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1-12卷）编辑举要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文献编辑工作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原有各类文献选集、文献选编基础上，进一步编辑出版一套全面反映我们党一路走来的文献汇集，十分必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组建以后，报经党中央批准，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这个重大编辑项目。经过 3年多的艰苦努力，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 12卷文献集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首批出版的文献集收入了我们党建党前后到 1927年期间产生的各类文献 1109篇，共计 430余万字，是迄今为止收入党的历史文献最系统、最全面的文献汇集。其中新公布了众多的档案文献，具有很高的档案价值。

一、《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是首次以“汇编”形式公开出版的党的历史文献

所收文献力求做到“全”，是这套文献集的特点。改革开放后，经党中央批准，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曾于 1982年 8月编辑并以“党内出版”形式内部出版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阶段性地汇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二大召开前的中央重要文献。党的历史文献以往主要是通过“选编”形式编辑出版。这次由中央专门机构有计划、有步骤地以“汇编”形式全面系统地编辑并逐步出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在党的文献编辑史上还是第一次。此次首批出版的 12卷文献集，内容涵盖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全会等重要会议文件，党中央的重要决议、决定、宣言、通知、通告、指示、计划，中央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演、谈话、文章、信件等，以及党的地方组织发布的具有全局性重要影响的文献，还包括党的创始人、早期革命活动家、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代表的重要讲话、文章等。这些重要文献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我们党从建党前后到 1927年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探索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思想理论成果。

（一）全面收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关文件和决议案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前后召开了 5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数次中央全会。这批文献集比较全面地收入了目前所能找到的这一时期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有关报告、决议等文件。

比如，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方面。这套文献集收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这两个文件均为党的一大通过，译自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俄文稿；收入了党的三大通过的多份文件，包括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及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案。上述这些文献，在保持以往其他文献集收入时基本面貌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档案材料进行了进一步的校订。

又如，在党的中央全会文件方面。这套文献集首次集中收入了 1923年 11月 24日至 25日召开的党的三届一中全会相关的一些文献，包括《中共中央局向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报告》以及会议制定的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劳动运动进行方针等决议案。这些文献曾刊载于 1923年 11月编印的《中国共产党党报》，本次收入时均按照档案进行了校核，以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作为刊印依据。

（二）首次公布大量党的历史上对党内发出的“中央通告”

这套文献集，收入了中央档案馆馆藏的建党后的大量“中央通告”，其中许多中央通告是首次公开发表。我们党成立之初，很快就形成了向全党发布“通告”的工作传统。这套文献集收入的第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是 1921年 11月发出的，要求各地区必须建立和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并注意开展工会、青年、妇女运动，加强宣传工作等。

根据目前保存的档案，党和团的中央局或中央执行委员会按“序号”连续发布通告，是从 1922年开始的。1923年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局秘书，负责党内外文书及通信等工作，从这个时候起，“中央通告”开始规范起来。这次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从这套文献集收入的“中央通告”来看，其编号方式，有的是在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后重新编号，比如 1925年 1月党的四大以后，“中央通告”重新从“第一号”开始；有的是在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召开中央扩大会议后重新编号，比如 1926年 7月“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后一切通告都重新编号”，并规定新的“中央通告”，“此为第一号”；有的是在中央紧急会议后，比如 1927年“八月七日中央紧急会议后，中央通告重新编号”，等等。

在目前的公开出版物中，这套文献集收入这类“中央通告”是最多也最准确的，弥补了以往党的历史文献选编中有关“中央通告”的许多遗漏。比如，1925年 1月党的四大召开后，当年曾发布多个“中央通告”，但以往出版的党的综合性文献选编公开发表的数量不多，在《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首批 12卷文献集中，仅 1925年这一年就新增了“中央通告”10多份，均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刊印，内容涉及党的四大选出的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及分工的通报、关于“二七”纪念的宣传要点、关于孙中山逝世后的宣传问题、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讨论和贯彻党的四大的决议问题，以及要求各地向中央作组织报告的指示，等等。

另外，这套文献集还收录了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的一些通告，以及中央妇女部、农民部等部门转发中共中央的通告、中央各相关部门自己发出的通告等。

（三）广泛收入党的早期领导人的重要报告、讲话、文章

这套文献集既广泛又有重点地收入了党的早期领导人的重要文献，包括党的早期革命活动家、党的一大及以后各次会议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及其领导人的文献。其中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谭平山、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等人的大量文稿。许多文稿是首次整理重新公开。比如，毛泽东 1925年 10月 27日在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会上的演说，毛泽东 1925年、1926年“为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给《政治周报》写的按语，毛泽东1925年 12月发表在《政治周报》上的《帝国主义最后的工具》《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等等。同时，这套文献集还收入了多篇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文稿。比如，1923年 3月周恩来在法国巴黎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写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是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手稿重新刊印的。此外，这套文献集还收入了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施存统、彭湃、恽代英、赵世炎、向警予、萧楚女、林育南、罗亦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的多篇文稿。

