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正确历史观”，强调“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这给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推动包括党史研究在内的历史研究，并运用这一思想武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重大任务。为此，我们就社会各界，尤其是党史工作者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进行了专访。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在史学领域弥漫，而且向文学、影视、网络传媒流传，引发一系列社会乱象。您认为应该如何认识和应对历史虚无主义这一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

曲青山：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外历史上具有长期的流传脉络和诸多表现形式，影响广泛。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并且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具体表现是，不承认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继承性，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是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漠视人文精神传统的内在传承及其教化意义。究其根源，它是19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传统现代流变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物化逻辑又不断加剧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势头。

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土壤，不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虚”“无”本是中国哲学中核心的存在概念，但它们都与境界和涵养有关，并且都属肯定性的人生价值，因而与西方虚无主义迥异。

但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却遭遇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在近代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一些人认为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就是西方化，用西方性否定中国本土性，包括否定通过中国化已经成为历史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导致出现历史虚无主义。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全盘西化”的口号声中，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就曾喧嚣一时，一些人宣扬“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百事不如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化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而逐步消减。80年代，在热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时，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电视片《河殇》成为这一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代表作。90年代，随着大气候的影响特别是苏东剧变，加上急剧向市场经济转型，有关理想式微、价值坍塌、道德滑坡、人文精神危机的评论以及“告别革命论”的出笼，都在不同层面表明历史虚无主义的全面泛起。虽然理论界、史学界对历史虚无主义进行了集中批判，但它几起几落，没有销声匿迹。近年来，这股思潮以“理论化”“学术化”的新姿态出现，又有了新的动向，值得我们严重关切。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中国攻击的重点是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以“解放思想”“反思历史”“重新评价”“理性思考”“范式转换”“还原真相”为名，否定、歪曲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告别崇高”，质疑承载精神信仰的英雄人物的活动动机，到随意裁剪，用恶搞代替创作，以“泛娱乐化”消解历史意义价值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就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如何看待历史，不仅关系到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更决定着怎样走向未来。历史虚无主义既歪曲历史、有辱前贤，又搅乱思想、误导当下，尤其是对青年人的为害之烈，远远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若任其蔓延，势必在社会上尤其是在青年中造成是非不分的思想混乱，瓦解人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信念与目标，从而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苏联解体就是前车之鉴，离我们并不遥远，提醒我们不可小视颠覆历史、解构主流带来的现实危害，要时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侵蚀思想的疆土、精神的领地。

当今，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沉渣泛起，虽然有诸多表现形式，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用孤立、片面、曲解的方法分析、观察历史。正是在这个立场、方法的基础上，历史虚无主义虚化事实，否定历史的客观性，随意歪曲历史真相；虚化规律，否定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大趋势；虚化价值，否认历史的育人功能，解构主流价值观。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其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土壤，彻底消除它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8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怎样对待本国历史？怎样对待本国传统文化？这是任何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解决好的问题”，“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今年，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又指出：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习近平总书记既给我们提出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任务，又提供了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根本的途径和方法。

记者：长期以来，在人类历史中，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观上具有统治地位。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也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思潮。唯物史观被称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意义重大。请您谈谈唯物史观的历史源流，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观察和认识社会上的根本差别。

曲青山：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普遍规律的科学，它包括了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为什么还要把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并提，而且要特别突出唯物史观，将其视为马克思一生的两大发现之一呢？关键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贯彻到了包括社会历史领域在内的一切领域，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几千年，唯物主义经历了朴素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个发展阶段。但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社会历史观一直是唯心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这有深刻的认识论根源。社会历史发展有着与自然界不同的特殊性。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每一个事件，都是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活动进行的，并且是这种活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聪明才智、思想理论、意志作风等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社会发展这一特点，很容易使人产生疑惑，似乎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与自然界发展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过程，似乎自然界的发展是有客观规律的，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则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从而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论。唯心史观研究社会历史，仅仅停留在人们的思想动机上，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作是众多个人主观意向纯粹偶然的堆积，社会历史完全为偶然性所支配。如果在社会意识的范围内再探究偶然性背后的原因，就只能归结于神秘的“天命”或个别伟大人物的意志。

