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作者:张利军   发布时间: 2021-01-07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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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转热趋向。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拥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收藏和长期的研究积淀,并积极参与MEGA2的编辑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密切关注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深入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认真探索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增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力和生命力。

[关键词]日本 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

明治维新之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开始大量传入日本。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达到顶峰,出现了以日本共产党为核心的行动派、以社会批判为己任的左翼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学院派。在经济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马克思主义得到长足发展,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使其跌入二战以来的最低谷。21世纪初,日本在经历了军事跃进、经济不景气、政治重组、意识形态总体趋向保守化之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开始缓解,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马克思主义研究又呈现出转热趋向。

一、参与MEGA2的编辑与研究

1990年,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成立并组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编辑出版委员会。1991年以后,日本法政大学的大谷祯之介和东北大学的大村泉陆续加入MEGA2国际编委会。MEGA2共分为四个部分,计划编辑出版114卷122册。日本学者主要负责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稿”的编辑工作。其中,自1998年初至2008年9月,由大村泉领导的日本MEGA2编委会仙台小组用整整10年时间完成了第12卷(收录了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13卷的编辑工作,并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出版。此外,其他日本学者还于2008年编辑出版了第11卷。到2012年,经过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MEGA2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稿”15卷全部出齐。这是迄今为止MEGA2四个部分中唯一出齐的部分,为研究《资本论》提供了最为完整、可靠的资料。

如今,日本学者又承担了MEGA2第四部分第17、18、19卷的编辑工作,主要涉及从1863年5月至1869年9月期间马克思撰写的摘要和笔记。其中,第17、18卷被置于第四部分的优先编辑位置。目前,这两卷的编辑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与此同时,参与MEGA2编辑的日本学者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例如:《已经出版的新MEGA的出处、索引、关联文献的数字化》(大村泉,1995)、《新MEGA与〈资本论〉的形成》(大村泉,1998)、《早期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与1844—1847年手稿》(涩谷正,2002)、《日本的新MEGA编辑》(大谷祯之介,2003)、《〈资本论〉第2卷的撰写与新MEGA》(早坂启造,2004)、《新MEGA版〈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广松涉的根本问题》(大村泉、涩谷正、平子友长,2006)、《〈资本论〉第2卷历史考证版的意义——恩格斯的编辑稿与MEGA2第二部分第12—13卷》(大村泉,2012)、《新MEGA第四部分第19卷及其编辑》(竹永进,2012)、《新MEGA第四部分第18卷的编辑》(天野光则,2014)等。

此外,还有《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数字化工作。2006年11月,柏林召开的“日德关于MEGA2的编辑会议”决定为MEGA2第一部分第5卷所收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一个电子版附录。2007年1月,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理事会上,这一建议正式得到批准,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了日本的编辑小组,成员包括涩谷正、大村泉、平子友长、渡边宪正、小林一穗和佐山圭二。据平子友长介绍,电子版包括依据原始手稿解读出来的文本,并直接附上手稿的影印件。其意义在于:第一,传统的印刷版只能选择一种排序方案,而电子版出版后,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选择手稿的排序方案,从而解决了印刷版的弊端;第二,电子版还可以使人们更清楚地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笔迹和修改过程;第三,电子版复原了MEGA1的阿多拉茨基版、MEGA2的试刊版和先行版以及广松涉版和涩谷正版,使读者可以较容易地比较出它们之间的长短优劣。[平子友长:《MEGA2第I部门第5卷附录〈德意志意识形态〉CD-ROM版的编辑问题》,田文译,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6期。]

众所周知,马克思逝世后,《资本论》第2—3卷的编辑和有关章节的完善工作全部落在了恩格斯身上。恩格斯不顾年事已高,经过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逝世前付诸出版。

负责“《资本论》及其准备稿”编辑的仙台小组在该卷的《附属材料》中增加了三个特殊的附录即“构成比较”、“出处一览”和“出入一览”。“构成比较”列举了恩格斯编辑原稿的构成与马克思原始手稿章节之间的区别;“出处一览”标明了恩格斯采用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出处;“出入一览”则揭示了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编辑情况。据小组成员大村泉介绍,附录部分篇幅巨大,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完成。

