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尚昆談在中央辦公廳二十年

1996年9月至1997年3月，楊尚昆請中央辦公廳的一些老同志到他的住地小翔鳳胡同5號共憶往事，8次談他主持中央辦公廳工作的20年。談話基本是座談形式，楊尚昆娓娓道來，中間不時有人或插話或提問，氣氛十分活躍。

　　本文主要記錄楊尚昆談建國后他在中央辦公廳的往事。楊尚昆談建國前他在中央辦公廳的往事，已收入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回憶錄》第11章至第14章，從略。

　　“功勞不能記在我一個人頭上”

　　楊尚昆說，1945年秋抗日戰爭勝利后，直到1965年秋“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夕，中央把我放在中央辦公廳主任這個位置上，整整20年。中央辦公廳的工作包羅萬象，但最初機構和制度並不健全，能應付下來，同20年來自身建設做了一些工作是分不開的。

　　20年，可以分為兩段，建國前（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一段，共4年時間，這中間包括從延安撤到三交，又從三交轉移到西柏坡，最后來到北平。在三交時，我被任命為中央后方委員會副書記，協助葉劍英統籌后方工作，辦公廳的工作融入后委。建國后（1949年10月至1965年11月）一段，共16年時間，這一段同前一段主要是圍繞打仗、為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服務不同，工作范圍越來越廣，工作量越來越大，真正是個不管部。我常說一年四季忙到頭，到年終總結時又說不出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取得了什麼成績。你們都是在中辦工作多年的，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體會？

　　中央辦公廳本身的工作無非是三大塊。秘書性工作這一塊最大，包括文書處理、機要保密、檔案管理、會議組織等等，后來還增加了信訪工作，總之，包羅萬象。此外就是生活服務工作和安全警衛工作。

　　中央辦公廳的工作雖然包羅萬象，但是最初機構並不健全，原來隻有三處一科，就是以曾三為處長的秘書處，以李質忠為處長的機要處和以鄧潔為處長的行政處，此外，還有一個以賴祖烈為科長的特別會計科。那時中央的警衛工作由中央警衛團負責，直屬中央軍委，不歸中央辦公廳領導。

　　在西柏坡時，制度也同樣不健全。比如，葉子龍是毛澤東的秘書，如果毛澤東起草了一份電報，葉子龍就把這份電報揣在他的口袋裡跑到少奇、恩來、朱老總和弼時幾位書記那裡請他們當面過目，最后交給李質忠發出去就完了。不像后來我們建立的文件傳閱制度，一份文件什麼時間傳到誰手裡，誰閱后有什麼批示，清清楚楚。文件傳閱的記錄，本身就是一份很重要的檔案。

　　你說在這些方面20年中有什麼建設沒有？有一些。這主要是下面同志兢兢業業、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功勞不能記到我一個人的頭上。至於我自己，隻能說橫豎在這裡20年，辦公廳的工作沒有出大的問題就是了。

　　中央辦公廳從正式成立開始，就非常重視檔案工作建設。在延安時，中辦的正式名稱是中央書記處辦公廳。1948年5月，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中央前委、工委合並，后委撤銷，周恩來召開會議，宣布成立中共中央辦公廳，我為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仍兼中央軍委秘書長。我記得在那次會議上，周恩來提出一個問題考我們，讓在座的人回答，他說，你們辦公廳保管的黨的歷史文件為什麼叫檔案？檔案的“檔”字偏旁為什麼是個“木”字？當時誰也回答不出，我也答不出。周恩來就給我們講，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重視檔案工作，從商朝起就有了甲骨文檔案，后來才有了用竹片或木片記事的檔案，不過那時還沒有“檔案”這個詞。“檔案”一詞最早出現於清朝康熙年間，從字面理解，“檔”字的原義是木櫃上的橫木框格，引申為存放文書的閣架﹔“案”就是繕寫文書的桌子，處理一項公務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文書也叫一案，“檔案”就是把處理公務形成的文書經過整理保存備查的案卷。在中央辦公廳成立的大會上，周恩來首先提出檔案問題，說明他對檔案工作的高度重視。后來正是在他的領導下，經過曾三、裴桐他們積極工作，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正式開館，同時明確規定黨政檔案統一管理。這是黨的一項重大建設，功勞不能記在我一個人的頭上。

