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杨明斋【2】

杨明斋画像的由来

令人遗憾的是，到接到杨明斋平反通知时为止，对余世诚等研究者和杨明斋的后人来说，杨明斋这位“忠厚长者”仅仅是一个名字，因为他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平度党史办和余世诚根据大家对杨明斋“一口山东口音、身材高大的山东大汉”“举止稳重得像泰山一样”“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大眼睛，留着小黑胡子”“凸脸，粗眉大眼睛，面色黑红，好发脾气，对人直爽没有转弯抹角的虚伪做作”“性情耿直”“脾气怪，不大和凡人谈话”等回忆，参照杨明斋胞弟杨好合的相貌特点，请人创作了一幅杨明斋的画像，悬挂在他的故居，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年出版的《杨明斋》一书的封面上就用的这张画像。

杨明斋为什么私自越境，又为什么会被流放、做苦役，最后以什么罪名被处决，依然有重重谜团。

当时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来担任毛泽东俄文翻译的师哲回忆，杨明斋在流放地做苦工的时候，他曾经去看望，劝他找王明解决生活问题。杨明斋说他决不为五斗米折腰。师哲回忆说，杨明斋虽然外表污浊不堪，不拘小节，但仍不失正人君子气质。

国内曾发现一封信，是杨明斋在流放期间写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的，信中透露了他越境去苏联的玄机。他说他给共产国际上书80页，无非是说明，中国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历史，尤其要注意工作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的根本。对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指导，他表示了怀疑和不安。信中称自己向来性情刚直不屈，得罪了人，希望帮他问问，究竟为什么把他流放？他的报告书究竟犯了什么错？

这些问题，也是所有党史工作者和杨明斋的后人一直想弄清楚的。

在莫斯科找到了神秘的卷宗

201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山东电视台启动了杨明斋纪录片的拍摄。第二年夏天，山东电视台的张闻兵和刘卫斌，将纪录片送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张树军副主任让我和他一起审看这部纪录片。当看到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杨明斋被处决前的正面和侧面两张照片时，他那目光如炬、炯炯有神的气度和在异国他乡慷慨赴死的不屈的神态，深深打动了我。盯着屏幕上这个在我脑海中盘旋了近20年的“忠厚长者”，我的眼眶竟有些湿润。

张闻兵和刘卫斌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俄罗斯发现杨明斋照片的曲折过程。

摄制组于2016年4月赴俄罗斯拍摄，在莫斯科俄中文化中心主任李宗伦协助下，到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档案馆找到了杨明斋的档案卷宗。卷宗里没有杨明斋的照片，但有多份材料揭开了多年来杨明斋身上的一些谜团。

杨明斋到达中山大学后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格上显示，他生于1887年，比国内推定小了5岁，俄文名字施密特。他读完私塾后，1908—1910年求学于山东法政学堂，也就是山东大学法学院的前身。毕业后闯关东谋生，在中东铁路做工两年，在绥芬河火车站一带活动过，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学院教过中文。摄制组在拍摄过程中，在海参崴一带见到并采访了至今还散居着的杨明斋的三弟、四弟的后代。

档案上显示，杨明斋在1926年成为俄共候补党员。

一份中山大学党员批评计划案，涉及中共旅莫支部第八党小组对他的评价，上有“左”倾“对本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怀疑”的评语，证实了他对国共合作的一贯立场；“对同志态度不好”则与知情人的回忆吻合，透露了他的脾气个性。

有一封杨明斋给中共代表团的信，日期不能确定，应该是流放期满回到莫斯科之后。他在信中说，他多次请求回国，代表团都以他需要医治肺病为由没能让其如愿，最后他表达了希望回国工作的强烈意愿：“我既是一个中国人，假如我还一息尚存，我就应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但遗憾的是，他回国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他被安排到“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当投递员，后来又当誊写——校对员”，并在这里被捕。

从信的字迹看，杨明斋的手书豪放中透着隽秀，有着很深的中国文化修养。从中可以看出，既读过私塾，又接受过新式教育，闯荡过海参崴，办过报纸、教过书的杨明斋，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翻译、教书匠。能够完成《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这样的学术专著，也足以说明杨明斋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有着自己深刻见解的学者型人物。余世诚说：

共产国际不重视农民，张国焘不重视农民，陈独秀也不重视农民。依靠农民问题形成一套革命理论的是毛泽东这一路，杨明斋是属于这一路的。因为他与王明和城市中心论顶牛，所以他越告，就把他整得越狠。

