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智库的发展之路及对我国的启示

在现代社会中，智库（think tanks）这个词可谓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智库又称为“脑盒”“智囊团”或“思想工厂”，这一术语最早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最初用以指代美方军事专家拟定计划时所处的保密空间，其后将它用以概称政策专家所供职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如今，提起智库，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德国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等来自欧美大国的全球知名机构，而对于来自小国的智库关注相对较少。其实，小国自有独特的生存之道，瑞士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2020年1月30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9》指出，全球共有智库8162家，其中，瑞士以78家智库数位列榜单第17名。由此可见瑞士智库的发展成效。

一、瑞士智库的历史渊源与当代发展

瑞士智库蕴含着曲折而坚强的历史传承。在瑞士，最初形态的智库或者说是智库的雏形，是瑞士联邦司法警察部，瑞士联邦环境、交通、能源和通信部，瑞士联邦军情局等部门下属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专注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分析，为瑞士联邦政府提供信息搜集与政策研究的理论支持，实际上这些机构已经在行使智库的部分研究功能。

1963年9月1日成立的戈特利布·杜特雅勒研究所是瑞士早期的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该所由瑞士最大的零售商Migros等机构资助，其背后有瑞士联邦政府的支持。成立伊始，该智库就已具备独立性、非营利性、以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影响政策为目的等特征。同样值得关注的早期智库，还有创立于1979年的自由研究所，该智库着力分析瑞士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和政治自由、和平、开放性和多样性”等问题。

进入21世纪，瑞士的智库发展日趋成熟和规范，已形成相当数量的侧重于具体问题场域的智库机构。如今，瑞士的智库大致可分为综合型智库、学术型智库、平台型智库和社会经济型智库等形式。

成立于1999年的综合型智库“瑞士未来”，是瑞士新型智库的代表。该机构号称当今瑞士最大的智库，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庞大的研究团队和强大的综合实力。该智库致力于研究瑞士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倡导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入研究，为持久维持和增强瑞士的经济繁荣提供有益的思想、对策和建议。成立于1988年的瑞士和平基金会，在很多方面同样体现出瑞士新型智库水平。该智库重点关注暴力冲突与和平转型战略，旨在预防和改善国际冲突，推动冲突研究的创新与转变，塑造国际和平政策话语，在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完成的全球智库百强排行榜上，位居47位。

2004年成立的日内瓦民主与发展研究所是典型的学术型智库。该智库致力于研究和平、民主、人权和社会经济问题，为决策者、研究人员、媒体和有兴趣的公众提供智库数据和分析建议。类似的学术智库还包括成立于1982年的洛桑高等教育研究所等。上述智库也许并不直接隶属于某一所大学，但能够有效吸收大学联盟的智力资源，整合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利益，进而找到各方可以协商接受的方案。

1971年成立的世界经济论坛是著名的平台型智库。虽然名为“论坛”，但其不仅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平台，而更多地表现为智库形式。该论坛拥有良好的治理机制，研究人员精干，信息平台强大，每年定期发布150份研究报告。与此类似的还有2005年成立的豪拉斯论坛。该智库每年举办豪拉斯中国会议、豪拉斯印度会议和豪拉斯亚洲会议，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之间的合作和知识共享提供平台。豪拉斯每年还会出版一系列跟踪性报告，汇总会议中出现的结果和意见。

成立于1973年的国际保险经济学研究协会，则是瑞士境内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经济型智库。该协会和瑞士保险界乃至欧洲与全球保险行业联系紧密，得到了来自国家与市场方面的双重加持。该协会的宗旨是研究保险在全球经济领域中日益凸显的重要性，分析保险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瑞士智库发展的主要趋势和特色

瑞士智库渗透着强烈的认同感与家国情怀，其发展背后有着强烈的政府影子。瑞士有影响力的智库，往往得到联邦政府以及各个州政府的资助和支持。比如“瑞士未来”、日内瓦协会、豪拉斯智库在发展初期都获得来自瑞士联邦政府层面的某种资助，而作为反馈回报，瑞士智库也能够做到积极主动融入民主政治体系，采取灵活举措有效服务于瑞士国家战略决策。

瑞士智库务实低调，专业而不张扬。在发展过程中，瑞士智库不追求大而全，而是各有其细分领域，学术为本，讲究精益求精。一些智库更是以“出大师”为发展导向，诸如洛桑高等教育研究所、日内瓦民主与发展研究所等智库的研究员，秉持一种对未知和完美的自我追求，深耕特定研究领域，一旦需要发声，他们总是能及时在合适的场合向全球知识场输送独到见地，赢得学术话语权。