　　“后樓”，是中辦直屬各組的習慣簡稱，組建十年中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充分肯定。因為這幾個組都在居仁堂后樓辦公而得名。談到“后樓”就要從它的前身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說起。第一辦公室是黨在全國執掌政權以后，第一次在中央辦公廳下設立的直接為中央服務的調查研究、文件起草的秘書性工作機構。1952年是我國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最后一年，國家即將轉入有計劃經濟建設，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正在醞釀制定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黨中央的工作日益繁重。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提出加強黨中央辦事機構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多次同安子文和我商談，提出在中央辦公廳內設立一個機構作為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中的參謀、助手。劉少奇強調，要選調一批政治上強，有一定實際工作經驗，能在機關坐得住的同志到中辦來，不怕坐冷板凳，方針是“長期准備，一旦備詢”，不急於表現一時一事的工作成果。根據這個精神，由各大區推薦一批政策水平較高，思想敏銳，又能夠長期在機關坐下來的地委以上優秀干部，作中央的參謀、助手。這樣，由我兼主任的隻有十幾個人的第一辦公室成立了。1955年初，隨著大行政區撤銷，為了加強中央辦事機構，書記處決定成立四個辦公室，中央辦公廳第一辦公室原來的任務不變，人員略加充實升格為中央書記處第一辦公室，仍由我兼主任。八大以后新的中央書記處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辦事機構，與八大前的中央書記處性質不同，這就必須對原有的辦事機構進行調整，改為在中央辦公廳內設立幾個精干的小組，為新的中央書記處服務。1956年黨的八大以后，居仁堂是中央書記處和“后樓”辦公的地方。居仁堂由前、后兩座兩層樓組成。前樓下面一層中間是一個大廳，大廳東側是我的辦公室，西側是會議室，中央書記處會議就在這裡召開﹔上面一層分別是幾位書記的辦公室和李頡伯（后來是龔子榮）的辦公室。居仁堂后樓就分配給中辦直屬各組使用。1964年居仁堂作為危房拆除，我、龔子榮，還有翻譯組搬到甲樓辦公，“后樓”其他各組搬到丙樓辦公，但習慣仍稱“后樓”。1965年我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當時汪東興和中辦的幾位副主任都在下面蹲點搞“四清”，隻留李質忠一人在機關主持日常工作，“后樓”暫由彭真代管。“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后樓”就給撤銷了。說到底，這個機構是在毛澤東和少奇同志的關懷下成立的，不能把功勞挂在我一個人頭上。

　　秘書室的建立算是一個創舉。1949年進城以后，毛澤東的舊誼要求解決各種問題的來信很多﹔向中央表達致敬的來信也日益增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決定成立一個專門處理人民來信的機構，就是秘書室（信訪局的前身）。對此，當時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見，但是，歷史証明，成立這個機構是完全必要的。

　　我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以后，中央也沒有給我配備副手，直到1955年，我向中央建議並經中央批准，任命曾三、鄧典桃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這是中辦第一次有了副職。建國前不算了，建國以后，我繼續當了六年的光杆司令。

　　“中央讓我干什麼就干什麼”

　　楊尚昆說，如果說我在建國前這一段主要是搬了幾次家，那麼，我在建國以后基本上就是起個“聽用”的作用。打麻將不是有一張可以當作任意一種牌使用的“聽用”嗎？辦公廳主任的工作也是“聽用”，黨需要你干什麼就干什麼。當然，建國前我的工作也是“聽用”，不過那時辦公廳的工作相對單純多了。

　　1949年初，中央已經考慮中央機關遷往北平問題，此后，准備最后一次大搬家就成為我的工作重點之一。由於中央要我在3月24日先於中央書記處同志到達北平，因此，3月20日成立了由曾三、鄧典桃、鄧潔、廖志高、方志純五人組成的轉移委員會，負責做好轉移期間的后方善后工作。中央機關進駐香山后，我就幾次提出解除我的軍委秘書長職務，后來周恩來告訴我暫時一切照舊，軍委秘書長職務不解除，中央副秘書長職務也仍然要兼，辦事以中央辦公廳主任名義行使職權（建國以后，中央軍委辦公廳成立，不再設秘書長一職，我的軍委秘書長職務自動解除）。所以，我的工作，哪些屬於辦公廳職能范圍內的，哪些超出辦公廳職能范圍的說不清楚。那時真是一天忙到晚，經常要忙到次日凌晨兩、三點才能休息。一般地說，白天根本沒有時間處理辦公廳內部事務。找中辦干部談話、交辦事項，除緊急工作外，大多安排在晚上。下面干部找我也習慣在晚上來，因為是晚上，就不必事先約定時間，他們往往在九、十點鐘的時候就自動來了，有時來的人多了，要一批一批地談，等候的人就在秘書值班室擺龍門陣。都談完了，他們走了，我還要處理當日的文電直到深夜，再打電話問問高智那裡、童小鵬那裡還有什麼事沒有，他們說沒事了，我就可以放心地回萬字廊休息去了。

　　黨的八大以后，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我分工聯系中監委、全總黨組、團中央、全國婦聯黨組和調查部。

　　前幾天，羅青長來看我，說他們正在收集整理歷史資料，發現和我有關的材料不少。他說那時中央決定由我領導李克農的工作。我說是聯系不是領導。他說調查部歸楊尚昆領導，中央是下過文件的。中央下過什麼文件我記不起來了，我隻記得有這麼幾件事：從在三交（中后委）時起，我同李克農在工作上的聯系就比較密切，直到進城。1950年5月，李克農因病住院，經周恩來報告毛澤東同意，他那裡的日常工作，由鄒大鵬主持，重大問題請示聶榮臻代總參謀長和我。1955年2月，羅青長等同志找我，反映軍委聯絡部的同志們都願意回到黨的系統來。隨后我和李克農商量，他也贊成這個意見，並建議在黨的系統內單獨成立一個部，可名為調查研究部。3月初，在劉少奇主持的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同意李克農的意見，決定成立中央調查部，李克農任部長。原軍委聯絡部成建制轉移到黨中央系統，日常工作由我與李克農聯系，重大問題請示鄧小平。這以后，我先后以中央副秘書長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身份聯系中央調查部。那時李克農身體不太好，主持調查部日常工作的幾位副部長孔原、鄒大鵬、羅青長，后來還有馮鉉都經常到我那裡談工作。

