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事业发展

在新疆组建和发展生产建设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同时也是强化国家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1954年10月，毛泽东同志站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地作出了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重大决策，亲手缔造了兵团事业，拉开了新中国屯垦戍边的恢宏大幕。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兵团于1975年3月25日撤销，改变原有体制，成立新疆农垦总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恢复被撤销的兵团体制，并多次肯定“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1］35，为兵团二次创业廓清了思想迷雾、树立了信心决心。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恢复兵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大局和新疆工作实际作出的伟大英明决策，兵团的发展壮大对于实现祖国统一、国家安全、民族团结、边疆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兵团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的优势要充分发挥出来

兵团自成立之初，就是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为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号召，大力开发建设边疆，兵团克服重重困难，充分发挥“企”的生产属性，于1954年底开始依照苏联经验和模式进行正规化国营农场规划与建设，邓小平同志对此一直十分关心。

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体现了兵团“生产也是作战”的特殊使命。早在1950年初，王震同志就提出：“新疆军队参加生产建设不是临时克服困难，而应该是从长期生产建设的观点出发。”［2］221953年，新疆军区部队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后，初步明确了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的发展方向。伴随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正式成立，即由军队创办军垦农场阶段，进入到农垦职工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阶段，从另外意义上讲，就是从军队自给自足性生产转变为纳入国家经济建设计划的企业化生产。

新疆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兵团起初建设的国营农场大多分布在荒原戈壁、深山僻壤，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都相当匮乏，只能依靠自力更生解决。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迫使兵团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必须相应发展工、交、建、商和科、教、文、卫等事业，以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因此，为了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迎接第二个五年计划，兵团于1957年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继续坚持以农牧业为主，相应地发展加工副业、交通运输、建筑工程、合作社等经济事业。”［3］88此次会议之后，兵团在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上逐步确立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1958年，朱德同志在新疆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干部大会上，对兵团建立大批国营农场以发展新疆农牧业生产，并且帮助各族群众发展生产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有三十七八万人，事实上就是一个高级的、大型的、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2］68经过艰苦奋斗，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大发展和随后几年按照党中央要求作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1960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在批转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兵团各项事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国营农场的不断壮大，为新疆现代农业和现代化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

1956年，中央农垦部成立，专门负责屯垦戍边事业，兵团作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农垦区，受农垦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双重领导。1962年5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农垦部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国营农场的家当已经不小，就是没有管好，看来是个管理问题。要发挥国营农场的优越性，搞多种经营，要总结经验。农场必须有几定，有定员、定额和责任制，才算办企业。”［4］48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全国范围内兴办国营农场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建设国营农场中缺乏管理手段等硬伤，这也为进一步加强兵团国营农场经营管理的科学化、现代化、正规化指明了方向。此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农垦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对加强国营农场建设工作进行了认真梳理总结，并向中央呈送了报告。1964年9月5日，中共中央就此作出具体批示，再次强调：“国营农场必须彻底改变硬搬苏联单一经营的方针，必须实行一业为主，农牧结合，多种经营的方针。”［4］48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兵团结合自身实际，充分发挥国营农场特点和优势，在进一步夯实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基础上，全面加强科学管理，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强计划管理，严格制订计划的程序、编制、审核、检查与修改，并按生产任务和技术要求实行定额定员；二是改进财务制度，形成独立统一的生产财务系统，严肃财经纪律；三是完善物资管理制度，不断强化生产成本观念等。由于兵团坚持把加速建设正规化国营农场作为各项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一系列优化调整和改革，国营农场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不断健全，经济社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据统计，到1966年，兵团事业达到较为辉煌的历史时期，拥有正规化、机械化国营农场137个，耕地面积1212万亩，粮食总产量7.2亿公斤，当年国内生产总值9.77亿元，占新疆全区的25.2%，比1954年增长10.5倍，综合盈利1.13亿元，职工生产生活水平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发展实力得到显著增强。［3］158

遍布在天山南北的兵团国营农场以农田平整、林带成网、水渠纵横、道路畅通、营房整洁的全新面貌，改变了昔日的戈壁荒漠景象。更为可喜的是，在塔里木河、叶尔羌河、开都河、玛纳斯河、伊犁河等流域以及哈密、博乐、塔城、阿勒泰等地区的荒漠上，出现了片片新绿洲，形成了比较集中的农场群（带），以农场群（带）为依托，又相继出现了一批独具特色的军垦新城，如石河子、五家渠、阿拉尔、北屯等，这也进一步加快了兵团城镇化建设的步伐。

