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对恩格斯说：“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
1864年7月4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说，“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高度评价年轻的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贡献。明天，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本号特推送此文，以致敬意。
伟大的友谊——马克思与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巴门城。作为一位大资本家、虔信派教徒和君主主义者家中的长子，他对母亲感情至深，却对父亲的政治、社会和宗教信仰极度反叛。李卜克内西说他“头脑清晰而聪明”，性格直爽到“很容易孩子气地脱口而出，说国王不穿衣服肯定会觉得冷的”。列宁曾评价道，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而他在青年时代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有着不可磨灭的引领作用。
恩格斯的父母亲
“天才大纲”
孕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842年，声称“不会对一个极端专横的老头做一丁点妥协”的恩格斯出乎意料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欣然前往曼彻斯特的工厂。因为这位刚刚在柏林接触过青年黑格尔派激进观点的22岁青年将这一产业革命的中心看作即将发生政治革命的爆发地。期间他写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孕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部被马克思称作“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中，恩格斯第一次将尚未成熟的唯物史观运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
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强调只有消灭私有制、全面变革现存的社会关系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弊端。而此前，马克思还仅将这一方法运用于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批判。其次，恩格斯在《大纲》中第一次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他评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影响，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表现，“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这个用语（“国民财富”，作者注）便没有任何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由此，恩格斯为开创服务于劳动者的经济学构筑了起点。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实现由哲学向经济学研究转变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指出1842-1843年间他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是促使他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但对于学哲学和法律出身的马克思而言，要从事经济学研究，“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以致于“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可见，当时的马克思虽热切想要研究政治经济学，但并没有找到切入点，仍旧在用哲学的逻辑和话语去研究经济学问题。
1844年恩格斯发表《大纲》，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承诺与现实的背离，这成为后来马克思开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切入点，即对当时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因此《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25岁的恩格斯与玛丽
共同构建
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
在曼彻斯特，恩格斯遇到了如野蔷薇般美丽、目光明亮勇敢的爱尔兰纺织女工玛丽·白恩士。恩格斯走访了玛丽居住的爱尔兰移民聚居区“小爱尔兰”，恶劣的居住条件使这位大资本家长子触目惊心。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葡萄牙红葡萄酒和香槟酒，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
1845年，恩格斯将调研结果写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人的生存情境进行了理性把握。通过比较恩格斯这部著作和《资本论》第一卷一些部分，例如马克思对工作日的讨论，可以发现正是从恩格斯这里，马克思学会了如何有效利用议会委员会、司法官和工厂视察员收集的证据，从而对工业经济的运转有了真实洞察。《状况》首先考察了无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形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以及资产阶级日益加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剥削，从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已经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运用了他和马克思后来共同抽象出的新的历史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那时，马克思从政治和社会批判出发、恩格斯则从经济现实和经济学批判出发，共同指向政治经济学需要用科学的方法予以重构，这种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
理论指向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及学科的任务
恩格斯早期对政治经济学的第三个贡献是写于1847年10月底的《共产主义原理》。它虽然是《共产党宣言》的准备著作，但却包含一个被《宣言》忽略而十分重要的主题，即资本主义崩溃后将出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组织问题。毕竟，对于一个经济学理论而言，不得不考虑实现经济秩序的彻底变革后组织经济的替代方案。恩格斯宣布，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崩溃，“经济科学的任务是在经济转型的变化中发现未来生产和交换新组织的要素，以消除过去(资本主义经济的)失灵。”
这种组织经济的新方案要达至的主要结果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种新方案区别于以往旧的政治经济学只见“物”不见“人”的局限，最终指向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人的片面化和异化问题。
但这种目标有其经济和技术前提：“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不仅可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余产品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贫穷的被压迫阶级。”在马克思构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他曾计划在研究资本、土地所有制和雇佣劳动后，立马着手研究国家理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如何构建一个市场和国家经济作用相协调的理论，就当下目及而言，地处东方的中国正展开这一伟大的实践图景和理论总结。
革命家列宁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列宁在悼文中高度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贡献的关系：“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但是，关于恩格斯对自己在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学过程中的影响，马克思本人给出了更高的评价——1864年7月4日，也就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大约三年前，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道：“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党史信息报》202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