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观澜的两次农村调查

王观澜，浙江临海人，中国共产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在组织和宣传农民运动、土地革命，以及开展农业农村的调查研究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一次是发动群众、解决问题的叶坪乡查田运动。1933 年初春的一天，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秘书长的王观澜，带着草拟的《春耕运动指示》到瑞金叶坪乡，准备先拿给该乡的党支部、乡政府代表会和贫农团的同志们详细讨论并加以修改，以达到切实可行，成为一个很好的动员文件。但是乡政府办公室的门紧锁着，谁也不在，一连去了4 次才碰到3 个人，找谈话，回答含含糊糊。约好时间开会，也是谁也没来。

王观澜走访几家贫雇农之后，发现群众只把他当作客人，闲谈家常可以。问起分田情况、打粮多少、够不够吃，以及村里哪些人好，哪些人一贯凶狠刻薄等具体问题时，态度就不同了。有些人不言不语，有些人吞吞吐吐，有些人则很气愤地说“分田不公平，粮食不够吃”，但还是没有得到哪些人凶狠、刻薄、有钱等方面的可靠材料。

王观澜又找到乡主席谈话，还是谈一般工作兴致勃勃，谈反“围剿”胜利赞不绝口，可是问到乡里的具体问题，又是含糊其词。经过反复谈心开导、分析形势，讲清革命道理，终于慢慢打消了大家的顾虑，开始听到了一些真心话：“一句话，分田没分好。给逃跑的地主还留着田；有些过去收租、放债、雇长工、摆架子不做活又吃好穿好的人，如今钻进我们的组织，摇身一变也成贫苦工农了；给贫苦农民分的田少，还把坏田、中田当好田、上田分给他们。许多人公开不说，背地里有意见。”问题已经很明显，这个乡的封建、半封建势力还没有彻底打倒，广大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

因此，王观澜决定召开乡党支部会、乡政府代表会、贫农团会议，再找些穷苦的、阶级觉悟比较高、斗争性比较强的群众先谈谈，然后启发他们提高觉悟起来斗争。第一次会议只有8 人到会，王观澜在会上讲了社会各阶级的关系，指出穷苦工农要提高觉悟，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并按照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道理，把农村应该怎样分析阶级的方法，详细地讲了一遍。通过启发大家的阶级觉悟，当场就有人讲出了真话，也有人起来揭发有些逃跑的地主的田还留着没有分。最后，大家决定分头去找贫苦并且勇敢、正直的人来开会，至少每人找1个。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叶坪村贫农团组织了30多人开会。王观澜将叶坪乡最新情况和贫农团发展过程向毛泽东进行了汇报，毛泽东肯定了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亲自到会场屋外听了一会热烈的讨论。第二天，王观澜跑到乡政府办公室，找到乡主席询问昨晚会议情况，说是阶级成分划分的问题基本解决。要按照重新划定的阶级成分，分田给贫苦群众。这样一来，群众的斗争情绪高涨起来了，新组织的贫农团一下就扩大到七、八十人，成为一个有力的战斗组织。

在叶坪村取得经验后，王观澜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相邻的洋溪村，以至整个叶坪乡都发动起来了。各地成立查田委员会，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对每一个被查对象，都做到充分掌握材料，反复研究、仔细推敲、加以取舍，进行分析综合，确定成分后，提交党、政、贫农团等各个组织充分讨论通过。有些还需要经过群众大会通过，报告上级审查批准，然后按照政策处理。

4 月， 叶坪乡召开会议， 总结了经验。随后，乡政府的代表会、党支部的工作都逐步纳入了正轨，青年、妇女都组织了起来，兴修水利、消灭荒地等农业生产搞了起来，文化工作有了进步，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潮掀了起来。有了叶坪村的经验，毛泽东决定把查田运动扩展到更大范围，亲自主持并召集8 县查田运动大会，亲自任领导委员会主任，由王观澜任领导委员会下的指导委员会主任。在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下，王观澜与谢觉哉一道起草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成为我党解决土地问题的成功范例。

另一次是实事求是、为民算账的临海县农村调查。1956 年4 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王观澜，带着调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情况的问题，带领工作组到江苏、浙江农村调查，他以浙江省的嘉兴和临海两县为重点，深入农村开展调查。王观澜回到他既熟悉又离开多年的家乡临海后，既没有要求县委汇报工作，也没有要求县委负责人陪同，而是直接到区、乡和单位调查，亲自询问并做记录。

在临海县花街乡，王观澜听取了该乡1955 年夏季闹退社情况的汇报，听到了群众的真实想法。他分析认为，不是合作社不优越，而是从低级社转办高级社的速度过快，没有充分考虑群众的切身利益，没有过细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没全面宣传好党的农村政策。王观澜认为该乡的做法还是比较好的，并要求乡党支部书记向群众讲清楚政策，妥善处理后续问题。同时，他带走了花街乡的汇报材料和国庆村合作社的办社经验材料。

为了进一步掌握合作化高潮中农村市场的变化情况，王观澜约请了临海县供销社的相关人员座谈。当了解到市场苗猪上市量减少、化肥卖出比往年多、养牛户减少时，他就询问具体原因。在听到养牛户减少的原因和合理化建议后，王观澜就肯定地说：“这个问题很重要，你提得好！要解决耕牛良种问题，是合作化以后带来的新问题新要求。供销社应当想办法帮助合作社解决这个问题。”

王观澜还特别关心合作化以后农副产品的购销情况和给农民收入带来的影响，又找来相关人员了解情况，当听到一些合作化以后所产生的问题及社员收入减少的情况，表现出高度的关注。大家在亲切随和的气氛中畅所欲言，各种意见得到充分反映。王观澜深入基层、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当地的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

经过深入农村调研，王观澜回到北京后写下《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的报告，调研材料除反映江苏、浙江农村有关农业合作化发展和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外，还为临海农民仔细地算了一笔账，详细反映农民在农业方面的收支情况。报告认为多数农民生活仍然是贫困的。对许多有关农民利害的经济措施，农民是很敏感的。所以，除不可抗拒的灾害外，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使农民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

材料的最后，王观澜还提出了三点意见建议：一是全国人大、政协的视察意义重大，党的负责同志、领导财经或城市工作的负责同志，最好到农村去看看；二是要进一步发挥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三是党很需要大力加强县和乡的领导。

6 月12 日，《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农村情况》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报告作出批示。7 月22 日，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电，毛泽东在指示电中特别加了“报告的第二项‘为农民算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虽然这个算法与实际税收和农民负担有某些出入，但是，目前很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摸底，也还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指示电要求各级党委都应当像王观澜一样进行深入调查，摸一下底，电告中央。

王观澜的两次农村调查，都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坚持深入群众、为民算账的人民至上观点，坚持攻坚克难、创新解决的问题导向观点，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责任意识。

（作者单位：中共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