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史诗 友谊丰碑——读索尔兹伯里新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１９３４年中国革命的长征……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人类伟大史诗。”“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这是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关于中国革命的新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长城》）中的几句话。一位外国作家，早就把中国工农红军的几万里长征，当成“人类伟大史诗”而立志予以讴歌，七十年代初就请求来华访问和写作此书，终于在他年逾古稀时，带着疾病，和他的夫人及又一位美国友人谢伟思一起，克服了许多困难，踏着三十年代红军长征的足迹，来了一次八十年代的艰苦“长征”。接着又高速度地在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前夕，写作并出版了这部史诗般的新作。他在书中说，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在我看来，索尔兹伯里的这部著作，不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一座新的丰碑，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以及各国朋友对我国人民友好感情的又一丰碑。

正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１９３６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才几个月，我就在保安与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记者斯诺会见交谈过，随后又在他的不朽著作《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中，读到了他对长征的描写和对长征战士的赞颂。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特别是在他访问时，红二、四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他在著作中对长征的叙述，难免存在着局限，因此他曾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长征的全部史诗。”

我们高兴地看到，斯诺十年前的愿望，正在由他的同胞和同行索尔兹伯里实现着。我当年曾被斯诺写进自己的著作中，如今索尔兹伯里又多处将我的谈话和回忆写入他的作品。我为此感到荣幸，更为从斯诺到索尔兹伯里等美国朋友，对我国革命和解放事业关注、热心的珍贵友情，几十年如一日地不断加深发展感到高兴。索尔兹伯里这部新著，比较系统、全面和生动地叙述了长征的来龙去脉及全部过程，不仅写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曲折艰险，还以好几章篇幅描述了留在江西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生活。全书既有史实的记述，又有政论性的分析，更有文学性的描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索尔兹伯里在这方面的工作及其成就，有的已经走在他的中国同行们前面，他为我们自己对长征的研究及其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范例。所以，我们感谢作者继斯诺之后，再次向世界宣传和歌颂了中国的长征，还感谢他在这方面对我们实际上作了鼓励与鞭策，促使我们早日也拿出新的研究成果及作品来。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曾经被人污蔑为只会“杀人放火”的“赤匪”，中美建交以前的美国官方就是如此。三十五年前，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特派代表，赴美参加联合国的有关会议，有的美国报刊连我的服装甚至面颊上的枪伤，都要加以歪曲和攻击一番。我从来不认为那是美国人民的态度，只有从斯诺到索尔兹伯里这样善良正直的朋友，才能真正代表美国人民。《西行漫记》和《长征》生动地证明了他们的思想感情，与中国人民是相通和一致的。《长征》中写道：“长征是一部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整整一代人”。作家又把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新长征——四化建设与历史上的长征联系起来，他说：“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以长征精神激励着的十亿人民，正在“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正因此，作家不是一般地甚至冷漠地叙述一些老故事，而是对长征这一“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进行历史的探索、分析和反思。作家通过对长征中一段段史实和一个个人物的描述，展示了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信念、意志和品德。这作为一种可贵的精神力量，是不受时代、环境和国度限制的，它可以也应该成为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作家之决心写出这样一部作品，也正是这一精神在他自己身上的体现。

当然，正如长征中有过胜利和欢乐，更有过失败和痛苦一样，红军和共产党内也不个个都是圣徒，即使是英雄人物，也可能有着某种性格或意念上的弱点，其思想言行也会有所失误。《长征》一书没有隐讳我们的某些“阴暗面”，有时还写得相当尖锐。但是作家不是象某些人那样，别有用心甚至幸灾乐祸地渲染夸大这些问题，而是怀着惋惜谅解的心情，来冷静客观地陈述历史往事，以图使人从中获得某种教训和启示。所以他对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不是一味美化以至神化他们，对于蒋介石和张国焘等“反面人物”，也并无丑化和攻击之处，而是通过这些人的活动及其作用，让人们自己对其作出评价。毋庸讳言，作家作为一个美国人，来陈述一个逝去时代和陌生国家的历史往事，从观点，材料到写作上，不可能都是准确和正确的，但是造成这些缺点和差错，并非有意，更无恶意，因而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

我有幸与索尔兹伯里同年出生，如果将我们的一生比作长征，我们都已走过“雪山、草地”甚至是“腊子口、六盘山”了。但是索尔兹伯里及其作品给予我的印象，似乎还正处于“金沙江、大渡河”阶段，其探求和奋斗精神尤其如此。特别是他以七十五岁高龄，胸内还带着心脏起搏器，竟和当年的红军指战员一样，也从江西一直“走”到陕北，虽然有着吉普车等交通工具代步，但其艰辛劳苦的程度是可以想见的。正如作家在《长征》自序中所说：“这在１９３４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今天仍然如此。”但是他为了“能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描绘出长征中的战斗和艰难困苦”，不仅以长征的精神，更以长征的实际行动，完成了同样堪称为奇迹的《长征》史诗。他的这种决心和勇气值得赞佩，他在采访中的认真细致精神，更值得我们参考学习。就在他那次访问我时，忽然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问题——李德的面部肤色如何？我说他是欧洲白色人种，面色自然是白的。作家又问：“那么他有没有发红的时候？”我说那自然也会有的。他马上又问道：“在遵义会议上红过没有？”我说红过。他紧接着追问道：“你能不能说说，他在什么情况下发红，又在什么情况下发白？”我想了想道：“在我的印象中，博古发言的时候，他有些脸红；到毛泽东发言时，他又转而发白了。”作家一听就高兴地说：“好，有了这个细节，就把李德当时的心理状态反映出来了！”现在我们在《长征》中果然读到了这个生动细节。

索尔兹伯里曾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同样，他作为写出长征故事的人，也正以自己的作品使人们认识到，长征精神曾如何鼓舞、激励人们去发挥威力和创造奇迹。

来源：《人民日报》1986年6月9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