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人事部的密件提及，杨明斋两次与党意见相左，一是建党初期对国共合作持有异议，二是大革命失败后与党意见不合。而另一份材料上，杨明斋对自己的朝鲜族妻子崔琴英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以上材料分别写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3月。此时正是苏联进入“肃反”严重扩大化时期。

杨明斋葬身布德瓦公墓

莫斯科顿斯科伊公墓，埋葬着“肃反”时期部分来自中国的遇难者，包括俞秀松烈士，但没有查到杨明斋的信息。张闻兵和刘卫斌说，他们几乎绝望了。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放弃寻找、打算回国的时候，2016年4月10日，他们在莫斯科街头看到了由“记忆协会”置放的照片墙，这个发现再次点燃了他们探寻杨明斋之谜的希望。几经周折，摄制组找到了记忆协会资料馆，馆长鲍里斯·别连金在资料库中，找出那段特殊岁月中几十位遇害杨姓中国人的名单，但其中没有杨明斋。当在电脑中输入杨明斋、施密特的名字时，奇迹出现了！1935—1953年遇难者名单中发现了杨明斋的信息，并且显示他埋葬在莫斯科南郊的布德瓦公墓。但仍然没有照片，馆长说布德瓦公墓遇难者的照片很少。

摄制组驱车来到布德瓦公墓。信息显示，杨明斋是1938年5月26日被枪杀，这一天共枪杀216人。遇难时，杨明斋51岁。

还原杨明斋最后几年的生命轨迹

摄制组决定再到记忆协会资料馆寻找帮助，因为照片还没有找到，而这是他们最迫切的愿望。鲍里斯馆长被中国朋友的诚意和执着打动，马上又打了几通电话，竟然又有了新的线索：俄罗斯联邦内务部的一些老档案，已经转入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杨明斋的审讯档案就在其中！

摄制组迅速赶到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档案库副主任古阿玛拉·齐科耶夫娜拿出了编号为24399，上面盖着处决章的俄文侦讯卷宗。卷宗翻开，赫然看到杨明斋在被处决前拍下的正面、侧面照片各一张！杨明斋被处决的罪名是：“日本间谍”和“托洛斯基恐怖集团分子”。我们从杨明斋临死前不卑不亢然而略带愤怒的表情中，读出的是一种不屈服！

杨明斋正面照

鲍里斯馆长认为：杨明斋百分之百是错杀，那时候很多人以日本间谍的名义被杀，杨明斋不可能是日本间谍。档案库副主任古阿玛拉·齐科耶夫娜说道：那时候一个普通的妇女都可能被打成日本间谍，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根据这些档案，我们大体可以还原出杨明斋最后几年的生命轨迹：1930年1月，杨明斋未经党组织允许，在黑龙江虎林越境苏联，以个人名义到共产国际总部申诉意见。在西伯利亚荒原和森林的寂寞、寒冷中经历了逮捕、流放，当伙夫、当杂役的艰难岁月，但他始终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后经中共代表团帮助，他来到莫斯科，但并未被委以重任，被安排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做文字工作。他强烈要求回国，没有得到允许。

1936年，他曾请求共产国际恢复他的中共党员党籍，也未得到答复。

1938年2月8日，持有苏联护照的杨明斋在共产国际招待所、莫斯科柳克斯宾馆的286房间，被莫斯科州内务人民委员会第三分部带走。当时，杨明斋等多人被列入所谓李立三为首的“托派恐怖集团”遭逮捕。经搜查，属于他个人的财产，估价后被列入一张清单：一个行李箱，四件衬衣，一面旧镜子，总共价值57卢布。这是他全部的财产。

这些照片和档案，将重重谜团环绕的杨明斋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中曾经对权力和地位的关系有过论述，“革命者有权才能干事，但不能用权力谋取地位，要彻底地觉悟到自己来改造社会不是来享幸福”。他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不惜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随着这张照片的问世和身世之谜的揭开，杨明斋，不再仅仅是一个名字。一个为理想信念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共产主义战士，终于从一个名字变得立体生动、血肉丰满。这位光明磊落、上下求索、耿直倔强、人生坎坷的中共先驱，终于能够魂归故里了。

（作者：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研究员 ）

（来源：《百年潮》202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