（四）系统再现当时刊发于各类报刊杂志上的党的早期重要文献

“我们党从起根发芽时就是从宣传工作做起”，这种宣传工作充分体现在对报刊、杂志等出版物的利用上。党的大量历史文献曾刊发于当时公开出版或内部印发的报刊中。深入挖掘并尽量收入早期报刊杂志上刊发的党的重要文献，是这套文献集的一大亮点。以 1925年为例，收录的 194篇文稿中有 27篇来自这些早期报刊杂志，包括我们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向导》登载的早期领导人撰写的文章，比如陈独秀的《列宁与中国——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民众》、赵世炎的《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等等。此外，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北京区委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刊载的多篇告示书也是首次在党的综合文献集中发表。

这次编辑出版的 12卷文献集中，系统再现了建党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刊发的重要历史文献，以及建党之后在我们党以及一些进步团体主办的报刊杂志上刊发的党的重要历史文献。这些报刊杂志主要有：《新青年》《晨报》《京报》《北京大学日刊》《觉悟》《湘江评论》《曙光》《劳动界》《上海伙友》《共产党》《劳动周刊》《妇女声》《先驱》《向导》《前锋》《中国青年》《中国共产党党报》《赤光》《政治生活》《中国工人》《热血日报》《政治周报》《中国妇女》《农民运动》《布尔塞维克》《申报》等。此外，还有《京汉工人流血记》《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纪实》《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等早期资料集。

在编辑过程中，编者特别注意到了早期报刊的一些区别。比如，公开出版的《民国日报》，在上海出版的，报头没有标注出版地，全称为《民国日报》；而在广州、汉口等地出版的，则在报头上写明了出版地，为《广州民国日报》《汉口民国日报》。又比如，内部印发的《中央政治通讯》《中央通信》《中央通讯》，是我们党在 1926年至 1930年间主办的党内政治刊物，曾于 1927年 7月、1928年 7月两次停刊，并于1927年 8月八七会议后、1928年 12月两次复刊。1926年创刊时称《中央政治通讯》，八七会议后复刊的第一、六、八、九、十、十一、十三等期的刊名为《中央通讯》，第二、三、四、五、七等期的刊名则为《中央通信》，其他期的刊名为《中央政治通讯》。这套文献集在收入这个刊物所载文章时均以原所载刊期的刊名为准。这就是为什么读者目前所看到的题解对这个刊物出现了三种不同刊名的原因。

当然，任何一套“全”的文献集，都不可能把历史上产生的浩如烟海的所有文献不加区别地收进来，那样做既不科学，也不现实。《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的收文原则在考虑“全”的同时，也考虑了文献的重要性、代表性和全局性影响。

二、《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编选中的一些创新考虑

在建党 90周年之际，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曾合作编辑出版过《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这次以“汇编”方式编辑出版党的综合性历史文献集，本身就是对“选编”方式的一种创新。两类文献集都是研究党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的基础性文献集，而在原有基础上体现一定的创新性，是新出版的这套“汇编”文献集在收入文献和档案时的重要着眼点。

（一）延展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李大钊发表于 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所收的最早的一份文献。这篇重要文献对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以及推动党的早期领导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反映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被中国的先进分子所接受，特别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的文献，却还有更早的。因此，《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所收最早一份文献为李大钊发表于 1918年 7月 1日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明确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文章最后号召大家：“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这就把收文时间延展到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二年，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说法更加密切地呼应起来：“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地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由此也形成了一系列的重要文献。这套文献集除了主要收入 1921年建党以来的重要文献以外，在第 1卷以“附编”方式，选收了十月革命后至建党以前这段时间，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立共产党早期组织过程中形成的 70多份重要文献，主要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蔡和森、陈望道、邓中夏、谭平山、张太雷等人的文献。比如，毛泽东发表于 1919年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既是一篇完整的主题性文章，但又是在发表时以不同议题分 3次发表的，这次编辑出版的文献集则遵从原貌，分 3篇编辑刊印。但主题非常明确，就是全篇第一句话所说：“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最后号召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改革和解放，“我们总要拚命的向前”！并自信地预言：“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二）反映部分早期革命活动家、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代表对党的创建和发展所作的努力与贡献

梳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创建发展过程的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有觉悟的工人、农民等，都为党的创建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走向复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对此，这套文献集给予了适当的反映。