要摆脱唯心史观的束缚，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德国历史学家梅林在1893年写作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制定的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年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更明确指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这就是说，唯物史观不是什么天才头脑的臆造，只有在社会大生产和无产阶级存在发展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被人们发现。唯物史观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它的创立，仅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还是不充分的，还必须要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条件。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特别是18世纪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作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但又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的束缚。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这些有价值的思想的基础上，又突破其历史的局限性，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历史现象，创立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原则与此前的思想家有什么根本不同呢？

第一，“不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社会历史观的根本问题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就让历史学从神学的婢女地位解放出来，使历史不再成为哲学家头脑中“绝对精神”的展现，赋予了它社会实践的客观属性，这种客观性决定历史不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女孩”了。

第二，生产方式是社会变迁的终极原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的发展。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才能观察到各个国家和地区历史发展的重复性和常规性，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才有可能从中发现历史规律。所谓自然的历史过程，是指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社会规律也是客观的必然的，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由此，历史的发展不再被认为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一个丰富的有规律可循的过程。

第三，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把人看成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看成社会历史实践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即历史是由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为追寻自身的目的而展开的能动过程，在参与历史创造的过程中，每一个人都是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和剧中人。一方面，作为历史的主体，人具有主体的目的性和自觉性，即都在基于自身的目的而自觉能动地参与历史的创造，在其展开历史的过程中保有对历史的价值与意义的自觉观照。另一方面，人也作为历史的客体，历史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以一定客观规律发展的现实过程。人的伟大就在于可以通过自身的主体性去认识并顺应这一规律从而使其为人类服务。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它始终在谋求“历史规律”与“主体自觉”的契合。因此，历史不仅具有客观性，具有内在发展规律，而且可以被感知、被揭示。那种认为历史不可知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规律客观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双重漠视。

唯物史观的创立，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让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为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列宁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上”。他强调，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为人们“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历史唯物主义是发展的、开放的理论。自从诞生的一个半多世纪以来，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自身的理论内容也不断丰富。它所赖以生存的实践基础和所反映的时代的发展变迁，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态或形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换。

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是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相一致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同时也选择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方法论。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不断把握规律、积极运用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特别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灿烂光芒。与此同时，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等。这些理论成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对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当前，改革发展实践和思想理论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重大问题。我们要像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

12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那样，推动全党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好认识国情，更好认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势，更好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各项工作。

记者：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史学博大精深，近代史学也成就斐然。一些人认为，没有唯物史观，当代中国历史研究也会发展得很好。您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

曲青山：唯物史观的传播，不但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科学的指南，而且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为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中国的历史研究，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

中国传统史学成绩很大，对传承文明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较大贡献。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在世界四大文明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三个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中断地传承到今天。中国传统史学著作繁多，卷帙浩繁，所谓正史《二十四史》就有3249卷、4000多万字，野史更不计其数。这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相比。中国传统史学体例丰富和体裁的多样也是一大特色，最早是编年体，孔子作《春秋》就是这种体例。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一种新的体例—纪传体。南宋人袁枢撰写《通鉴纪事本末》，又使用了纪事本末体。

中国传统史学是我们极为宝贵的遗产，但也存在很大的缺陷。一般说来，传统史学观念中占主流地位的是倒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倒退的历史观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的道统。越到后代，大道衰微，历史越益退化。循环史观产生于学者对历史上多次王朝的更替和每一次改朝换代所经历的由乱到治的变化表现出来的“治乱”“兴衰”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直接观察。运用倒退的或循环的史观看问题，所了解和说明的历史现象自然是零碎的、局部的，既不能看到历史的全貌，更不能看到历史变迁的本质。前辈学者归纳传统史学三大不足，都与传统史观有关。一是封闭性，在当时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是天朝上国，其他民族和国家都是文明程度低下的“蛮夷之邦”，只知有中国史，不知有世界史，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其他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二是英雄史观、个人史观占主导地位，传统史书大多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结构、文化活动、大众生活记载得很少。三是线条简单、内容狭窄，主要是政治史和军事史。故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

到了近代，西学东渐，进化史观诞生，推动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自从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均奉之为圭臬。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在这一历史观的转变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主张。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包括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以及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信从近代进化史观，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进化史观不但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同时还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有“公例”可寻，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哲学的素养。因此，20世纪早期的历史学家们除对史料的搜集、考证之外，又孜孜不倦地探寻着历史上的各种因果关系。梁启超等人借用西方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鸟瞰式”或“飞机式”的读史方法，看历史就“好像乘飞机飞空腾跃，在半天中俯视一切，看物摄影，都极其清楚”，也就是说看历史要有宏观感，这实际上接近于后来讲的要全面、历史地看问题的方法。近代进化史观不仅对中国历史学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其传播与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步，促进了思想解放，使人们摆脱迷古崇古的思想束缚。五四运动发动了对封建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这是伟大的进步。这种批判也以进化史观作为其思想武器之一。