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非常关注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工人权利、工会运动、社会右倾化、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环境保护、性别平等、少子化和教育公平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解读和对策建议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共鸣,进而推动政府不断地完善相关政策。

(一)泡沫破灭后的经济重建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直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还处于低迷之中。对此,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做了许多分析,探讨了日本经济发展的根本缺陷,并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在《日本经济的选择——企业改革》一书中,与当时其他经济学者提出的方案——优先处理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从整体上重建经济、将财政改革置于优先地位、进一步推动全球化、优先发展国民经济等——不同,关西大学的森冈孝二从“如何认识日本企业的现状、如何进行企业改革”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指出,20世纪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企业的改革方向不应是私有化,而是应当扩大其公共性,使公司不再局限于股东、经营者和工人等主要利益相关方,而是走向包括消费者、地方民众等在内的复合体。[森岡孝二:『日本経済の選択——企業のあり方を問う』,桜井書店2000年版,第121—123頁。]

在《日本经济——混沌中》一书中,庆应义塾大学的井村喜代子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现代资本主义开始变质,日本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不断膨胀,直至泡沫破灭,陷入混沌状态,其原因在于日本国家政策的失误。而2002年之后日本经济开始复苏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国家的出口增加和劳动成本降低所致,而且主要收益也是由海外企业创造的,是零利率和宽松金融政策带来的结果,并不是政府结构改革的结果,更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复苏。[井村喜代子:『日本経済——混沌のただ中で』,勁草書房2005年版,第4頁。]

(二)刺激经济计划与“安倍经济学”批判

安倍经济学是近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热点。自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国内关于经济低迷先后有“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等说法;历届政府也都将恢复经济发展作为执政的核心问题,但均未取得根本性进展。2012年12月26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再次组阁出任第96任首相后,为刺激日本经济增长,他提出了综合经济发展政策,即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其主要内容包括:(1)大幅度放松金融管制,修改《日本银行法》,要求日本中央银行大量发行货币,直至实现2%的通胀目标,促进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同时实行大幅度日元贬值政策,促进日本对外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增长;(2)采取灵活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投资;(3)实行结构改革,确立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战略。

对于安倍内阁的经济发展政策,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左翼政党普遍持批判态度,这种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安倍经济学的目的是维护大企业、大财阀、大资本家的利益;(2)安倍经济学导致了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社会贫富分化加剧;(3)安倍经济学破坏了劳动雇佣制度,损害了工人的权利;(4)安倍经济学破坏了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他们指出,以安倍为首的自民党代表的是大企业、大财团、大资本家的利益,后者向自民党提供了大量政治捐款,因此安倍经济学是二战结束以来自民党维护大资本家政策的延续。

在《安倍经济学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一书中,《经济》杂志原主编友寄英隆指出:“安倍经济学导致了日本经济社会的两极分化,从其主要的政策结果来看,安倍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日本经济的活力,然而掌握社会大部分财富的跨国企业、金融资本家和富裕阶层与占据社会少数财富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友寄英隆:『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資本主義』,新日本出版社2014年版,第2頁。]日本经济形势研究会在《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的十字路口》指出:“安倍晋三上台后恢复了‘日本经济再生本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建制改革会议’等相关组织,而这些机构均代表了日本财界和大企业的利益。”[経済情勢研究会:「アベノミクスと日本の岐路」,『経済』(2015年2月号)載せる。]

(三)反对社会右倾化,寻求和平发展之路

二战后,在以美军为首的占领军总部的主导下,日本制定了后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宪法,其中第9条规定:(1)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2)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简言之,日本在二战后没有了对外发动战争的权利,只有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才有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还击的权利。战后许多日本人认为,该宪法对于确保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修改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主张开始付诸实践,之后便不断通过各种相关法案,突破日本向海外派兵和扩大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限制,以实现架空宪法第9条的目的。