比如，这套文献集收入了 1921年 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 8卷第 6号刊登的曾参与创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李季的文章《社会主义与中国》。李季是一名普通知识分子的代表，曾翻译过马克思的著作、马克思的传记以及有关社会主义思潮的论著，1920年《新青年》社出版了他翻译的英国作者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一书。《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即是围绕着《社会主义史》一书中的观点来论述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李季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最好的学说，是救中国的良药。今天，李季之名恐怕已鲜为人知，但他的这篇文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界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关情况。

又比如，这套文献集收入了刊登在《劳动界》1920年第 7册的海军造船所工人李中的文章《一个工人的宣言》。启发工人觉悟，组织工人运动，并使其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是中国的先进分子筹备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步。《一个工人的宣言》一文呼吁，要从少数工人开始，逐步组织结成大团体。为此，少数工人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认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二是要加强各自的联络，三是要奋发热心。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工人优秀代表逐渐接受新的知识，旧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改变。

另外，这套文献集还收入了一个普通的社会活动家袁振英的《无工无食》一文。袁振英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这篇文章主要是呼吁要尊重劳动，认为人人做工才是正当的社会。

（三）展现我们党的职能部门以及下属机构的一些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工作

党的“重要文献”，顾名思义，收入的是我们党带有全局性的、对全党和各地方组织具有指导作用的重要文献。这套文献集不仅收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重要文件和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文稿，还在选文范围上有一定的创新，收入了党中央部分职能部门和下属机构发布的一些具有全局性影响的文献。

比如，中共中央妇女部（妇委）、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农委）、发行部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等机构发布的重要文献，也适量收入其中。以 1925年为例，这部文献集收入了中共北方区执委（原中共北京区执委）、共青团北方区执委（原共青团北京区执委）发布的多篇告全国民众书。因为这一时期在李大钊的亲自领导下，中共北方区执委负责领导北京、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山西、吉林、黑龙江、辽宁以及河南、甘肃部分地区的工作，所产生的文献在党内具有重要影响力。再以 1926年为例，新公布的 16篇“中央通告”中，涉及中央各部门的约占一半以上，其中“福字号”，即中央妇女部（妇委）通告 4篇，包括关于“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延期举行，击败反动派控制大会的企图”的通告，关于“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延期原因及宣传要点”的通告，关于“请各地报告妇女运动状况”的通告，关于“召开各地妇委书记会议问题”的通告；“龚字号”，即中华全国总工会通告 2篇，一篇是关于“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成立，各地应与之建立关系”的通告，一篇是关于“速报告过去工运工作，推销《中国工人》 ”的通告；“宗字号”，即中央发行部通告 3篇，一是关于“速成立出版分配科并报告工作”的通告，二是关于“翻印党的书报的规定”，三是“整顿出版分配工作的办法”；“龙字号”，即中央农民部（农委）通告 1篇，内容为关于“从速填报农民调查表”的通告，等等。从中可以看出，这些职能部门以中央名义发出的通告，内容以指导全国性的具体工作居多。

另外，这套文献集还广泛收入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指导下开展运动的一些机构发布的通告、宣言、决议等。这些也是党的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铁路总工会、全国劳动大会等。比如，收入了 1921年 11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十二工团发布的宣言、1922年 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的关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1923年 2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组织各地工会开展工人斗争中发布的通电以及为二七惨案告工人书、吁请全国工团支援的通电等；又比如，收入 1923年 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号召同志在假期开展农民状况调查、促各地同志多介绍青年工人入团的通告，收入 1925年 6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反抗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市民告全国青年，等等。

三、《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编辑工作的几个求实特点

实事求是既是党性的最高体现，也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在这套文献集的编辑中，我们始终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充分尊重历史原貌、忠实于文献原文，包括当时的语言风格和用词习惯，力求科学、准确、求实、求真地反映文稿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为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提供一套权威的文献版本。

（一）在版本收集和选择上求准求真

现存的历史文献，往往有许多版本，各种版本在内容上有一致性，但也有许多不同点。如何选择一个最权威的版本，对编辑工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需要仔细推敲、求准求真。

比如，对形成于 1923年 2月间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反对军阀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通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京汉铁路局长赵继贤惨杀长辛店工人事通电》《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告国民》等一系列反映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历史文献，我们比较了先期收集到的《邓中夏全集》（人民出版社 2014年出版）与《中国工会历史文献》（工人出版社 1958年出版）两个版本，针对这两个版本在时间、内容上的差异，结合几经周折在国家图书馆查找到的《京汉工人流血记》1981年版本，综合对照并仔细校勘。考虑到复制本可能存在的差错，我们继续寻找《京汉工人流血记》更早的版本。最终，在中央档案馆的馆藏中找到了其 1923年的版本。经过综合比较，我们以时间最早、内容最原始完整的《京汉工人流血记》1923年版为刊印依据，补全了后续版本中删去的韵母代日下款以及其他缺漏内容，为读者提供了更加真实、完整、可靠的信息。