从进化史观到唯物史观，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一大飞跃。进化史观本质上仍是一种唯心史观，具有理论来源的局限、理论自身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根本动力，不能解释许多复杂的中国历史现象，不能真正推动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是更高层次的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并超越了进化史观而更加科学化。20世纪20年代，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李达等人写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著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一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大量考古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在郭沫若的带动下，三四十年代，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史学家写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范文澜写出《中国通史简编》后，毛泽东非常高兴，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史学界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唯物史观很快确立了它的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尽管经过了一个时期的严重曲折，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经过严肃的自我批判，改革开放新时期重新走上了繁荣发展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在中国和世界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部门史和史学理论的研究方面，以及在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没有唯物史观的指导，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20世纪以来历史学最显著的进步，就是历史观的转变。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面向未来，包括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在内，中国历史研究要走向新的繁荣，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努力做到两个“善于”：善于用发展着的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善于对在长期深入探索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结论进行概括和升华，将历史唯物主义推向前进。

记者：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根本上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谈得比较多，而对方法论讨论较少。请您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角度，给我们谈谈您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及其运用的认识。

曲青山：唯物史观不仅具有建设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腐朽没落的社会意识往往很顽固，在现代社会中缠绕并腐蚀着人们。当前，我们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应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即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作为认识工具和认识方法的作用。

唯物史观既是历史观又是方法论。它具有双重特性，既是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可以说是历史本体论；又是历史方法论，是观察历史的思维方法。离开基本理论的方法，就是离开对象本性的纯主观的方法；不具有方法论作用或不能化为方法的所谓基本理论，就是教条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观察世界和历史的方法，正是基于理论和方法的统一。唯物史观方法论可以说是处于实践和运用当中的社会基本规律，比如，从社会存在的根源中寻找社会思潮、分析社会思潮的方法就是被运用于分析中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理论，从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中分析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政治结构就是被运用于分析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当然，既然是运用，就必须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来运用，而不是死守普遍原则。因此，由基本理论到方法运用，不是简单地倒转过来就可以办到的，它必须立足现实，从实际出发，紧紧扣住对象自身的特点来灵活地运用原理。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成为方法，必须注意基本原理的相关性，不能孤立片面地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在强调阶级分析方法时，必须考虑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阶级关系的制约作用。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有在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有利于促进社会变革时才是正当的，而脱离生产和生产方式需要的所谓阶级斗争往往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再如考察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不能孤立地考察生产力的水平，既必须考察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可容纳度，还要考察上层建筑的状况，即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总体，在总体中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规律的作用，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辩证法是内在统一的。每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都蕴含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内在统一，只讲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讲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不讲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只讲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讲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只讲阶级不讲个人，只讲人民群众决定作用不讲杰出个人的历史功绩，都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全都是相反相成的，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判断的统一。没有历史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就是无根之谈。

把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来说，应着重把握以下五点基本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二是历史主义原则，“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三是阶级分析方法，既然“以往的全部的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那么我们在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时，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四是历史辩证法，“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的相互作用”。五是历史整体研究原则，历史事件多半是“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

当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学习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体现了他的科学历史观、方法论。他关于党史国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集中回答了以什么样的态度学习历史和对待历史、以什么样的方法观察历史和研究历史、以什么样的目的应用历史和把握历史的问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他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断，如实事求是“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把历史任务和事件“放在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看待历史“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把历史事物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以联系的观点评价历史现象的产生和发展等等，为我们正确研究历史尤其是正确研究党的历史，从根本上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基本遵循。

记者：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否定历史的客观性，

通过各种方式虚无化客观历史事实。您如何看待这种虚化历史事实的现象？

曲青山：实事求是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落脚点。历史研究的首要工作是了解“实事”，即通过详尽占有材料，把握历史史实。只有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求”的工作，即找出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发现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就一再指出，他们的学说，“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列宁也强调：“事实是我们政策的基础，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学研究。”毛泽东一贯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近来也指出，要“用史实发言”，“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如果历史事实被虚化了，被瓦解了，就不可能有历史真相，历史的客观规律更无从谈起。因此，对历史虚无主义虚化事实的种种做法，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警惕，应该予以澄清。