2015年9月19日,日本国会参议院通过新安保法案,这项法案旨在取消对日本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限制,扩大其行使武力的地理范围和军事理由。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日本知识界对此大都表示反对,认为该法案违反了日本宪法,并从各种角度阐述现行宪法在战后日本发展中的地位,指出日本的未来是和平与非核武装,反对日本强化日美同盟,认为这会将日本纳入美国的军事战略中。

实际上,早在2014年11月15日,东京唯物论研究会就在年会上通过了反对当年7月1日安倍政府通过的解禁集体自卫权决议案的声明。该声明指出:在战后的和平宪法下建立了即使是政府执政党也难以向海外派兵的体制,这次内阁决议破坏了这种体制,使日本参与战争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在日本国家和国民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也可以行使武力。这是对日本国宪法中的和平精神的否定,是对战后和平历史和人类尊严的反叛,是对反省帝国主义战争带来的惨剧的颠覆。在2015年的年会上,东京唯物论研究会又通过了《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决议》。该决议指出:“坚决反对将日本贬低为从属于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坚决要求蹂躏和平宪法的自民党和公明党政府下台。安倍政府强行通过新安保相关法案的做法践踏了立宪主义和国民主权主义,应防止民主主义危机,废除相关法案,反对一切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政策法案。”[東京唯物論研究会:『2014年度総会決議事項:集団的自衛権行使容認反対決議』;『2015年度総会決議事項:安全保障関連法案反対決議』。]

2015年6月24日,东京唯物论研究会与日本历史学协会、东京历史学研究会、日本科学家协会、新日本医师协会、文学与教育学者联盟等14个学术团体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内集会,共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安倍政府将要通过的新安保法案。6月25日,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全文刊载了这份声明,提出了反对新安保法案的理由:“在国会中强行通过的做法践踏了国民主权的民主主义;集体自卫权的行使被扩大,在地球任何一处与美军共同行动成为可能。”[『赤旗』,2015年6月25日。]此外,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一桥大学、法政大学等全国近百所大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物理学、宗教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还组成了“反对新安保相关法案学者协会”,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反对新安保法案的主张,其中不乏马克思主义学者,他们在反对和牵制日本社会右倾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社会贫富分化与少子化问题

目前,日本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不断加剧,马克思主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认为,当代日本尽管已经没有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工人阶级的那种贫困程度,但资本家的剥削仍然存在,这是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造成的。资本家根据自己的经营状况决定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时间,进而在必要时辞退工人,使之失业,这种状况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政府目前的税收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种内在矛盾。社会主义是以平等和彻底消灭剥削为目标的社会,因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贫困问题。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而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

也有学者从分配正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例如,田上孝一在《马克思的分配正义论》一文中指出,诚然,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罗尔斯那种系统的正义论,但其分析资本主义前提条件的异化理论中包含了正义论的内容,马克思的正义论绝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责难,其异化劳动批判构成了其正义论的核心。

大阪经济大学的泉弘志对1980年以来日本的剩余价值率进行了计算,分析了剩余价值率不断提高的趋势。他截取1980年、1990年和2000年三个时间点的数据,其中1980年的人均必要劳动时间为1250个小时,剩余劳动时间为1216个小时,1990年分别变为1162小时和1247小时,2000年分别是1037小时和1210小时;剩余价值率分别是97.3%、107.0%和116.7%。[泉弘志:「現代日本の剰余価値率と利潤率」,『経済』(2009年1月号)載せる。]从中可以发现,自1980年以来,在信息革命的影响下,虽然工人的劳动时间减少、薪金增加、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日本的剩余价值率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向。

除了从不同角度分析社会贫富分化问题,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讨论了日本社会中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少子化问题。例如,东京大学的伊藤诚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指出,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日本的少子化现象非常典型,这并非国民中的大部分人转变为富裕阶层的结果,而是工人、尤其是女性在现代资本积累的条件下承受的负担和困难不断增大的结果。他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不断进行调整和重组,在这个过程中,高度信息化的系统被引入职场,导致劳动力需求减少,工资下降;与此同时,日本女性必须承担大量家务劳动以及男性工人经常加班工作的传统,也使得普通民众始终难以摆脱生活的沉重感。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资本积累过程中过多地剥夺了工人的利益而导致的。[伊藤誠:『幻滅の資本主義』,大月書店2006年版,第252—253頁。]