又如，刘少奇在廖仲恺遇难一周年时写的悼念文章《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最早发表在《工人之路》第 412期“廖仲恺先生殉难周年纪念特号”上，但写作时间待考。以前出版的一些文献集中，将这篇文章的时间标注为1926年 9月 26日。编辑过程中，我们对照《刘少奇年谱》《刘少奇大辞典》中的线索找到了这一期《工人之路》，其上注明时间为“民国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即 1926年 8月 20日，这也与“廖仲恺先生遇难周年”（廖仲恺 1925年 8月 20日遇害不治身亡）的写作主题相符。因此，我们在本次收录这篇文献时以《工人之路》作为刊印依据，标注了首次发表时间。

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涉及到历史文献的最初版本以及后来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在时间判定、文字编辑上都有一定的差异，必须做出认真比对和研究，最终选定一个更为准确、完整的权威版本作为刊印底本，并对发现的各版本中的问题认真考证、校勘。

（二）在内容辨疑和校订上细致审慎

在这套文献集的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不少以往已经公开发表过的历史文献，也不是简单收入了事，仍然采取审慎的态度处理。

比如，1926年 9月 22日的一份《中央局报告》在介绍党的组织情形时，提及统计全党人数并列举湘区、北方区、粤区等 11地先后两次统计的数目（如下图）。

这一报告此前在其他文献集公开时，曾在“现时统计”一列的“总数”一栏加了一个注释：“总数 13281原文有误，实际合计为11148。”我们在复核时发现，“现时统计”一列有四地（北方区、豫陕区、赣地方、福建）缺数字，如果将此四地“扩大会时统计”的数目加进来，总数恰好是 13281，可见原文并非计算失误。对照报告中“此时在国内的党员至少在一万三千以上。因交通不便关系，各地报告月份参差不齐，尚不能目为目前精确之实数”的内容，可以推测，中央局在统计时，因北方区、豫陕区、赣地方、福建四地没有新的精确数字送来，所以将这四地此前“扩大会时统计”的数目加进来，得出“此时在国内的党员至少在一万三千以上”的估计。因此，我们在此次编辑中，删去了这则注释。

又如，彭湃 1925年 10月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上的《革命政府应如何对付东江问题》一文。之前出版的《彭湃文集》收入此文时注明刊印依据为 1925年 10月 16日至 18日出版的《广州民国日报》，但这个说法有一定的模糊性，不是太精确。经查核，该文登载时间实际为 1925年 10月 16日、17日、19日三天。在这套文献集中，我们按查核后的时间进行了标注。这就在《彭湃文集》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精准化。

这类涉及数字、时间、人名、地名的文献还有许多，由于历史久远，材料有限，需要认真再认真、细致再细致地进行内容辨疑和细节校订。对发现的疑问或错误，反复研究订正，最终使收入的历史文献最为接近历史原貌。

（三）在语言和用词上尊重历史原貌

党的文献是党的历史的记录，文献中的语言风格、用词习惯等，既有着思想的先导性，又都留有浓厚的历史印记。因此，这部历史文献集在编辑过程中特别强调要尊重历史习惯、反映历史原貌。

首批出版的这套文献集收入的文献，特别是其中新公布的 200多篇文献，距今已有百年上下的历史，其语言表述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如“间道”“犹夷”等文言语汇，“决议”与“议决”、“斗争”与“争斗”、“继承”与“承继”等同素同义反序词，“领袖”“范围”作动词等文言文语法，“智识分子”“法西主义”“资本阶级”“农人”等现已不用或过去和现在用法不一样的词，“征取”“坚苦”“映象”“倚靠”“一班同志”等异形词及谐音字，“布尔什维克”“布尔雪维克”“布尔塞维克”等外来语的不同译法，书信、电报中以地支代月或代时、韵目代日的下款，等等。本着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对这些颇有历史感的表达，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一般不以现代汉语语法进行规范，大多不作改动。个别明显不合语法、不合逻辑、容易引起歧义或误解的病句或标点符号，我们在反复研究并咨询有关专家后予以适当订正，必要时加注说明。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自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开创集中编辑党的文献工作的先河以来，党的各种文献集都各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的文献编辑工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进一步以“汇编”形式编辑出版《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对我们全面系统地看清我们党带领人民一路走来的伟大奋斗历程，从中汲取进一步前进的宝贵经验和丰富智慧，对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的伟大胜利，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编辑出版一部全面性与系统性相统一、基础性与创新性相结合、党性与科学性相一致的大型文献集，是一件极为艰苦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编辑党的历史文献，不仅需要深厚扎实的积累和广博丰富的学识，还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心和“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奉献精神。这部文献集能否经得起学术和历史的考验，还要留待广大读者特别是学者去评判，留待历史去检验。

（来源：《党的文献》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