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

作者:王新生    发布时间:2024-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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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的天安门广场,蓝天、白云,微微的晨风中飘扬的五星红旗,在旭日的映衬下显得更加鲜艳夺目。

天安门城楼上面,八盏红色宫灯高高挂起,八面红旗猎猎招展。透过天安门的朱漆大门,可以看到后面古朴典雅的故宫。整个画面既气势恢弘,又庄严肃穆,中华民族的特性从中得到鲜明体现。

天安门广场,东有国家博物馆,西有人民大会堂,中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和毛泽东纪念堂,这些标志性建筑相映成辉。广场上游人如织,人们穿着各式各样、各种色彩的漂亮服装,脸上荡漾着幸福感、满足感,拿着大小不一的精致的像素很高的手机,时而背对天安门,时而背对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时而在各种造型的花坛前,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

天安门广场的场景,既充满着现代活力,又衬托着历史沧桑。

放眼祖国的万里江山,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在大地上不断兴起、长大,各种风格样式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直插云天;宽阔笔直的马路,造型迥异的轿车和公共交通车辆川流不息;工业区、贸易区,宽大的厂房、库房鳞次栉比;商业区,大型商场、小型特色商店、专卖店,人流如潮,擦肩接踵;游乐场、公园里,人们尽情地享受着幸福的快乐的时光。

在农村,农田中的水稻、谷子、大豆翻着金浪,等待农民们收割;棉田似雪,棉农们在忙碌摘收;果园中的苹果红彤彤的,像婴儿熟睡中的脸;金黄金黄的梨、蜜柚、橘子、脐橙、香蕉,满山坡像红灯笼一样的柿子、玛瑙般的大枣;葡萄园中一嘟噜一嘟噜珠子般的葡萄;瓜田里结满翠绿的大西瓜、金黄的哈密瓜。果农们在果园中辛勤而又幸福地奔忙,把摘下的瓜果筛选、包装、装箱,通过高铁、高速公路、飞机,送往那些不产这些水果的遥远地方。富起来的农民建起了红顶白墙有着玻璃大窗的楼房,有的甚至还建起了三四层以上的别墅,过起了和城市人一样的生活。他们买起了大型的农业机器,买起了卡车、小轿车。他们搞水产养殖,建蔬菜大棚、花卉苗圃;他们发展乡村旅游,搞农家乐,搞观光农业。一条崭新的新农村道路在他们脚下延伸。

在祖国的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像块块翡翠星罗棋布,一个个白色风电布满山口、草原,奔腾的江河上船只如梭,山间、江河上数不清的大桥如雨后彩虹,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将祖国各地紧密地连结在一起。

这是一个五彩斑斓的美丽中国!这是一个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的中国!这是13亿多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团结一致,勇往直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

新中国已经成立70年了。70年风风雨雨,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繁花似锦的今天,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新中国而奋斗的革命先烈、先辈们。

1949年9月30日,即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为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日下午6时,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率领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毛泽东宣读了由他起草并经会议一致通过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宣读完毕,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铲了第一锹土,以示对革命先烈的无比崇敬。

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落成。碑的正面镌刻毛泽东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背面是周恩来书写的碑文。碑的下层,镶嵌着十个浮雕,其中第六幅以“南昌起义”为主题,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最艰苦的年代。

1927年春夏,席卷长江流域的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而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的工农、知识分子倒在了血泊之中。残酷的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使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两个问题:要不要坚持革命,用什么样的方式继续革命?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领导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一系列武装起义,以实际行动给予了明确的回答。

没有武装斗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很快就“交了学费”,以占领城市为目的的武装起义结果都失败了,保留下来的一些起义部队转移到数省边界地区的偏僻山村坚持下来,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其中,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为代表。井冈山的道路,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代表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

无独有偶,就在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队伍决定上井冈山时,朱德率领的驻守三河坝的南昌起义军一部,在完成任务后追赶起义军主力途中得知主力已在潮州、汕头失败,遂在饶平茂芝开会,决定部队转移到敌人兵力薄弱的湘粤赣边界地区。1928年1月,朱德、陈毅部队转移到湘南,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了湘南起义。4月,朱德、陈毅率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铸造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有战斗力的红色铁军——红军第四军,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朱毛红军”。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挺进赣南。3月中旬,红四军攻占福建长汀。中共红四军前委在这里决定乘国民党新军阀混战之际,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这个富有远见的战略决策,为此后中央苏区的创建奠定了基础。经过一年的努力,红四军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实现了这个战略决策。

1930年夏,除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外,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还有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左右江、东江、琼崖等。另外,在川东、浙南、苏中等地,还建立了一些游击区。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共约10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已由1927年秋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城市的工人运动发展不尽人意,而农村的武装斗争却如火如荼,共产国际不得不正视这个事实。从1930年7月上旬至8月上旬连续向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以发展红军和建立农村根据地为工作中心。在这些指示中,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创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处在“左”倾冒险狂热之中的李立三没有执行,而是集中全国红军攻打敌人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9月下旬,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统一各苏区党的领导。

六届三中全会后,周恩来于9月30日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他在会议的报告中将全国苏区分为六大块,认为毛泽东、朱德的苏区是“最主要的红军区域”,他们率领的红一军团“党的领导强,战斗力也好”[ 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117页。]。10月24日,中共中央讨论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确定:湘鄂赣联接到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活动的赣西南苏区,“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的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1989年版,第429页。]这便是中央根据地即中央苏区的由来。

共产国际、中共中央把目光投向了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军,蒋介石自然也把他们视为最大的对手。由于国民党新军阀自己混战频繁,蒋介石自顾不暇,腾不出手来对付朱毛红军,只是让湘赣闽粤地方军阀来“进剿”或“会剿”朱毛红军。岂料这些地方军阀都不是朱毛红军的对手,每次都被朱毛红军打得丢盔卸甲。1930年10月,当蒋介石从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取胜之后,立即布置对朱毛红军及其根据地进行“围剿”。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整整四年时间,蒋介石对朱毛红军连续发动了五次规模越来越大的军事“围剿”。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政权,并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可以调动各方面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无论是军队的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以及后勤物资上,都占着绝对优势。毛泽东、朱德开辟的赣南和闽西根据地还未完全巩固,新成立没多久的红一方面军数量上也就是4万余人,其中不少还是地方武装升级来的部队,有不少还是新兵,武器装备还很简陋,枪中子弹没有几颗,不少新兵还拿着大刀、梭镖。同时,由于根据地本身就处在省与省边界的偏僻山区和农村,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因此,红军的补给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从双方上述条件对比看,这的确是实力悬殊的搏击,朱毛红军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将经受血与火的考验。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往往出乎人的意料,处于劣势的朱毛红军依仗着正确的战略战术,依仗着具有高度政治素质的红军广大干部战士,依仗着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连续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第三次反“围剿”之后,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苏区的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新中国的一次伟大的预演,新中国的摇篮!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国家主席,是历史的必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在中央苏区得到贯彻后,毛泽东被排挤出红军指挥岗位。周恩来、朱德运用以往反“围剿”斗争的成功经验,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开始后,“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对中国国情完全不懂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结果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主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既有许多成功的胜利的经验,又有惨痛的遭受严重挫折的教训,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珍贵的财富。

中央苏区四年反“围剿”斗争岁月,是血与火的岁月,是充满军事奇迹的岁月,是彰显红军与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岁月,是可歌可泣的史诗般岁月!这段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但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镌刻下了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记!

(此文为作者王新生《血火鏖战——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一书的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