历史事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另一种是被书写的历史事实，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史实。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书写历史，正确把握客观历史事实，一方面需要全面详尽地占有史料，在此基础上考证鉴别，下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功夫；另一方面，需要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指导。

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近年来，一种源自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主张进一步借口历史书写的主体性和价值观倾向，完全否定历史事实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只是“文本”叙事。“文本”不取决于历史事实本身，而取决于叙述它、解读它的人，取决于这些人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图、认识乃至偏见。于是，历史始终是人书写的历史，不存在客观所指的历史，一切历史都是人为的编造。这一主张流于消极的破坏，走向了极端的所谓“解构”，为以价值重估为由恣意歪曲、否定客观历史事实，大作翻案文章大开方便之门，是站不住脚的。如前所述，在唯物史观看来，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内在规律性，而且是能够被揭示、被发现、被认识的。具体来讲，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会成为历史。如果历史不可信，那就等于现实不可信，否定历史的客观存在就是否定现实的真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第二个层面，被书写的历史史实能够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被书写的历史史实，与客观历史事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它永远不可能与客观历史事实完全相符，但可以逐渐逼近历史的真实。历史书写不能不受到包含有客观历史事实因子的历史资料的制约，而且，虽然历史著述的主体性和价值观倾向影响对历史资料的选择和安排，并最终影响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结论，但对材料的使用不能是主观的、随意的。列宁说过：“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而且连儿戏都不如。”我们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作用，就是追求在历史的科学性和人的主体性之间达到统一，力求被书写的历史史实越来越接近客观历史事实。

一些人在错误的历史观主导下，罔顾历史事实，试图歪曲、掩盖历史真相。比如，多年来，日本少数右翼分子一直大造南京大屠杀翻案舆论，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的谎言”，或认为南京大屠杀没有死那么多人。但是，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是经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认的，有大量的历史资料证明，有大量的人证、物证，不会因为主观认定不同而不同。就像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公开否认二战时期侵略行径时指出的那样，“事实就是事实，公理就是公理。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黑的就是黑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白的；白的就是白的，说一万遍也不可能变成黑的。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自欺欺人”。

一些人不顾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假设来虚无化历史事实。他们将历史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对真实发生的历史作出假设的判断，例如，若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没有“戊戌变法”、没有“辛亥革命”、没有“五四运动”、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发展、没有“抗日战争”、没有“解放战争”等等，再将他们假设出来的历史作为真实发生的历史，那样，中国就会出现一条比今天更加“辉煌”的“光明大道”。对这种“历史假设”问题怎么看？我认为，要从两个层面看，一个层面是从客观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历史事实具有一维性、不可重复性，不存在假设的问题。一个层面是从历史研究来看，假设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但历史学的假设研究方法有其自身的规范，应注意假设的关联性、可证明性、所依据学理的科学性以及所依据相关原始历史资料的准确性，运用是有其度的限定的。这种限定决定了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能随意假设，如：基本搞清楚的关系到历史全局发展的历史事实，代表一定历史发展方向的历史事实和过程，关系到一个民族和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事实，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叙述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前提等，都不能假设。否则，作为科学的历史学就会嬗变为无任何学术价值的“假设历史”学。历史虚无主义的种种假设，几乎违背了历史学假设研究方法的所有规定。它不是在运用历史学的假设研究方法，而是以西方文化观和价值观为尺度，在本不该假设的地方随意假设，以假设证明假设，把不可能的说成可能。它的假设实际上虚无化了跨度达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

