性中包含着共性，在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人类社会的一般特征、共同本质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或“个别的”社会之中，只有通过对具体社会的分析、研究才能被揭示出来。因此，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这是人类认识运动固有的规律。“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15]。“从某种空想开始”的“一般社会”论的研究方法，根本颠倒了人类认识运动的正常秩序。列宁指出，不研究具体的社会形态，而是“从什么是社会，什么是进步等问题开始，就等于从末尾开始”。在认识社会历史的方法上本末倒置，就只能“……先验地臆造一些永远没有结果的一般理论”。相反，马克思的方法是“从研究个别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开始，而不从什么是一般社会关系的一般理论开始”[16]。马克思如果没有实现这种研究方法上的根本变革，就不可能创建恢宏的理论大厦。

不过，人们的任何思想观念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只能是对物质世界的这样的或那样的反映。发生在人们头脑中的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在现实中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一般社会”论者所臆造出来的种种理论，并不是他们头脑中固有的或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定社会中的现实生活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这个社会，就是“一般社会”论者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列宁指出，“一般社会”论的那些理论，“不过是把英国商人的资产阶级思想或俄国民主主义者的小市民社会主义理想充作社会概念罢了，……不过是当时社会思想和社会关系的象征”[17]。列宁还指出，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18]。资产阶级学者关于“一般社会”的种种议论，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范畴普遍化、永恒化，将其夸大为“一般社会”普遍适用的永恒的范畴。

列宁的分析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普世价值”论。“普世价值”论和历史虚无主义都是近年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引起关注的社会思潮。这两种错误思潮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普世价值”论的主要表现，是把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观念和体现这些观念的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政治制度普遍化、永恒化、神圣化，把它们说成是任何国家都必须遵循的“普世价值”，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和社会历史变迁，评价我们的政治道路和社会制度，提出现实的政治诉求。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和政治主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有人宣扬，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有理、侵略有功，“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近代文明”，而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则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歧路旁出”，是从“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主流”走上了“以俄为师的歧路”，革命的胜利使“中国陷入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深渊”，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实际上是‘党天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是向文明发展主流的“回归”，我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则是背离“历史的潮流”，背离“普世价值”；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得“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实行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如此等等。不难看出，所有这些说法都内在地包含着资产阶级社会是永恒的“一般社会”这个观点，都以此作为逻辑推理的大前提。在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普世价值”论充当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史，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而这种“普世价值”论，就其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基础来说，不过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一般社会”论的新的表现形式而已。那些被推崇的“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被当作“一般社会”的思想和原则推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理念和制度。

因此，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论上，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形态论，深入揭露“一般社会”论的谬误和危害。

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必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考察围绕历史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论争，不难发现在对各种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的不同评价背后，存在着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历史观根本对立的又一集中表现。如果说抛弃“一般社会”论、坚持社会形态论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社会运动的基本方法论，那么，“……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9]就是马克思经过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基本结论是对马克思所发现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集中表达。马克思不仅确认了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发展一样，具有一定的客观规律，而且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的这一发现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考察和理解这个过程，对于我们学习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剖析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必要的、有益的。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实际规律，它是客观真理[20]。唯物主义不过是朴素地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去反映世界，不增添外来的成分。为什么在马克思之前，一旦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即使是费尔巴哈那样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陷入了唯心史观，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社会历史中活动的都是追求自觉目的的人，而以往的唯物主义者一看到人们的行动受思想支配，就停留下来，不去追溯思想动机背后的物质原因，把精神的力量当成历史的最终原因，因而不能发现历史运动的规律性，结果在他们笔下，“……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图解的汇集罢了”[21]。

1859年，当马克思第一次发表自己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成果时，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明了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这一经过同时也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和运用的过程。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中“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22]。这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并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认识到国家与法都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由此开始，他用了一生中黄金时代的15年时间潜心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终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它的“序言”中“……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关于社会关系的重要观点”[23]。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24]。接下来用800多字概括的这个“总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本人对他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做的最完整、最简明的经典性表述[25]。