瑞士智库勤于强化与世界著名智库的合作，主动参与国际事务。日内瓦武装力量民主管制中心在全球有6个常设办事处和63个成员国，能依托联合国框架开展大量有影响力的国际研究。日内瓦协会成员包括全球80名知名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此外，一些瑞士智库还利用特别的渠道，从驻外使馆、联合国等机构广泛获取项目情报信息。比如，瑞士在世界各地设有一系列科技领事网络，即瑞士屋，用以展示瑞士智库及相关科技成果。

瑞士智库注重培养和传承，秉持工匠精神，打造“没有学生的大学”。近年来，瑞士智库结构向扁平化发展，注重研究人员的流动性，在以重大现实和战略性问题为导向的研究项目中，往往把不同专业背景和从业经历的人员召集在一起。这不仅加强了不同地区与文化亲缘的邻国之间的知识、技术和人才交流，使智库产品能够博采众长，也使智库人才能够得到真正培养和充分锻炼。

瑞士智库“专业文化”特色明显，成果转化能力较强。瑞士智库的“旋转门”机制通畅，几乎所有的智库都与学术界有着或多或少的直接联系。公私智库产品能够有效流动，以充分接受市场检验。在瑞士，公共职能外包方式多以市场化方式运营，智库资金来源广泛，能通过服务社会、影响公众的方式等多渠道筹集机构运行经费。瑞士有1.5万家公益基金会，在许多领域可以与智库展开合作。

瑞士智库重视运用创新技术推广智库研究成果。强调借助报纸、期刊、网站和社交平台，解读政策内涵、传播观点主张、影响公共舆论。几乎所有的瑞士智库都建有网站，能提供多语种信息，及时发布、宣传学术思想、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扩大自身影响力，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三、瑞士智库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瑞士以其过硬的智库人员素质、治理结构和产品质量，拥有与其规模不相称的全球影响力，在世界智库之林占有一席之地。瑞士智库发展经验对于当前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要明确智库发展的利益导向和服务目标。思想无边界，但智库产品生产者和使用者却是有国籍、有“边界”的。瑞士的情况表明，智库所谓的“独立性”只是相对而言，其背后的利益集团如同“隐形之手”，决定了智库的研究领域和发展方向。基于此，中国智库的发展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智库原则，紧紧契合当前中国经济转型与社会发展要求，积极主动地开展前瞻性、针对性政策研究，创造出高质量、专业化、可操作的决策方案。

二要求真务实，不搞形式。智库发展不能图虚名。对研究要有敬畏心，拒绝浮躁心态，讲究学术深耕。要强调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大寂寞。研究过程中要脚踏实地，尤其是要鼓励以问题为导向，倡导实事求是和大胆探索，深入调查研究，进行扎实分析，真正搞清基层情况、了解国情，真正出思想出精品，不能坐而论道。在研究方向上，智库须挖掘更多新议题，突破此前的范式桎梏，发掘更多新型的、以生态与生命为本的研究议题。

三要有效开拓国际交流与合作，广交朋友，集思广益。要调动内外资源，更加自信地融入全球智库网络，主动走向国际智库前沿。要培育战略眼光、国际视野和原创能力，在参与中学习，掌握真本领。当下，智库的对外发声至关重要。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美欧国家不少舆论诟病中国，形成了对中国责难的国际舆论趋势。中国似乎正遭遇30年来最恶劣的内外部环境。智库应在后疫情时代有所作为，为国分忧，共克时艰，尤其是要鼓励中国智库加强与国际智库的交流，加强城市间合作，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举办在线研讨会，分享疫情防控经验，有计划地“请进来”“走出去”，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效提升自身智库世界影响力。

四要发挥人的主体作用。要重视智库型专家的培养、引进和传承，打造有全球学术影响力的决策咨询大家、政策宣讲名家、智库管理专家队伍。在人员配置上，既要重视研究人员，对于辅助人员、营销人员、保障人员等也应通盘考虑。应加快建立完善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政府、企业、社会与智库间的人才流动机制和通道。

五要重视知本市场和学术市场的培育、创新与发展。要有序推动智库产品市场化，促进智库研究的选题命题、研究方法和手段创新，增强智力市场的要素与产品流动性。需要强调的是，智库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公益性产品，智力市场的开发需要特别谨慎。

六要打造强大的全球战略传播能力，把握网络社会的主动权。要鼓励智库逐步增强多语种传播能力，有效阐释中国立场，传播中国声音，用实力争取话语权。要在加大传统媒体、智库网站的多语种建设力度的同时，加强新媒体智库发布平台的信息全球渗透力。

（来源：《求知》202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