一些人忽视对史料的考证鉴别，只要合乎自己意愿就随意使用，轻率改变已广为社会接受的历史结论，否定客观历史事实。比如，近年来，个别人对狼牙山五壮士的诸多历史事实进行质疑，并提出一套新的说法，如跳崖地点不是棋盘陀顶峰而是棋盘陀下面的一个山包、把五壮士“跳崖”说成是“溜崖”、称七连没有埋地雷、称五壮士吃萝卜违反革命纪律等，这些“新说法”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引发一批网民跟着抹黑我们党的历史。我室第一研究部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广泛搜集有关狼牙山五壮士历史资料，并结合实地考察调研，下了一番功夫进行了考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对所谓的新说法一一进行了驳斥。类似的历史虚无主义事例还不少。史料是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但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史料往往既杂乱繁多而又残缺不全，大多数文字资料又难免有当事人或后人的主观因素掺杂在内，有一些甚至是有意歪曲或掩盖历史事实的。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历史事实并非不能重新考证，如果经过反复的研究，事实的确是那样而不是这样，那就不管是什么权威的结论、传统的说法，错了的都可以统统推翻而用新的结论取代。反之，如果不是在资料上花大力气，而是灵机一动或者是主观预设先行，提出一些新的提法，然后再摘引一些适合自己需要的历史资料来填充早已在自己头脑中形成的框架，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并不是学术创新。

历史虚无主义虚化事实，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值得高度重视，那就是“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细节歪曲和篡改历史”。历史研究原本就存在宏观、微观的区别，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宏观研究或者叫系统研究或整体研究，着重对史事的全面陈述和把握。微观研究或可称为个案研究乃至细节研究，着重史事的细节钩沉与精审考订。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同样重要，并无高下之分。一方面，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从各种历史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中，人们才能正确地把握各种社会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从而获得对历史的完整了解。也只有在对历史整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确定历史细节的价值和作用。另一方面，如果不了解“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我们还是看不清总画面，而“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历史的联系中抽取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分别加以研究”。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包括党史学界在内的历史学界，产生了一种倾向，那就是淡化理论，忽视乃至否定历史观和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只注重历史细节和个案研究。这种倾向失之偏颇，容易使人陷入以偏概全、盲人摸象的境地，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随着越来越多的非专业的历史爱好者进入历史研究领域，这种倾向越来越突出，为历史虚无主义蔓延提供了土壤。在这种倾向中，确有一些专业和非专业的研究者带有明显的主观动机，他们试图通过有选择的个案和口述者历史，来颠覆或改写目前已经广泛传播和被接受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结论。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列宁早就说过：“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这个论述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研究需要重视细节，但不能碎片化。应对历史研究碎片化倾向，我以为，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加强宏观、整体的历史研究，在把握历史活动的总和和全貌中来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分清主流和支流。正确看待党90多年的历史，道理也是这样。要把握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抓住党做过的三件大事；第二个方面，要把握党的历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党的历史主题和主线就是党自诞生以来所肩负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党的历史的主流和本质就是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抓住了这三个史，就能在总体走向上把握好党史的主要内容，就能从总体和宏观上正确看待党史。有了这个整体把握，在具体的细节研究上就能得出正确的判断。例如在研究中以某某县、某某问题为例，中国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发展差异性太大了，比方说土地改革，有老区和新区、有北方和南方，情况千差万别，如果仅仅以一个微观的视角、一个地方的特例来看土改，而没有抓住主流，那么很可能得出的结论会有偏差。二是要有唯物史观的指导。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存在着无数相互冲突的事实，从微观角度看，它们同为真，都是“事实”，而从历史趋势看，相当一部分现存的事物已经失去了客观必然性，成为偶然的、纯表象的实例。记载历史这种复杂性的史料，除了大量的伪证、伪史以外，即便是真实的史料，也有一个再鉴别过程，即从史料的真实过渡到历史的真实。而这是单纯的历史考证方法所力不从心的。毛泽东曾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矛盾的主导方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列宁研究帝国主义，都是收集了很多统计和材料，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要区分最能表现特点的材料，需要正确的历史观，需要认识和叙述历史的科学方法论。

记者：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借口历史发展有偶然性，历史认知存在相对性，否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任意解释历史。您怎么看这种虚化社会历史规律的现象？

曲青山：历史无法重现，人们对历史的解释也不免见智见仁。尽管如此，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仍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不容陷入相对主义或随意颠倒历史。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陈寅恪也指出，在史料大致完备的条件下，人们对于历史的解释，不能不受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因此，人们尽可以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面相见智见仁，但不可随意翻案，更不应也不可能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所谓“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一味赞颂改良，甚至为封建社会的糟粕、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唱赞歌。历史虚无主义为了否定革命，还提出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是少数职业革命家“制造出来”的，是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告别革命”论关乎历史的大是大非。在这里，我从唯物史观的视角，作一个辩正。

