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起点
摘要：毛泽东在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转战闽西、赣南期间，不但抵制了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军路线，还在当地深入调查研究，并于1930年5月写出了《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力作。两篇文章一反当时动辄“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习气，提出了中国革命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形成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于这两篇文章在革命战争年代中遗失，1961年1月，当毛泽东重新发现其中一部手稿时，他百感交集，表达了对这两篇文稿的高度珍惜和重视。毛泽东立即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印发并讨论了文稿的意义，进而在党内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重新阐发调查研究的现代内涵，领导全党坚定不移地继续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重温这一历史过程，能更深刻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来之不易，更加认识到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生命线。
关键词：《反对本本主义》；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
2021年是毛泽东重新发现《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手稿60周年，也是毛泽东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创作这部手稿81周年。这是建党百年史上十分重大的事情。就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唯物史观之后一样，毛泽东思想的起点也在于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何而来？思想基础主要来自毛泽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来自他对中国自古以来的辩证思维思想财富的掌握，而基本途径就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通过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正是这样，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起点，也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起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起点。
一、毛泽东一贯重视做社会调查，在闽西、赣南革命根据地深入调查并作出重要理论概括
在就读于师范学校时，青年毛泽东便利用假期和同学到长沙附近的农村做社会调查。《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显然是他深入做社会调查的结果。此外，脍炙人口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一个典型的调查报告。通过社会调查发现问题，通过社会调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毛泽东得心应手的本领。
1929年1月至1930年5月，毛泽东带领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地区，这是红军早期发展中一个不同寻常的转折时期。此前，1928年春夏，红军在湘赣边界一带进行游击活动时，不仅遭遇了在乡村中没有群众基础的政治困难，也遭遇了军队给养困难的问题。为了解决给养困难，红军不得不南下湘南农村，但却遭受严重损失。[1]此后，在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又遭遇八月失败，几路红军遂集中在湘赣边界，处境极为艰难：“浓冬之际，边界丛山中积雪不消，红军衣领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济没有出路，在此时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两个月没有一文零用钱。”[2]直至1929年2月，红军在宁都、瑞金交界处的大柏地连打了几次胜仗、挥师东进来到闽西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红四军一进入闽西汀州后，环境和处境发生极大变化，这里休养生息的条件比湘赣边界好得多。据载，“三月中旬入汀州，工作了两个礼拜，红军大大补充，衣履焕然一新，人员增加，款饷亦得有5万元。决定放手争取群众，发动群众斗争。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红军该部的实力增加四倍左右。”[3]总的来看，闽西地区有几个优点：一是“闽西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一带，在张鼎丞、邓子恢等领导下，已经建立起工农武装，开辟了小块的游击根据地，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4]；“同时，在福建没有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几支地方部队……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四军的发展”[5]。二是“长汀是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有几万人口，商业和手工业比较发达，还有小型的兵工厂和被服厂”，信息也“比赣南山区要灵通得多”。[6]在长汀，红四军“还筹到大批款项和物资……战士每人发了两套军服，五块大洋”[7]，第一次穿上统一标准的红军军服，面貌焕然一新。三是“赣南闽西地域宽广，境内山峦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党和群众的基础好，物产比较丰富，能为坚持武装割据提供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国民党驻军力量薄弱，并且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军队往来和聚集都很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8]。因此，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也孕育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正确路线的萌芽”[9]。
随着1929年党中央九月来信和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的召开，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路线得以确定，革命力量有了大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红一方面军。毛泽东就是在这一时期，深入闽西、赣南的寻乌、兴国等地，展开社会调查，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他还写出了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概括的主要著作，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于调查工作》《反对本本主义》等。
1930年5月，在紧张的革命战争期间，毛泽东利用红军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的帮助下，对寻乌做了大量的调查；接连开了十多天的调查会，整理成了《寻乌调查》。这个调查报告共五章39节，字数达8万多。[10]也是在该月，毛泽东还写了两篇重要文章，即《调查工作》（也称《关于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这是他对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
在《调查工作》中，毛泽东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1]的著名论断；倡导到社会群众当中去开调查会；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2]；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3]。根据《调查工作》一文的重要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毛泽东传》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可以说已初步形成。”[14]郑德荣教授等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也认为：“《调查工作》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从而能够自觉的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开始产生并初步形成。”[15]
二、失而复得、弥足珍贵的文献，帮助人们不断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轨道