实事充分证明，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关心支持下，兵团正规化国营农场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兵团走向现代化积累了丰厚物质条件，为新疆实现农业集体化作出了典型示范，同时，兵团自身实力的壮大也进一步促进了新疆的稳定和发展。

二、组建边境值班部队充分展现了兵团发挥稳定新疆的核心作用

1960年之前，我国和苏联的关系相对友好，中苏边境中方一侧基本处于有边无防状态。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新疆边境线防守的空白点则给了苏联以可趁之机。

1962年，苏联通过其驻新疆各地领事，利用新疆复杂的民族关系，策动塔城、裕民、霍城等9县1市边境居民6万多人，赶着牲畜，带着财务进入苏联境内，同时，派出政府官员和大量汽车接运。［5］136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边民非法越境事件。这一事件造成当地基层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机关基本陷入瘫痪，不仅扰乱了新疆社会秩序和边境安宁，同时，还破坏了生产建设、威胁到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果断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妥善处置。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就此问题在新疆军区党委《关于加强中苏边境地区边防治安工作的报告》、外交部《关于新疆沿边地区少数民族居民外逃的几点新情况》两个文件上作出批语：“是否可以考虑趁此机会，派两三个农垦师到三区（指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的中苏边境，接收当地一些农牧业基础，进行农垦和畜牧，以便掌握三区形势？否则，三区形势总是不会稳定的。部队从新疆原农垦师中抽调一部分，以资熟手，再从关内调一些部队去。”［2］75由此可见，兵团在新疆所发挥的战略稳定作用已经得到了党中央高度认可。时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也十分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迅速有效帮助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地区政府稳住人心，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1962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陪同周恩来总理接见张仲瀚[张仲瀚同志于1950年10月至1967年2月，主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经济建设事务。]同志时谈到了加强兵团武装力量、组建边境值班部队等问题，明确作出了关于处理此问题方针及策略的指示，要求兵团承担起维持治安的义务，大力做好思想工作，劝阻居民停止非法越境，并对遗留下来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即代耕、代牧、代管；特别强调“值班连队上去了就不要下来”［2］77。

按照党中央指示要求，兵团党委充发挥兵团组织优势和动员能力，从当时的农业四师、五师、六师、七师、八师以及兵直单位抽调干部、工人等，在短短半个月时间内组建“三代”工作队，火速前往塔城、裕民、霍城、额敏4个县的12个公社、6个牧场执行“三代”任务。兵团“三代”工作队本着为各族群众大办好事的原则，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帮助下，积极开展恢复组织机构、抢抓粮食生产、抗洪抢险、收拢失散牲畜、安稳人心以及战备值班等基础性工作，同年8月，又将代耕的土地、代牧的牲畜、代管的财务全部无偿移交给当地政府和群众，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得到了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充分肯定。回顾历史，“三代”工作的顺利开展，充分证明了兵团在危机时刻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绝对忠诚的政治品格，也进一步奠定了兵团在新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边防，根据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指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有关要求，从1962年秋开始，兵团沿中苏边境筹划建立边境农（牧、林、矿）场带。在随后的五年时间里，兵团坚持以农业机械化耕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做到劳武结合、亦兵亦农，先后在长达2019公里的边境线上建立了32个农场，形成了一条分布于边境纵深10—30公里的边境农场带，有力构筑起了被誉为生命界碑的屯垦戍边国防屏障。

1962年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边民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兵团广大干部职工在思想上受到了一次大洗礼和深刻的警示教育，为有效克服和平年代的麻痹思想，进一步肩负好屯垦戍边历史使命，兵团上下对武装部队建设更为重视。1966年3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同志汇报新疆工作情况时深刻指出：“新疆大有可为。经济上搞好了，就是军事上的准备。军事上的准备，除了搞几个地方军工厂以外，还要搞民兵。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搞民兵师。这等于正规军。你们要把北部边界一块一块地经营起来。”［2］118“兵团要搞民兵师”，这是邓小平同志对兵团更好发挥稳定新疆核心作用的深邃思考，同时也为兵团武装力量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

兵团有着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这是兵团特殊体制所具备“军”的属性决定的。兵团在忠实履行毛泽东同志赋予的“三个队”[“三个队”：即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使命任务的同时，始终继承和发扬着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随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新疆由国防后方逐步变为国防前线，这时候兵团战斗队的作用又日益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实际上早在1960年8月，张仲瀚同志就曾指出：“在发展生产的同时，我们将和全国人民一起，响应党的号召，大办民兵师，把生产单位和战斗单位结合起来，利用每个生产季节的间隙，进行政治、文化、生产技术学习和民兵训练。”［3］166为此，1961年1月，兵团党委专门下发《关于组建基干民兵工作的指示》，决定在兵团司令部设立武装处（正师级单位），各师和管理处设立武装科（正团级单位），团场配备专职武装干部，从组织架构上推动武装工作迈出坚实步伐。这一机构的大体设置一直延续至今，充分说明兵团从诞生之日起，其维护稳定的使命职责就从未发生变化。