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完整地引用了马克思的这一段论述。他正是以这段经典论述为主要依据来阐述马克思的历史观的。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是他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并指导了他此后研究工作的历史观。列宁指出，“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但“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26]。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提出这个假设后，花费数十年时间根据大量材料实际地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他和恩格斯还在1848年到来的欧洲革命风暴中成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总结、阐述法国、德国革命的经验，验证了自己的历史观。对资本主义这个最复杂的社会形态的实证研究使唯物主义历史观经受了历史与现实的检验。列宁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7]自那时以来，包括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在内的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无不依据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经典表述来解读和阐述、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写道：“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新见解，包含了他创造的一系列新的术语、范畴。他运用这些术语、范畴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笔者认为，对于这些基本原理和它们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马克思揭示了构成一个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和它的发展规律。他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四个基本范畴，勾画出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揭示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确立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的过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导致社会革命和社会形态的更替等基本原理。第二，马克思从整体上考察人类社会历史的总趋势，揭示了不同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进程。他当时的表述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8]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1884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后，“序言”中的这一思想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29]。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发现的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明确表达。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严谨的内部逻辑结构，上述两个层面的基本原理是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独创的社会形态范畴，在这个新历史观的构成中起着关键作用。列宁用“两个归结”概括和阐述了马克思创立社会形态范畴并运用它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和逻辑。列宁指出，在马克思之前，社会学家们对社会的考察局限于政治法律形式和人们的思想，所以不能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而马克思“……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30]。一旦着手分析生产关系，就有了一个客观的标准，立刻就有可能看出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把重复性这个“一般科学标准”应用到对社会的研究上来，“把各国制度概括为社会形态这个基本概念”。这样就“……使人有可能从记载（和从理想的观点来评价）社会现象进而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去分析社会现象”[31]，从而第一次把对社会的认识提高到科学的水平。列宁总结说，“……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32]。马克思在方法上抛弃“一般社会”论而致力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革，与他在理论上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创新，这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在科学研究中，理论与方法是密不可分的。理论揭示对象的本质和规律，而当理论被运用于研究事物时，便转化为方法。理论如果不作为方法运用于对实际事物的研究，就是无用的理论；方法如果不以符合客观对象的理论为依据，就是无根据的错误方法。虽然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形成的关于社会历史运动的“天才的思想”当时暂时是一个假设，但马克思“……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33]，把它转化为自己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方法。而他研究资本主义的成果特别是《资本论》，验证了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使其得以确立为科学原理。在这里，理论转化为方法，又通过方法的运用经受检验而确立为真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理论上的创新和他在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内在统一、不可分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同时实现了社会历史观和社会历史研究方法论这两方面的根本变革。

笔者认为，列宁之所以说只要把他从《资本论》第1卷第1版“序言”中引来的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34]，正是因为马克思的这两句话既概括了他研究社会的基本方法论，又概括了他经过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体现了《资本论》研究中历史观与方法论的统一。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标志着“……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35]，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36]。恩格斯在其于1877年写的《卡尔·马克思》这篇传略中，在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后其所发表的墓前讲话中，都把这一发现推崇为使马克思的名字永垂科学史册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中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做类比来说明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对于社会历史研究的划时代意义。列宁说，正如达尔文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一样，马克思“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个概念，探明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37]。

自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就用它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走过的道路既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历史唯物主义同中国人民的实践相结合，转化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巨大物质力量，同时在中国实践中接受了检验，进一步确证了它的真理性，并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社会历史现象是极为丰富、错综复杂的，历史前进的道路是充满矛盾、艰难曲折的。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人民根本利益为标准，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评价历史。习近平指出：“不论发生过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论出现过什么苦难和困难，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习近平还强调：“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38]我们在评价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都应该坚持这样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是把一个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并且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是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遵循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进程。这一历史性变革带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安康，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评价中国近现代历史，就必须把各种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放到这一基本历史进程中去考察，看其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是维护还是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一历史进程，就不可能获得科学的认识，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对于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在创造历史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犯的错误和经历的挫折，也只有将其放到这一总的历史进程中去分析，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背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历史总趋势去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就会得出是非颠倒的错误结论。

从社会历史观层面看，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史，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以背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无论是鼓吹“告别革命”，否定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并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伟业，还是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或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还是抹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都是用了颠倒了的历史观充当度量衡，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在起作用。在有些人看来，中国根本就不应该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而也不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被这些人标榜为“普世价值”或“人类文明主流”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他们追求的理想社会。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手法，无论是无限夸大党和人民在创造历史的前进道路上不可避免地犯的错误和经历的挫折，抹杀历史的主流和本质，还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用个人私利、个人恩怨、个人性格乃至反面历史人物的自我吹嘘和表白来说明历史，或是离开历史的主线，摈弃所谓“大叙事”，用细节否定本质，掩盖和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只要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认清历史前进的方向，坚持历史的辩证法，就不难识破其谬误所在，辨析是非曲直，作出正确判断。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历史唯物主义指引我们把握和运用客观规律，使我们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他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39]。为此，我们应该原原本本地学习和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掌握看家本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实践，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剖析历史虚无主义，分清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曲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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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7页。[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310页。[18]《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20]《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22][24][28][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8页、第591页、第592页、第59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7页。

[25]田心铭：《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要点“扼要的阐述”—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红旗文稿》2015年第5期，第19—23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3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94页。

[3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

原载《学习论坛》2016年第4期

作者 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