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己之田耘人之田——语言学家罗常培的治学之道

学人小传

罗常培（1899—1958年），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曾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著有《汉语音韵学导论》《语言与文化》《唐五代西北方音》等。

罗常培一生致力于发展我国的语言学，在音韵学、实验语音学、汉语方言学、民族语言调查、社会语言学等领域都作出开创性贡献，“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评价罗常培：“他称得起是中国语言学的奠基人，他是继往开来出力最多的人。”

“要求自己要加倍努力”

在给青年人分享治学经验的一次讲话中，罗常培说：“我心里常有几个字，就是‘在缺陷中努力’。我总是感到知识不够，不如别人，因此要求自己要加倍努力。”

罗常培出生于一个没落的满族家庭，自幼勤奋好学，早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学术报国的宏伟志向。七七事变爆发后，罗常培曾这样说过：“我既不能立刻投笔从戎，效命疆场；也没机会杀身成仁，以死报国，那么，与其成天的楚囚对泣，一筹莫展，何如努力从事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藉以镇压激昂慷慨的悲怀？假如能在危城中奋勉写成几本书……自觉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学校，对得起国家！”

在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罗常培通过不断深挖资料，对音韵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他的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是研究古方言领域里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一次偶然的机缘，罗常培见到了日本学者羽田亨搜集的《敦煌遗书》中的《藏汉对译千字文》，其中包含了唐五代汉藏对音和藏文译音的材料，非常珍贵。在向朋友借阅这本书后，罗常培把每个字都抄在卡片上，后又去寻求陈寅恪的指导，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才最终完成他的著作。《唐五代西北方音》把族际材料、切韵系统、现代方言紧密科学地结合起来，成功地构拟出一大片区域的古方言语音系统。其严谨的研究程序以及对大量资料的掌握和扎实研究，令人信服。

抗战期间，罗常培随同北京大学辗转迁移到昆明，尽管“交通梗阻，生活高涨，经费拮据，印刷困难”，他仍不辞长途跋涉进行调查，克服重重困难，在七八年间完成了汉语研究、侗台语研究、藏缅语研究和民家语研究四个纲中的三十九个目的工作。其中如《昆明话和国语的异同》《莲山摆彝语文初探》等，都是由他亲自编写的。罗常培与赵元任、李方桂被誉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他对少数民族的语言特点和语音体系的深入研究，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的语言教学和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并且经由这些调查，培养了一大批民族语言研究专家，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语言调查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罗常培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投身新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建设。作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汉语规范化问题、民族语言研究等事业鞠躬尽瘁。据罗常培女儿罗慎仪回忆：“在解放后，在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在政府的组织和支持下，语文研究工作者才有了‘用武之地’，所以父亲越干越起劲，直到最后一次住医院前，双脚已肿得穿不上鞋，还在认真整理文稿，希望后人更容易接替他，进一步发展语言学事业。”

对于培养青年“百分之百地坦率亲切”

20世纪40年代，罗常培在美国讲学时，曾给他的学生们创办的刊物写过一篇《舍己耘人》的文章，文章中提到做老师的应当有“舍己之田耘人之田”的精神，来帮助学生们做好学术研究的工作。

冰心夫妇是罗常培的挚友。在冰心对罗常培的一篇纪念文中就提到，罗常培对“学生们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的”。语言学家袁家骅曾说，罗常培“对于培养青年，鼓励后进，那是百分之百地坦率亲切，肯呕心沥血地加以指点的”。

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行人沃克曾是罗常培在美国访学时的学生，他在纪念罗常培的文章中也特别提到了罗常培作为一名老师对学生产生的影响：“特别令人怀念的是，作为一位大师，把他伟大的祖国，中国社会的成就和特点教给他国的青年学生。特别是以他自己的楷模说明一个人可以在一生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和才智，并以这样的榜样教育其他人更友爱、谦虚，更有造诣，更有道德，更诚实，更宽厚，更平易近人。”

罗常培对学生和后学的帮助被传为美谈，但他对同辈的帮助却鲜有人知。罗常培的挚友历史学家郑天挺就把自己的学术成就归功于罗常培真挚的鼓励和切实的帮助：“我不喜写文章，更不愿写成后发表，罗先生不断加以劝勉，说服了我。我能在学术上稍稍有所表现，是由罗先生鼓励开始的……许多书籍是罗先生借阅的，许多疑难是罗先生代为分析解决的。”

用“兼蓄并包”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

罗常培自己回忆道，早在求学时期，他就深受蔡元培“兼蓄并包”思想的影响，“对于当时的出版品，只要是‘新’的，不问它属于那党那派的，都本着蔡先生‘兼蓄并包’的态度尽量搜集”。罗常培对其他各个学科的丰富涉猎也是他获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他早期的研究中，跨学科的涉猎早已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语言学研究与社会文化的研究基本是脱离的，直到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发表，这部著作被誉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该书用大量语言事实，论证语言与人类社会文化多方面的关系。其中一篇长文《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他在云南的调查。结合当地的语言事实，罗常培注意搜集有“父子连名制”这一民族文化特征的材料，当时连大理荒郊野外的墓碑他都特意去查看。这篇语言学的文章也解决了两个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罗常培对跨学科的重视也促成了新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他认为，汉语语音的一个难点是声调，声调的研究必须有合适的设备来测量，于是招揽了一些具有物理学背景的人才。在他的带领下，语言研究所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语音学科研工作者，自主研发了许多实验语音学的重要设备，为新中国的语音学事业建设贡献了很大力量。

罗常培作为语言研究所首任所长，制定了语言研究所的三项总体规划：第一项，开展全国性的汉语方言普查；第二项，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第三项，编写规范的现代汉语语法。这些工作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事业有着深远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比较艰难的年代，罗常培高瞻远瞩、全面布局，积极支持年轻学者出国访学，并将学习成果应用到祖国的建设当中，为提高中国语言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语言学的应用价值贡献了积极的力量。同时，在学术上，罗常培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鼓励语言研究所的青年学者学好外语，用跨语言、跨学科的眼光研究汉语，对语言学乃至人文社科的研究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来源：《学习时报》2024年1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