1962年8月25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两年内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部队。[民兵值班部队：亦称兵团值班部队，是一支劳武结合、亦兵亦农、训练有素、高度警备的值班民兵，不同于基干民兵和普通民兵。武器装备相当或接近国防军，以步兵为主，同时编有炮兵、坦克、骑兵等特种兵。这是根据当时形势，由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指示兵团组建的。]按照中央军委和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兵团党委于1962年底，组建起148个民兵值班连队，配备了200名专业武装干部，并对民兵值班部队建设提出了高标准严要求，使其在政治和军事素质等方面接近或达到正规部队的水平。贺龙同志对兵团民兵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肯定，指出：“兵团的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战部队。”［3］172鉴于国内外形势和各级党委的重视支持，兵团民兵值班部队建设迎来了一个较为迅猛的发展阶段。到1965年底，兵团共组建466个民兵值班连队，人数共计5.1万余人。

兵团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状大，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大力支持的结果，更是新疆边防斗争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作为共和国不穿军装、不拿军饷、永不换防、永不转业的特殊力量，忠诚履行着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崇高职责使命，逐渐成为稳定新疆的核心。

三、兵团体制的撤销及恢复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让兵团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广大干部职工群众思想混乱、人心涣散，生产连年下降、财务亏损逐年增加，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随着1975年3月25日兵团体制撤销，各项事业随之进入历史低谷期。

兵团撤销后的初期，农垦事业出现了不少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长时间得不到有效解决，加之当时对农垦事业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所以问题越积越多、困难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头领导的管理体制阻碍了农垦事业的发展。新疆农垦总局与自治区相关厅局在主管业务范围上存在交叉重叠，以致后来农垦总局和各地农垦局只负责调查研究、反映情况，对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无法进行处理。二是基建投资、生产资料锐减，特别是机械、科研、运输等方面的实力大大削弱。原先兵团事业的发展除依靠国家一定数量的拨款外，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不断积累的办法扩大再生产，但兵团撤销后，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生产资料供应减少的矛盾尤为突出，只能完全依靠国家拨款维持基本运转。三是水土矛盾突出，导致国营农场和地方公社之间的关系紧张，特别是到夏季用水高峰时节，因土地分水而产生的矛盾越来越多。四是土壤盐碱化逐年加重。土壤盐碱化是发展新疆农业生产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兵团撤销后，由于缺乏对土地的统一规划管理，致使没有足够的能力治理农场内部渠道和土地，因此，盐碱化问题日益变得严重。五是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削弱，兵团成立之初就继承和保持了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制度的优良传统，经常性对干部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在撤销后，出现了机构不健全、政工干部流失等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度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导致部分干部职工思想上出现紊乱，直接影响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由于以上原因，兵团撤销后生产水平连年下降、亏损与日俱增，特别是因经营管理不善，财务状况不断恶化，1974至1977年是新疆农垦史上亏损最严重的四年。因此，兵团屯垦戍边、发展经济和维护新疆稳定的特殊作用也明显削弱。

党中央、国务院对新疆农垦事业十分关心。通过召开全国国营农场会议，对农垦管理体制进行了丰富完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也加强了对农垦事业的领导，特别是在调整工农业经济结构、实行多种经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加强物资管理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促使农垦事业得到逐步恢复。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兵团被撤销的6年多时间里，农垦体制代替不了也起不到兵团应发挥的特殊作用，撤销兵团体制不利于国营农场的发展，不利于民族团结，更不利于边疆建设和安全。因而，重新恢复兵团就成为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维护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

1978年2月，国家农垦总局派出工作组对新疆农垦管理体制等有关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后，对兵团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明确指出：兵团历史悠久、基础条件好，恢复兵团体制有利于加快新疆农业生产步伐，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国营农场在强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巨大作用，并提出了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意见。［3］265

邓小平同志深知王震同志了解熟悉新疆情况，对兵团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就专门指派王震同志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常委的身份兼管新疆工作。

