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对外传播的成功实践与启示

作者:王文    发布时间:2021-06-26    来源:学习时报
分享到 :

对外传播能力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延安时期,为了打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和造谣污蔑,向国内外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和主张,党中央精心部署、主动作为,充分开辟各种渠道,把延安的声音发出去,向外界有效展示了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和人民军队、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气象,赢得国内各界和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延安时期对外传播的成功实践,为新时代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党的领导同志积极开展对外传播工作

对外传播工作是一项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要求领导者高度重视,身体力行去谋划、去推动。毛泽东一生对新闻宣传、对外传播有着浓厚的兴趣。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让外界了解党和红军实情,宣传史无前例的伟大长征,毛泽东同杨尚昆发信动员,号召红军指战员人人动手写长征经历,“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等积极响应号召,带头写作,征集的稿件定名《两万五千里》,这些原始材料后来为斯诺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提供了重要帮助。

1937年7月13日,埃德加·斯诺到达保安,毛泽东高度重视,当天傍晚步行至斯诺住处看望。此后多次与斯诺长谈,讲述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等重大问题,并破例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陈毅、叶剑英等同志,都善于与媒体和记者打交道,主动对外宣介。延安时期对外传播工作的成功开展,得益于党的领导同志传播意识强,积极主动,亲力亲为,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以革命理论和话语体系彰显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传播的影响力取决于思想的力量。延安时期是我们党日益走向成熟的时期,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大量理论著作,深刻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如何把党的理念和革命理论传播开去,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影响力和社会认同度,是党的对外传播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党利用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新华日报》,刊载毛泽东重要著作,以小册子形式出版《论持久战》,还发表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组织翻译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向海外发行。党关于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概念、范畴、表述,使国内外进步人士耳目一新,为之振奋。许多进步青年是在读了党的著作,受党的主张感召,决定奔赴延安的。《论持久战》出版后,周恩来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成英文,以便在海外发行。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深为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精辟分析所折服,立即请爱泼斯坦等人将书翻译成英文。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写道:“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论持久战》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人们从充满必胜信心的思想和文字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认识抗战、认识革命、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独特思考,感受到思想和精神力量。

有效运用各种媒体和渠道发声

针对国民党封锁、自身传播资源不足的状况,党中央一方面加强自身传播能力建设,创办了《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新中华报》《共产党人》《晋察冀日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广播电台等媒体,这些新闻媒体发挥了传播主力军作用。各个根据地都创办了各类报刊,如《抗战报》《救亡报》《三边报》《大众报》等。另一方面,党的领导人非常善于借助具有进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国内媒体、外国媒体,向国统区以及国外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大公报》曾提出派记者随八路军采访,毛泽东明确表示欢迎。1944年6月,在党的热情邀请下,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来延安采访,其中有美联社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的福尔曼等外国记者6人。毛泽东专门设宴招待,认真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并亲自安排接待工作,指示有关部门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中外记者根据自己的直接观察和亲身体验撰写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以书籍、文章、照片、电影、讲演等形式介绍了所见所闻,为党和人民军队的抗日斗争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延安时期运用各种媒体和渠道的经验,对当今各类媒体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如何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中国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所认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以自信坦诚、客观真实的面貌示人

对于中外人士的来访,延安的方针是敞开大门,让他们自由参观边区机关、工厂、学校和各类单位,不搞浮夸,更不弄虚作假。在与中外人士的互动交流中,毛泽东等领导人展现出的战略思维、精辟见解和人格魅力,使走进陕北的中外人士大为折服。共产党人的坦诚友好,增强了对外传播的亲和力,也为自己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斯诺、史沫特莱等人都与党的领导人建立了深厚友谊。1944年7月,经过积极斡旋,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考察。毛泽东要求各级干部放手与美军接触。观察组所到之处,当地领导人予以热情接待和通力合作,得到了美方高度赞许。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看到的是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毛泽东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与普通老百姓聊天。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在与中共领导人深入接触后认为,这个领导集体由精力充沛、成熟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他们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具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领导素质。美军观察组的报告让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延安的经验启示我们,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秉持开诚布公、以诚相待的原则,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向世界讲述真实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传播效果

毛泽东要求新闻传播语言要新鲜活泼,提倡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这方面他亲自作出表率。1946年8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一经典论断迅速传遍世界。“纸老虎”的比喻,准确生动,风趣幽默,令人回味无穷,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陈云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在写法上也很有特点。为了便于公开发行传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假托的艺术笔法,借第三者“军医”的口吻讲述。作者善于讲故事,使人如临其境。由于《随军西行见闻录》故事生动、语言通俗,发行之后流传甚广,不断再版。这一成功传播案例启示我们,对外传播要注重艺术和技巧,形式和语言要考虑到受众的感受,以精准的传播方式,增强对外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把握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主动权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延安时期,针对国民党的歪曲攻击,党中央积极开展舆论斗争,阐明事实、亮明主张,争取斗争主动权。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造谣污蔑、混淆视听。为了打破封锁,党中央和毛泽东广泛动员舆论,公布真相。《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亲笔题词手迹:“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在国统区引起很大反响。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的立场,得到国内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和支持,蒋介石迫于压力停止了剿共军事行动。1943年,国民党借第三国际解散之机,大造反共舆论,准备以重兵突击延安。党中央在作好军事部署的同时,先发制人,发起舆论宣传,通过集会、报纸、电台、电文,揭露国民党的企图,国内外舆论纷纷予以谴责。苏联报刊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等发文抨击,苏、美、英等国大使召开会议,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在国内外舆论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停止进攻边区。先发制人的对外传播,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历史经验表明,对外传播不可避免有斗争,面对敌对势力的攻击抹黑,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要讲究舆论斗争的策略和艺术,积极争取话语权,提升重大问题对外发声能力。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