遗憾的是，由于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生活轨迹经常转移，《调查工作》和《反对本本主义》一度遗失。毛泽东在转移时，曾把这两篇文稿交给福建省上杭县茶地乡一位赖姓农民，请他代为保存。这位赖姓农民认真负责，把这份文件密封在自己家中一个最严密结实的木头匣子里，然后砌进房屋的基础中，如此确实万无一失。然而，赖姓农民临终前并没有把党中央托付的这件事情交代给后人，以致这两篇文稿下落长期杳无音信。
毛泽东对于遗失调查研究的相关文章十分在意。1931年2月，毛泽东给《寻乌调查》报告撰写小序时曾解释道：“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我过去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湖南那五个是大革命时代（1927年1月）做的，永新、宁冈两个是井冈山时代（1927年11月）做的。湖南五个放在我的爱人杨开慧手里，她被杀了，这五个调查大概是损失了。永新、宁冈两个，1929年1月红军离开井冈山时放在山上的一个朋友手里，蒋桂会攻井冈山时也损失了。失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16]
令人欣喜的是，毛泽东的这两篇重要文章之一——《调查工作》，在1957年2月重见天日。当年那位受托保存毛泽东文稿的赖姓农民虽已作古，但他的儿子赖茂基在翻修自家房屋时，发现墙基中有一方滑盖式的木匣子，里面装着一部石印本的《调查工作》文稿。赖茂基感到这不是一般文稿，便把它交给上杭县茶地乡，以后茶地乡又将这份文稿上交到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1958年1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今中国革命博物馆）派人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获悉这份宝贵文件的存在，便立即将之编号，登录在需要保存的文件清单上。1959年8月，龙岩地区文教局将这份宝贵文稿邮寄到北京，存入中央革命博物馆。1960年底，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借到此件。196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之一田家英将此件送给毛泽东阅看。[17]毛泽东看到这份长期想念的文稿失而复得，感慨万分。
毛泽东十分看重《调查工作》一文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得到这篇文章后，毛泽东的第一反应便是在1961年1月13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全国“搞个实事求是年”。他指出：“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的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18]“调查研究极为重要，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他们不做调查，情况就不清楚。”[19]1月20日，毛泽东又组织了“七人小组”赴外地调查，并将印好的《调查工作》一文发给他们。[20]3月11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负责人和三个地区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转发这篇文章，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21]毛泽东在批示转发这篇文章时写道：“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是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22]在此次大会3月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干部“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时，再一次提到《关于调查工作》一文。他指出：“今年一月找出了三十年前我写的一篇文章，我自己看看觉得还有点道理，别人看怎么样不知道。‘文章是自己的好’，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这篇文章是经过一番大斗争以后写出来的，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一九三〇年写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这篇文章请大家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哪些赞成，哪些不赞成，如果基本赞成，就照办，不用解释了。文章的主题是，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23]
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关于调查工作》一文进行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讲解和阐发。这个讲话是连续召开的中央三大区工作会议的结束语或结论部分。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逐节逐段地阐释文稿大意和要点，而且又一次讲清了文稿的写作背景，表达了对这篇文稿的珍惜之情，由此进一步阐扬了该文稿的重大现实意义。毛泽东指出：“《关于调查工作》这篇文章，我不赞成现在公开发表，只在内部印给大家看看就是了。有同志说这是几篇短文，不是的，是一篇文章的几段。这篇文章现在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呢？”“我在印发这篇文章的批语中说，这篇文章看来还有些用处，不是讲全部有用。我说有一些用处，就是讲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建立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很不容易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龙岩开的，推翻了正确路线，提出一条错误的路线。第八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杭开的，还是维持错误的路线。到第九次代表大会才恢复正确路线。”[24]“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召开的，这篇文章是一九三〇年写的，总结了那个时期的经验。写这篇文章之前，还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叫《反对本本主义》，现在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最近找出来的。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25]“这篇文章是为了解决民主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说为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要做调查研究，做典型的调查研究。现在不是搞民主革命，而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完成了，但尚未最后完成。”[26]毛泽东强调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需要做好调查研究，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成功实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目标。他指出：“现在我们这样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27]毛泽东讲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之后，再次表达了历史上许多调查研究材料丢失是令他最伤心的事：“……可惜这个调查材料没有了。上井冈山后的两次典型调查材料也损失了。损失别的不伤心，损失了这些材料我比较伤心。”[28]
由于与《关于调查工作》同时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无法找到，1964年，在将《关于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时，毛泽东将该文的题目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以此代表那个时期调查研究的指向和内容。[29]1991年，在出版《毛泽东选集》新版时，《反对本本主义》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这是新版《毛泽东选集》与第一版的主要差别。
通过对毛泽东珍惜调查研究材料、提倡调查研究精神的回顾可以看到，他创立的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核心内容就立足于调查研究；他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不唯官的独立自主科学精神，立足点也是调查研究；他开创的党的群众路线，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基本途径也是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法宝，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该继续发扬，而不应有任何动摇。实际上，这也是毛泽东动员干部重新学习《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初衷。
三、牢记毛泽东思想的起点和传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继往开来