首先，我们要看到1640年以来整个世界所显示出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潮流、大趋势，以及在这个潮流背后的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这种生产方式大转变的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作了生动而又深刻的揭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这时候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处于备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描述德国的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当时的中国，主要矛盾不是生产力迅速发展要求突破生产关系，而是旧生产关系及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力呈现萎缩状态。尽管生产力水平不高，旧生产关系仍然没有可容纳发展的空间。生产力不发展，民生多艰，中国没有出路。除了革命，只能灭亡。中国革命是救亡图存的革命。

在近代中国，不是中国不需要和平改良，也不是没有改良的机会。恰恰相反，中国人民曾经对改良寄予极大的期许，做过很多的试验。但中国是一个封建主义传统深厚的大国，又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压迫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方式的背景下，被迫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因此，这种转型就同时遭遇到了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两大敌人的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清政府不可能真正推行君主立宪，它要维护的是清王朝的专制体制，维护中国社会的封建社会本质。由此，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和国内封建势力的阻挠下，中国每次改良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实际上宣告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理念和政策的破产，随后掀起的戊戌变法及其失败，则反映出封建顽固势力仍然把持着政权，不愿意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再后来的清末立宪以皇族内阁出场落幕，再次证明封建顽固势力已经不可救药，不可能自我革命。

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客观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革命造成的破坏，总是以社会的巨大进步作为补偿的。中国历史是如此，世界历史是如此。如果当时中国还有改良的一点点希望，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宁愿抛头颅、洒热血呢？孙中山说得好：革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并不是谁想革命就去革命了。只有革命，才能为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扫清道路。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地阐明了革命和现代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中国就有灭亡的危险。革命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冲破这个压力，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所以，首先就应该求得国家的独立，其次是民主。没有这两个东西，中国是不能统一和不能富强的。”这是被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必然过程和主体创造性活动的必然统一。历史提供的永远是可能性，必然性的实现总是要通过由可能性变为现实的过程。可能性是历史条件决定的，而可能性的实现和以何种方式向现实转化，决定于人的能动性的发挥和正确的抉择。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逐渐形成了两种可能、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条道路是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实践表明，只有共产党才能顺应世界历史的潮流，带领中国人民完成最彻底民主革命的任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列强依靠武力重新划分世界范围和世界市场，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引起了革命，社会主义作为制止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由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必然包含有反对资本主义因素，并且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呼应，因此列宁把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纳入了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范畴，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这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革命的世界背景。

辛亥革命后，清朝在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历史陈迹，然而，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很快破灭了。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中国内争不断，战乱不止，社会陷入极端混乱和动荡中，现代化进程遭到严重挫折。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的制度，寻找一条可以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新路。在这种背景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的道路，不仅可以指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还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暴露出来对外侵略、对内压迫人民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弊病，为中国人指出了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更加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前景。同时，十月革命还给中国提供了动员、领导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组织和办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进步力量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结论。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推翻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反观国民党，苦于中国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从娘胎里面带来的软弱性，革命不彻底，承担不了一场彻底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如前所说，辛亥革命成绩巨大，但很不彻底。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此后进行了一些现代化的尝试，也进行了一些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由于国民党的阶级特性，决定了它承担不了完成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它对外妥协退让，中华民族仍然没有获得独立；对内一党专制，拒绝向民众开放政权；经济上官僚资本摧残了民族资本。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土地问题上。孙中山早就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主张，但国民党在大陆始终没有实行。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曾问叶青：国民党何以败？叶青的回答是：因为没有实施孙中山先生之民生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国民党到台湾后，成功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改革政策。何以前后有如此强烈的对比？关键是在大陆是革自己的命，资产阶级软弱且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民党高官们的土地都在大陆，在台湾则是革别人的命。

总之，纵观近代以来的中国，无论是革命还是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都是历史的大势所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认识到了这一浩浩荡荡的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潮流，承担并完成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由此也成为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从上述对“告别革命”论的辩正来看，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寻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从而对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要有历史长时段的观念。社会规律是大尺度规律，它起作用的时间有的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在这个长时段中，历史的发展会有许多偶然性，甚至会有不少反复。如果没有长时段观念，就很容易迷失，很难发现社会历史规律，只能就事论事。实际上规律就是通过无数偶然性不测事件起作用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著名文章《长时段》中说：“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经久不衰的力量和秘密，来源于他第一次以历史的长时段为基础制定了真正的社会模式。”二是要有世界的眼光。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成为“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这种情况，不仅使得研究世界历史成为历史学的重要任务，而且也使得人们在研究各个国家、民族、地域的历史时必须具有世界历史的开阔眼光，准确把握世界历史的发展大势。