三、当代资本主义批判与新社会主义反思

2008年和2018年分别是马克思诞辰190周年和200周年。在这两个值得纪念的年份,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关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并提出了关于新社会主义的构想。

(一)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

新自由主义批判曾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激发了他们批判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热情。例如,友寄英隆在《何为新自由主义》一书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资本主义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它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以日本为例,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均引入了市场原则,导致营利性不断加重。此外,国立大学的法人化也使得学术和高等教育功利化、利益化色彩越来越浓厚,给基础科学研究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伊藤诚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转折点,标志着主导资本主义高速增长的凯恩斯主义的终结和新自由主义的登场,其恶性竞争、弱肉强食、破坏环境、浪费资源、收入与资本的差距扩大等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导致的恶果。

久留间键用“资本利益代表说”来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他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大企业纷纷向海外扩张,以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从而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并在经过了30多年的发展之后,使跨国企业的垄断地位得到加强,市场原则与人类伦理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

大门实纪史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小政府、国家放宽管制和扩大市场自由,但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比,其自由的主体不同。古典自由主义的主体是个体,强调个人的经济自由;而新自由主义的主体却是大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它是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大門実紀史:『新自由主義の犯罪』,新日本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他认为,在率先实施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日、美、英三国,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为追逐低劳动成本,大企业纷纷投资国外,导致国内就业机会减少,非正式工人增加,收入下降,而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收入却大幅上升。因此,新自由主义是社会贫困的罪魁祸首。

佐伯启思在《美国资本主义破产的原因》一文中认为,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元凶。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在于将市场经济普遍化,夸大市场经济的作用,认为市场竞争理论无处不适用,一切都应当商品化、市场化、效率化。这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割裂了市场经济与‘社会’。社会是人们交往、生活并蕴含一定价值观的场所,是每个人成为经济个体的基础,包括相应的教育、文化、家族、组织、医疗和福利,这些基础都是必要的,但过度的市场竞争必然危及‘社会’,势必引发市场经济的动荡,此次金融危机就是缩影。”[佐伯啓思:「米国的資本主義が破綻する理由」,『エコノミスト』(2008年9月9日)載せる。]因此,佐伯启思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视为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凯恩斯主义复兴的契机。

(二)关于新社会主义的构想

批判地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并结合时代变化和日本特点进行理论创新,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苏东剧变前,宇野弘藏针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阶段论”。苏东剧变后,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基础已经破灭。进入21世纪之后,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日左翼学者在对新自由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再次提出了社会未来发展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柴垣和夫的“渐进式社会主义论”、大西广的“社会主义黎明说”和大内秀明的“后资本主义论”。

柴垣和夫指出,当前的社会主义研究不应着眼于资本主义之外的苏联和东欧以及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应立足于业已实现福利国家目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他一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是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中“劳动力商品化”的扬弃。柴垣和夫认为,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劳动力商品化已经出现弱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工人自主决定薪金;(2)雇佣劳动得到保障;(3)工人自主管理劳动过程。从日、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中可以看到,前两个方面已经部分得到实现,工人可以通过工会和其他工人团体与资本家进行谈判,协商工人的薪金和待遇问题,工人的意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表达。此外,各国不同形式的劳动法也认可了工人的劳动权利,并通过社会福利和各种保障实现对工人生存权的保护。至于第三个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公司、大集团中,工人可以通过升迁成为不同层次的管理者。[榎本正敏:『21世紀社会主義化の時代:過渡期としての現代』,社会評論社2007年版,第317—318頁。]据此,柴垣和夫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渐进发展的阶段。