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和各省市领导全面系统地讲解和阐发《关于调查工作》，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毛泽东逐节梳理了这篇文章的内容。
文章“第一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开门见山地强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30]对此，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上指出：“至于第一节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熟悉了。这个口号，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这一次有两个问题，一个手工业问题，一个商业问题，因为没有调查，我就没有发言权。我总是不相信没有调查会有发言权的。”[31]
文章“第二节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则指出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内涵、基本途径。其中写道：“你对那个问题不能解决吗？那末，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32]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上指出：“这中间批评了许多巡视员，许多游击队的领导者，许多新接任的工作干部，喜欢一到就宣布政见，看到一点表面、一个枝节，就指手画脚地说这也不对，那也错误。这是讲四中全会以前的事。那一批人以刘安恭为首，他和一些人刚刚来就夺取军权，军队就落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一共四五个人，都当了前委委员，直到第九次代表大会。后来中央来信，说他们挑拨红军内部的关系，破坏团结。”[33]
文章“第三节反对本本主义”批评了“唯书、唯上”的落后心理和做法，指出它们是动辄就“拿本本来”的形式主义，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4]。这一结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史工程是支撑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南。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上指出：“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35]
文章“第四节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主义”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形势、指导斗争工作，肯定要产生唯心主义和机会主义。“必须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才能完成争取群众战胜敌人的任务。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36]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上指出：“第四节讲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37]
文章“第五节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准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提出，做社会经济调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达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准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的目的全在这里”[38]。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有人使用“狗肉账”式的“纵断调查法”，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我们的调查工作，不能停止于纵断法，而要用横断法，就是要做阶级分析，要做典型调查。”[39]
文章“第六节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写道：“我们的斗争目的是要从民权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这些伟大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不是简单容易的，它全靠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0]文章还批评了那种认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本本’会保证永久的胜利的思想”，认为那“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41]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上指出：“第六节讲的内容，我看现在还有不少用处，将来也用得着。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或者是依靠外国同志帮助我们打胜仗。……我们党有一个时期依靠共产国际为我们写决议，作指示，写纲领，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上海替我们写的。”[42]毛泽东的这番分析表明，在闽西革命根据地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具有明确的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
文章“第七节调查的技术”指出了运用召开调查会的形式做调查的具体方法：开调查会要进行“讨论式调查”；参加者都是与问题相关的人；参加调查会的人数多或少各有利弊，但最少不应少于3人；事先要准备调查纲目；主要领导同志要亲自出马；要深入一处地方或一个问题；要自己做记录。[43]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会议上讲到第七节时，各个方法都是信手拈来、旁征博引，表现出战斗在第一线的战士和统帅的青春活力。如在谈到开调查会要自己做记录时，毛泽东说道：“那个时候还是我精力充沛的时候（指20世纪30年代初——笔者注）。现在调查要我做详细的记录，也许还可以，我想试试看。自己当记录，这是调查的一个要点。不但要自己当主席，适当地指挥调查会的到会人，而且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44]
在召开广州的会议上，毛泽东除了讲解《关于调查工作》的要义之外，还着力向党的高级干部说明《关于调查工作》一文的思想并没有过时。换言之，毛泽东之所以看重这篇重新发现的著作并对其投入浓重的感情，甚至立即发动一个“实事求是年”，绝不仅是因为看到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起点，也绝不仅因为这是与“左”倾教条主义、盲动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斗争的胜利成果，而是因为看到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在开创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中，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的奋斗精神。抚今追昔，毛泽东以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高度的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责任心，提出了坚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巨大使命。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坚定社会主义道路，鼓舞干部群众同心同德克服暂时困难，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需要。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现在局势已经是有所好转，但是不要满足，不要满足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摸底、比较清楚情况，要鼓起群众的干劲，同时鼓起干部的干劲。干部一到群众里头去，干劲就来了。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调查研究就会有办法，大家回去试试看”[45]。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科学认识路线的光荣传统，不仅在民主革命阶段需要，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需要。毛泽东指出：“有些问题得当面交代一下。如这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发下去的时候要向同志们解释一下，文章主要是讲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46]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保持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国实际，独立自主，反对教条主义和国际上大党主义、大国霸权主义的需要。毛泽东指出：“本本主义，现在叫教条主义，赫鲁晓夫他们讲我们不反对教条主义，恰恰相反，我们从来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是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这个东西，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没有调查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的。”[47]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正确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需要。毛泽东指出：“这篇文章还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就是说，正确的策略，只能是从实践经验中产生，只能来源于调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就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是一个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48]他又指出：“我不是反对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非有不可，我这篇文章里头也讲了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49]