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曲解、否定社会历史规律，除了极少数人别有政治企图，欲借歪曲历史否定我们党执政的合法性之外，多数人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有些人对于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总是有这样那样偏见，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看问题，不是将之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而是以偏概全、以今况古，看不到历史人物受到特定环境的制约而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常常以当下的认识水平为标准要求前人提供现代所要求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能提供的东西，便难免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来。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党和国家的工作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曲折等，都造成了不必要的严重损失。但是，因之便将这一时期看成一片漆黑，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说得一无是处，加以全盘否定，是不客观的。我们应当看到，这些失误是我们党在探索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发生的偏差，事后也由党自身做出了纠正。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从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各方面取得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伟大成就，为后30年改革开放和新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看不到失误，就得不出教训。但是，仅看到失误而看不到成就，见木不见林，并不足言客观的历史真相，相反却易误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津。

记者：近年来，一些人热衷于戏说历史、调侃历史，一些文学、影视、网络传媒作品乃至历史研究作品解构崇高、消解意义、扭曲经典、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您怎么看这种虚化历史价值的现象？

曲青山：以通俗的方式、大众的视角讲历史故事，让人在“悦读”“悦看”中有所悟、有所得，有利于传播历史，是时代的大势所趋。但是，无论怎样讲述历史，都不能消解价值、解构意义。从古到今，中国社会都很重视历史的教化功能，都很看重通过历史著作传承文化精神。尊重历史而不是调侃历史，敬畏历史而不是消费历史，是历史研究宣传中应有的态度。

认识和评价历史，离不开价值观。对历史的评价，有两个尺度，一个是历史尺度，一个是价值尺度。历史尺度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为标尺，对历史加以评价。所谓价值尺度，又称道德尺度，主要是着眼于历史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为标尺，对历史进行评价。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尺度始终是首要的，价值尺度则是第二位的。因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为生产方式的进步。离开了这一基本准则，仅从某种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来评判，只能对历史作出抽象的乃至随意性的解释。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价值尺度本身，也有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即这种价值究竟反映和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和趋势，还是腐朽的力量和趋势，还要放到历史当中来考察。这样一来，价值尺度又得回到历史尺度上来。

当然，坚持价值尺度应当服从历史尺度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要轻视以至排斥价值尺度。实际上，两种尺度是互为前提、互相贯通的。一方面，只有尊重历史，达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透彻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确立合理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一切从社会历史的主体即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从合理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追求出发，才能排除偏见，尊重客观事实和历史规律，对历史作出正确的把握和客观的评价。

在实际历史评价过程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要么把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混为一谈，最后所作的评价似是而非；要么把这两种尺度截然分开，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各执一端。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对历史的正确评价。

一些人认为，为了客观地还原历史，必须从中排除价值观。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观先行，声称研究者应该处在“价值中立”的状态。事实上，“价值中立”是不可能的。客观性不是价值中立，而是科学性，如实地揭示历史真相。历史已经消逝，历史的还原，即历史的书写，从材料的选择到解释到评价，都会受到书写者的时代背景、政治立场、理论水平等制约。价值观正确就会尊重历史事实，寻求历史事实，尽力尽心追求信史。价值观错误，往往伪造历史、歪曲历史。称太平天国为“洪匪”、义和团为“拳匪”、共产党为“共匪”的人，不可能揭示革命历史的真相。目前，即使在西方，价值中立的主张也已被广泛质疑和抛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曾指出：“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的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们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着我们工作。”历史学家企图非意识形态化是不可能的。有人指出，中国当代历史虚无主义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人囿于个人情感，历史价值观扭曲。我在前面说到，新中国前30年，我们曾有不少失误，伤害了一些人。时光虽逝，往事并不如烟。一些曾不同程度受到伤害的人，心理阴影往往长期存在。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待历史问题，未能超越个人恩怨，自然会影响对党史、国史认识的客观性。极少数人千方百计否定毛泽东，很大程度上正缘于此。