与柴垣和夫的视角不同,大西广基于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新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出了“社会主义黎明说”。传统观点认为苏东剧变是历史的倒退,但在大西广看来,原苏东国家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被视为社会主义标志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抑或被视为资本主义要素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只是判断一种社会制度的要素之一,并非决定性的依据。实际上,在苏联社会也出现过对劳动的强制,只是这一角色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前主要由国家来承担。另外,资本主义生产力是指机器大工业,原苏东国家致力于工业化的目标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不外乎是获得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基础。大西广指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软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软生产力”兼有“人的生产力”和“个性生产力”的性质,意味着个体可以摆脱资本对劳动的强制性束缚。随着“软生产力”的发展,公司将不得不进行资本的权限转让,缓解对资本的垄断趋势,分权化将更加明显,资本在自己扮演掘墓人的角色的过程中将逐渐走向消亡,相应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将随着“软生产力”的发展和扩大而逐渐形成。

大内秀明从分析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主体、劳资关系和生产关系入手指出,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的生产力获得了长足发展,知识劳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开始转变,从而导致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滞后于时代。在此背景下,大内秀明致力于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学理论。他认为,一直以来人们区分社会体制的依据是重视生产力的生产力史观,或者是重视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史观,又或者是重视阶级关系的革命史观,但对于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却重视不够。而实际上,社会体制的区分标准应该是由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构成的经济循环模式,它们因时代的不同而处于变化之中。[岡田清:『資本制生産様式の展開:資本制生産様式の衰退と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八朔社2008年版,第26頁。]近代以前,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是经济主体一体化的“自我循环型”;近代则是两者脱离的“分离循环型”;而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三大变化使生产与消费的对立关系出现了缓和。这三大变化是:(1)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资本取代工业资本成为主导社会的资本,它重视人们作为消费者和生活者的权利,这与重视生产效率、追求利润率的工业资本不同;(2)知识劳动成为主要的经济资源,人们由消费者变为兼顾劳动与生活、生产与消费的“生活者”,追求更加人性化的劳动;(3)工人劳动的主要手段由机械技术转变为多媒体技术,从而导致近代出现的生产与消费场所分离的状态被当今因家庭办公而出现的两者结合所取代。大内秀明进一步指出,上述资本主义的变化导致生产与消费的性质也出现了变化,两者的对立关系趋向缓和,工业社会中因生产与消费的分离而形成的阶级对立关系如今已不复存在,新经济主体登上历史舞台,并决定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

四、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展望

尽管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得了令各国同行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些严峻的问题。

第一,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总体右倾化,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右倾化;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右倾化日趋严重。在政界,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和公明党通过各种相关法案架空战后和平宪法;而成立于1922年的日本共产党虽是议会内最大的左翼政治力量,但从总体上看,日本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力却在逐步减小;尤其是成立于1945年的日本社会党曾经是政坛重要的左翼力量,但自1996年更名为社会民主党后便不断萎缩,今天已经成为议会内最小的政党之一。在学界,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抬头,右翼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左翼学者的力量和声音越来越弱。

第二,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老龄化,面临后继乏人的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所公布的会员人数来看,无论是经济理论学会,还是东京唯物论研究会和基础经济科学研究所等相关学术团体的会员人数,自2000年以来均无较大变化,共计约2000人。在日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规模的研究队伍能够保持稳定实属不易。然而,在研究队伍人数稳定的背后,也表现出令人担忧的一面,即研究队伍老龄化,后继年轻学者不足。从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年龄结构看,大多数年龄在50岁以上,也就是说,这些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时间大都在1990年以前,当时正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时期。尤其在1980年前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曾达到鼎盛期,从而为后备研究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然而,在今天的日本,50岁以下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越来越少,一些大学取消了以前曾经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相关课程,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后继无人的困境。

第三,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面临流失的危险。随着研究队伍年龄老化,活跃于20世纪60—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多已进入暮年,近年来又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去世,他们悉心收藏的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也因缺乏合适的收藏机构和保存场所,面临着流失的危险,而且已经有许多珍贵文献流失到日本各地旧书市场。目前,在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街就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料在售卖。

尽管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面临着上述困难,但基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积淀、深厚传统,以及拥有大量珍贵文献等特点,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仍然会在日本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以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张利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