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就必须正确对待人民群众，抱持平等的态度、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得到实际情况和有用的知识。这既是一个获得实际情况和知识的过程，也是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更是检验自己的认识，接受群众监督，在实践中纠正自己错误认识的过程。毛泽东指出：“我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中，说到我自己做调查的态度，是必须恭谨勤劳，把人家当作同志对待。有了平等的态度，当小学生的态度，才能够调查到一点东西，不然人家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你有什么法子呢？”[50]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人民立场在调查研究工作中的体现。
回顾历史，毛泽东在闽西写作《反对本本主义》的时候，即1930年5月，中国处于怎样的历史大形势呢？彼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正如火如荼地开展；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形成了“反蒋联盟”，正策划对蒋介石发起大规模的中原大战；中国共产党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正在形成和发展；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接受国际1929年10月26日指示信的决议》（1930年1月11日），发出《第七十号通报》（2月26日），正准备集中红军主力进攻大城市；[51]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6月11日）；中国革命的重大曲折正在到来。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向着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的战略迈进。这确实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思想、伟大决策。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思想成果应该永远铭记，以鉴后人。
注释：
[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页。
[2]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页。
[3]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4页。
[4]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04页。
[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04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05页。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06页。
[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06页。
[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206页。
[10]《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245页。
[11]《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9页。
[12]《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112页。
[13]《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5页。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
[15]郑德荣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卷，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页。
[16]《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17]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8页注1。
[1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4页。
[20]《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2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注2。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8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2-253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2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2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2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29]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0页注2。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31]《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
[32]《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0-111页。
[3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257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1-112页。
[3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2页。
[3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38]《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3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
[40]《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
[4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页。
[42]《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9页。
[43]《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118页。
[4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
[45]《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46]《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47]《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48]《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2-263页。
[49]《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3-264页。
[50]《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5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上册，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