一些人以腐败蔓延、道德滑坡、社会风气败坏为由，否定改革开放新时期30多年的历史。这是从上世纪9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思潮，要害是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观点关乎大是大非，必须严肃对待。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三点：第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比以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社会文明程度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悄然提升。这对于中国来说无疑具有巨大而深刻的历史进步意义。所以，我们无法否认，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理性看待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道德状况。事实最有说服力。大量的事实昭示着社会道德的进步，如传统的封闭保守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巨大的冲击和荡涤，竞争观念、效益观念和开拓进取、实干兴邦等精神理念不断得到生长和传播；社会道德领域也还存在许多败德现象，如屡屡发生的官员腐败案件，被频频曝光的无良企业。可以说，我们正经历道德的进步，也承受着道德的阵痛。要全面、客观地认识社会道德的“全貌”，不能从一些失德败德现象简单推出“道德滑坡”的结论。第三，高度重视社会道德问题。人类道德文明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直线的，特别是在每次社会转型之时，往往都要经历一番“道德的阵痛”。“道德的阵痛”是一种传染病，各种问题可以相互影响。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无可估量，不能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都可以补上。党中央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一直高度重视道德建设。邓小平同志曾告诫我们：“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新时期“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现实社会中一些人价值观缺失，在商业及大众消费文化推波助澜下，直接导致认识和评价历史的价值尺度的扭曲甚至虚无，出现了大量解构崇高、取消意义的历史作品和社会现象。

一些人信奉利己主义，把人的需要、利益和欲望等同，看成只是钱欲、权欲、利欲。他们在看待历史问题上，惯常以今度古、以己度人，把“个人利益至上”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让理想、信仰、道德这些美好的德行在历史认知中步步退却，从而形成了扭曲的历史价值观。在扭曲的历史价值观映照之下，一切历史都庸俗化了，那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历史事件被矮化成“权谋”“宫斗”，那些承载精神信仰的英雄人物被丑化成“投机派”“野心家”，结果是为理想献身的英雄不存在了，为民族大义奋斗的群体不存在了，那些照亮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理想信念也不存在了。

一些人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在“意义的消解”上走得更远。他们怀疑一切，虚无一切，形成了及时行乐或游戏人生的价值态度，嘲笑并否定传统文化中高尚的精神追求，主张直接体验当下的情境和感官。这种消极“玩世”的思想带来了游戏人生和纵欲主义的人生取向。在现代商业社会消费主义的推动下，满足这种取向把娱乐变成了危险的“泛娱乐化”，甚至“娱乐至死”。一段时间以来，各种“抗日神剧”“宫廷戏说”“名著改编”等在文学、影视、网络上流传，出现了以消费历史代替认识历史、以娱乐历史取代思考历史的现象。历史一旦陷入“泛娱乐化”的陷阱，一切都可以恶搞，一切都可以调侃，饭局中就难免出现诋毁先辈的唱段，电视里就难免出现奇言怪行的“英雄”，网上就难免出现围观邱少云“特殊生理结构”的现象，甚至连抗战都可以无所顾忌戏谑。在这种娱乐历史的背后，是历史的虚无、价值的虚无，无所谓真相、无所谓崇高，是非成败、高尚卑劣都不过尔尔。

上述一些人解构历史、取消意义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作品，既不符合评价历史的历史尺度，也不符合评价历史的价值尺度。他们脱离历史实际，难以体会英雄的伟大、崇高和意志力，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主观想象取代客观探求，轻率地质疑、否定历史真相。他们不懂得思想动机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只知道个人的功利主义和单纯利己的追求，不知道为大众的革命功利主义，不知道利社会、利他人与利己的关系，轻率地质疑、否定为社会进步和人民的利益奉献牺牲的崇高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一语击中要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类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虽然“解构历史”“取消意义”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泛娱乐化还并不被大众广泛接受，不是什么历史发展的趋势，但谬种流传，如不澄清和阻止，危害不浅。

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我们正确把握和客观评价历史的价值尺度。

我们要树立对历史的自觉和自信，从历史中汲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营养，更有效地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学习党史国史是“必修课”；多次要求“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我们要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理直气壮地对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行积极正面的总结和实事求是的传播教育。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我们也走到了艰难险阻的境地，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从历史中获取强大的价值支撑，从历史自觉和自信中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历史工作者肩上的责任大、担子重啊！

记者：谢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