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歌中之歌”——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歌中之歌”，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影响最深远广泛的经典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毛泽东一生对《共产党宣言》推崇备至，可以说，《共产党宣言》是他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信念的理论之源，也是他解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行动指南。他曾自述：“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其中的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托为其起草的纲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相比，《共产党宣言》短小精悍，语言通俗精练，第一次系统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人类社会结构及社会运动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预测，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共产党宣言》问世后在世界上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指导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纲领。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传入中国，而《共产党宣言》因其具有极强的理论性与革命性，成为在中国传播最早、翻译版本最多、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共产党宣言》帮助毛泽东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面对旧中国统治腐朽、民不聊生的惨痛状况，青年毛泽东很早就立志“研究一个拔本塞源的方法”，从根本上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他更加广泛地涉猎西方思潮中的先进思想，并且开始受到《新青年》的影响。据毛泽东回忆，当时他的思想还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及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

《共产党宣言》

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助理员。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思想界的明星人物，可以更快地阅读到《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还参加了北大哲学会、新文学研究会。在这一氛围熏陶下，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加，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但对于选择哪一种主义，还处在迷茫状态。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这期间他读到了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就是《共产党宣言》，从此深受触动。

1920年5月，毛泽东抵达上海，多次拜访陈独秀。对此，毛泽东回忆道：“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正在这一时期，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稿已经送到了陈独秀手上，据此我们或可推测，陈独秀与毛泽东谈起过这部伟大著作。

1919年底至1920年夏，是毛泽东的一生信仰形成的关键性时期，他通过不同的渠道学习了大量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为他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他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说，读过《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后，“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革命真理，便终生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

可以说，《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最大的影响，是帮助他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引导他终生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并为共产主义事业不懈奋斗。在晚年，他曾诙谐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毛泽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令人动容。

《共产党宣言》帮助毛泽东初步树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对文学、历史、哲学和伦理学很感兴趣。他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探索世界的本源，教育、实业、军事、议会等问题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只有把哲学的本源问题搞清楚了，才能征服人心，调动民众，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正是这种对哲学的重视和关注，使毛泽东在探索和领导中国革命时最先思考的是哲学基础问题。《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哲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当时中国的历史境况，给毛泽东等人提供了理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解决中国革命困境的原则、观点和方法。

“唯物史观是吾党的哲学根据”。贯穿《共产党宣言》全文始终的哲学思想是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用刚刚形成的唯物史观纵向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更替的一般规律，指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曾经的封建社会一样，“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是生产发展的必然。而正如资产阶级消灭了产生它的封建阶级一样，资产阶级在自身的发展中也锻造出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无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的覆灭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产阶级要想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要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消灭私有制。

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鼓舞的毛泽东，更加关注《共产党宣言》等科学社会主义的书籍，在他看来，唯物史观是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蔡和森的信中讨论建党的指导思想时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接着，他举了无政府主义的例子，利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质，而且依据唯物史观指出了掌握政治权力对发动革命的重要意义。由此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已经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随着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对毛泽东逐渐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与实践路径产生了持续性影响。

“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个重大论断将阶级斗争提升到历史观的地位和层面，指出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阶级是历史的主角，随着生产发展，社会被分化为对立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对立阶级的斗争推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这对毛泽东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雏形的构建得益于《共产党宣言》等书。他曾这样说道：读了它们“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从此毛泽东“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1926年3月，毛泽东参加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举办的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集会并发表演讲，演讲中他多次提到《共产党宣言》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出“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他还举例陈胜、吴广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来说明此道理。从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这或许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运用《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此后，阶级斗争的方法和阶级分析理论也成为毛泽东一生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和理论创作的基石。当然，《共产党宣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揭示阶级斗争原理，指明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帮助毛泽东建构起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基本原理和规范性前提，毛泽东所运用的具体的实证性方法还受到《阶级斗争》等著作的影响，随着对中国社会内部条件的深入了解和革命实践活动的推进，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不断迸发出新的发展和诠释。

“前途一直是明朗的。”《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是“两个必然”结论。根据《共产党宣言》的通篇论证，这个结论涉及的未来虽然遥远，但它的实现具有不亚于自然科学规律的必然性，这对于在民主运动中屡尝失败的毛泽东具有强烈的说服力。之后不管革命斗争如何艰难，毛泽东从未怀疑过革命方向，并接连作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积极论断，可以说，这在根本上是基于对“两个必然”结论的信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他在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环境下，又有重新参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无产阶级政党不应该拒绝他们，而应该招致他们，恢复和他们共同斗争的联盟，以利于中国革命的前进”，“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在这里，他根据《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明确将中国革命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号召党内同志联合其他阶级共同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长远目标顽强奋斗。

《共产党宣言》成为陪伴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读书目

毛泽东研读马列著作，是为了找到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原理，而他读的最多的正是《共产党宣言》。早在1939年，他就对一位在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投入更多精力阅读马列著作，而他读的最多的依然是《共产党宣言》。如20世纪50年代末，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失误，他多次重拾《共产党宣言》，并在其中关于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剥夺资产阶级占有他人劳动、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决裂等论述处，做了密密麻麻的记号和批注。这表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坚持从马列著作中寻找蕴含于其中的思想精髓和精辟原理，其中具有重要代表性的就是《共产党宣言》，可以说，《共产党宣言》陪伴他走过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岁月。

毛泽东不仅自己反复研读，还多次向全党推荐《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为了进一步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为党内干部开列了六本书目，第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1945年，在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中国前途面临两种抉择的关键时期，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要读五本马列著作的任务，第一本还是《共产党宣言》，并指出，这五本书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伟大胜利的重要关口，毛泽东再次向全党开列出12本马列主义著作书目，第一本仍然是《共产党宣言》，他强调：“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困难时，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毛泽东提出党内高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列主义著作，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此，他推荐了以《共产党宣言》为首的30本马列主义著作，还在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一个批示中指出，“为了适应客观形势迅速发展的需求，……高级干部必须下决心挤出一定时间，认真坐下来读书，补一补课”。

毛泽东用一生研读《共产党宣言》，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信息资料馆馆员）

（来源：《湘潮》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