以王震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兵团事业极为关心，针对撤销兵团的种种弊端，1981年6月30日，王震同志亲自给邓小平同志写信，提出了恢复兵团的建议。7月1日，邓小平同志对信件作了批示：“请王震同志牵头，约集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对恢复生产兵团的必要性，作一系统的报告，并为中央拟一决议，以凭决定。”［2］134同年8月，已77岁高龄的邓小平亲偕王震、王任重一行赴新疆视察，在听取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负责同志及各方面意见后明确表示：“生产兵团恢复起来确实有必要，组织形式和军垦农场不同，任务还是党政军结合。”［3］266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国家农委党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经过认真研究，于9月22日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了《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报告》，认为恢复兵团体制有利于巩固边防，有利于加强新疆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更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是十分可行和必要的。

此后，邓小平同志对当时由吉林省调来新疆工作的王恩茂同志作了五个方面的指示，其中讲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现在的农垦部队，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恢复。”［2］137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支持和大力推动下，恢复兵团体制势在必行。

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恢复新疆建设兵团的决定》，指出：“生产兵团屯垦戍边，发展农垦事业，对于发展自治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防御霸权主义侵略，保卫祖国边疆，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143要求兵团积极实行企业管理，大力发展各项生产事业，继续加强民兵武装连队建设，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克服缺点、发扬成绩，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作出新的贡献。不难看出，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十分明确，即为稳定和发展新疆作贡献，同时，对兵团恢复之后的发展寄予厚望，这也为进一步壮大兵团综合实力指明了航向。

恢复兵团是新疆各族人民乃至全国的大事，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1982年6月1日，庆祝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会在乌鲁木齐隆重召开。至此，兵团成为建国以来生产建设兵团体制中唯一一个现存至今的准军事化组织，这在国内国际都是独一无二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际环境和新疆形势，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做出恢复兵团体制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偶然，主要取决于以下三点：一是基于对兵团作用的深刻认识，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搞清楚兵团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同时，改革开放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也为恢复和发展兵团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二是基于对新疆发展相对落后的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了灾难性后果，新疆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各族人民群众生活依旧十分贫困，兵团作为新疆经济建设重要力量的巨大作用不容忽视。三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认识，长期以来，国外敌对势力奉行遏制我国发展的策略，特别是在战略、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领域不断制造麻烦，兵团作为党政军企“四位一体”准军事化组织，是维护新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兵团的存在起到了稳定新疆“压舱石”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充分证明。2014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兵团时明确指出：“兵团的存在和发展绝非权宜之举，而是长远大计；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6］这也再次印证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恢复兵团伟大英明决策的正确性。

兵团恢复后，进入二次创业大热潮，在组织机构改革、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强化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有益探索，特别是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全面激发了兵团干部职工创新创业的热情，促使经济发展迅速进入快车道。在恢复后的十年时间里，兵团生产总值呈逐年递增，从财务严重亏损到扭亏为盈，无疑得益于党中央根据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作出的正确领导，同时也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眼界洞察世界、以科学思维审视时代，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宝贵政治品格。兵团在历经磨难之后的再次崛起，符合广大农垦职工的热切愿望，也符合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王恩茂同志所言：“生产建设兵团担负着屯垦戍边的任务。生产建设兵团确实是自治区经济建设的强大力量，民族团结的强大力量，维护治安、巩固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强大力量，保卫祖国边防、巩固祖国统一的强大力量。你们进行的事业是很了不起的，你们为完成自己担负的艰苦而光荣的任务已经作出很大的贡献，希望你们今后作出更大的贡献。”［3］348

四、兵团发展壮大的基本历史经验

兵团的恢复和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是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领导下，依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顽强的生命力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兵团恢复后，始终如一从事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崇高事业，全心全意造福于新疆各族人民，因而赢得了党和全国人民的衷心赞誉。1981年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恢复兵团体制的决定中指出：“生产建设兵团在过去长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2］143这是党中央基于兵团特殊作用作出的全面客观评价。1982年6月，王震同志在庆祝恢复生产建设兵团大会上对兵团的特殊作用也作了很好的评价，指出：“兵团广大干部和职工，坚决执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担负起了永远是一个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光荣任务，在党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同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很快成为自治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线上的一支突击力量，在维护社会治安，保卫祖国边疆，防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履行尽忠守土卫民的光荣职责。”［2］146这些都是对兵团恢复和发展所作出的最好历史结论。

（一）兵团是党的屯垦戍边思想在新疆的伟大实践

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为进一步巩固党在新疆的执政地位、加强西北边防、发展边疆经济，进疆解放军战士肩负平叛剿匪和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最高指示”，挥师戈壁大漠，开启了新中国屯垦戍边伟大事业。兵团并非一般的农垦部队，而是一支立足于平战结合的武装生产部队，正如1952年2月毛泽东同志签署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时指出的：“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2］45。同样，兵团也不是一般的企业组织，而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集体转业的基础上，肩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历史使命的党政军企“四位一体”特殊组织。设立兵团是稳定和发展新疆的战略需要，是确保祖国西北边防安全稳固的现实需要，更是中国几千年来治理西部边疆所得出的“屯垦兴，则西域兴；屯垦废，则西域乱”历史经验的必然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发深刻认识到兵团的特殊作用和战略地位不可撼动，也更能深刻体悟到党的屯垦戍边思想所蕴含的伟大历史和时代价值。

（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兵团得以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兵团事业就能兴旺发达、胜利前进，反之，则会受到严重挫折，甚至停滞不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兵团恢复以后，在党中央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正确领导下，兵团党委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职工群众安居乐业，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坚持和加强党对兵团工作的领导，是兵团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同时也是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更是兵团战胜一切困难的“定海神针”。可以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兵团事业的革故鼎新、繁荣昌盛，这是兵团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得出的最基本的政治结论。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兵团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精神动力

生在南泥湾，长在井冈山，转战数万里，屯垦在天山。兵团从成立到撤销、再到恢复和发展，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主要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继承和发扬。在艰苦创业的年代里，兵团节约军费，节省军服、军帽和津贴，以集资入股的土办法，建设工厂、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即便在国家大力支持和各项条件均有了很大改善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勤俭办农场、办工厂，以增产节约的方式促进各项事业稳步发展。纵使在最艰难的时刻，兵团广大干部职工群众的精神状态依然是火热和饱满的。与此同时，兵团始终保持着人民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充分发挥大熔炉和大学校作用，团结教育了一批又一批支边青壮年、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等成为既有思想觉悟又有专业技能的又红又专人才。可以说，正是传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红色基因，兵团的政治优势才得以在其恢复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充分体现出来，这也是铭刻在广大兵团儿女心间最值得骄傲的印记。

（四）兵团事业的健康发展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是干事创业的成功之道。兵团自成立之后，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开发性绿洲经济模式，在新疆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为了更好适应客观条件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多元化发展方向，即农、林、牧、副、渔和工、交、建、商等齐头并进，只有这样才能为夯实兵团大农业基础提供更加优质的条件。二是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大力发展国营农场，这样做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三是解放思想以更好调动激发职工群众生产积极性，兵团在恢复后积极实行经济改革，采取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创办家庭农场等方式打破了原先“吃大锅饭”的思想枷锁，促使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为兵团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五）增强民族团结是兵团存在和发展的使命要求

兵团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新疆各族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样，兵团除了加快自身发展外，还积极主动并长期有计划地帮助各族群众大办好事实事，促进各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共同成长进步。正如贺龙同志指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关键问题是民族团结问题。生产兵团是一条大鱼，鱼再大，没有水（指各族群众）就活不成。鱼大，水就要多；水多，鱼才能大。”［3］346因此，兵团的事业不仅是党的事业，它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兵团在长期发展实践中与各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离不开的亲密团结关系，这些都是兵团为新疆发展和稳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五、结 语

兵团的恢复和发展，凝聚着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执政智慧，凝聚着全国人民特别是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凝聚着一代代兵团人忠诚践行“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兵团精神的不竭奋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着眼新疆和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对兵团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兵团的地位、作用、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要求兵团做生产建设、安定团结、民族团结、稳定新疆和巩固边防的“四个模范”，为兵团事业开创新局注入了强大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沉着冷静应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而深刻变化，着眼新疆长治久安，高度重视兵团工作，进一步加大对兵团的支持力度，要求兵团处理好屯垦和戍边、特殊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兵团和地方“三个重大关系”，更好发挥建设大军、中流砥柱、铜墙铁壁“三大作用”，为兵团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明确了目标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和兵团工作，强调“兵团是实现党中央关于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战略力量，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的重要力量”，要求兵团履行好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三大功能”，发挥好调节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四大作用”，成功将新时代兵团工作推向更高水平。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兵团的恢复和发展为新疆的改革发展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兵团的战略地位和特殊作用不可替代，把兵团工作放到国内外发展大势中、放到屯垦戍边历史长河中、放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大局中加以观察和把握，其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便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作者简介】：鲁宁，男，1983年生，汉族，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班永杰，男，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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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李斌，霍小光.把祖国的新疆建设得越来越美好［N］.人民日报，2014-5-4.

（来源：《石河子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