　　國家領導人出訪的安全保障，主要依靠公安部和調查部，我的任務是組織、協調各方面力量，督促檢查，確保萬無一失。五六十年代，我國領導人出訪不多，但是當時國際環境惡劣，敵情十分復雜，一遇有領導人出訪，我們的工作就成倍增加，忙得真可謂宵衣旰食。最緊張的情況有兩次：一次是1955年4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事先我們得到蔣特擬加害周恩來的情報，為此，我們已經採取了某些措施。不幸的是，4月11日，我國向印度租用的克什米爾公主號專機在香港被蔣特秘密安裝了炸彈，飛至加裡曼丹島上空時爆炸失事，乘坐這架飛機的中國代表團工作人員和記者石志昂等8同志壯烈殉職。這一事件發生后，如何確保周恩來一行的絕對安全，圓滿完成原定任務﹔還要考慮如何通過外交途徑同印、英當局進行交涉，要求他們徹底查明情況，嚴懲凶犯。內外兩條戰線，實在忙得不亦樂乎。直到4月29日，周恩來從印尼返抵昆明，我才稍稍鬆了一口氣。另一次是1963年4月，劉少奇、陳毅出訪印尼、緬甸、柬埔寨和越南。這一次，主要是柬埔寨敵情復雜。根據我駐柬大使陳叔亮報告的嚴重情況，我們本來已建議劉、陳推遲訪柬，4月23日正在緬甸的劉、陳也回電同意推遲訪柬。與此同時，我們請陳叔亮大使會見柬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向他通報了我們掌握的敵情，希望他採取有力措施，並轉達了劉、陳推遲訪柬的意向。4月24日，陳叔亮報來會見西哈努克的情況，西哈努克允諾採取必要措施。在形勢變得對我們有利的情況下，當即以周恩來、彭真、我和孔原的名義致電劉少奇、陳毅，提出不定期地推遲對柬訪問，政治上不利，在柬方正在對安全問題採取必要措施的情況下，我們擬向西哈努克提出：一、仍按原計劃訪柬﹔二、縮小或取消群眾場面﹔三、減少或取消外地的訪問，以便兩國元首能更多地交換意見﹔四、提前訪問日期。4月25日，我同孔原再次致電劉、陳，告毛澤東認為訪柬仍應按原計劃進行﹔並告周恩來決定派熟悉柬情況的前駐柬大使王幼平以我外交部顧問名義，作為劉、陳訪柬的隨員，先去金邊，指揮我使館與柬方落實安全保衛工作。4月29日，得悉敵特陰謀在柬加害我領導人一案（代號“湘江案”）已大體偵破，形勢進一步好轉。5月1日至5日，劉少奇、陳毅勝利地訪問了柬埔寨。

　　在工作中我同李克農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61年1月，他的夫人趙瑛去世，我出席追悼會並致悼詞。同年7月，我去看望病中的他，他對我談了很多問題。大約半個月以后，他給我寫信，建議由他主編一部《黨的特科斗爭史》。他在信中說，我因病休養已近四年，最近醫生已同意我逐步進入工作。現將我擬做的工作報告如下，請你和安子文部長、羅瑞卿總長二同志商決批准。信中說，他擬將黨中央特別委員會（特科）斗爭歷史，盡可能加以搜集，匯編成冊，以利於中組部和軍委參考，同時也可以讓過去在斗爭中的無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歸，幼有所寄，鰥寡孤獨，各得其所。這個建議得到了中央的批准。盡管那時他疾病纏身，仍不知疲倦地堅持工作。1962年1月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他勉強參加到閉幕的前一天（2月6日），實在無法堅持下去了，三天以后，2月9日，他走了。遺憾的是，那時我也病倒了，竟沒能見上最后一面。至今我還珍藏著他從開城、日內瓦給我的來信，作為紀念。

　　有些工作本來是有專業部門歸口的，卻也讓我參與。比如公安工作是毛澤東直接過問的，但是每次開公安工作會議，羅瑞卿總是拉我去講話。如果說，保証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是我份內之事，與公安部保持聯系也屬於題中應有之義，那麼，中蘇兩黨之間的聯系，應歸口中央聯絡部，涉及中蘇兩國之間的問題，應由外交部處理，但那時卻把這項工作放到了中央辦公廳。為此，中央辦公廳成立了一個隻有4個人的翻譯組，由我直接領導。在我的辦公室裡還安裝了一部直通蘇共中央和蘇聯駐華大使館的熱線電話，不管大事小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總是先找我。

　　又比如，1962年，中央決定成立精簡領導小組，讓我當組長。要求精減城市人口2000萬，這本來是勞動部門的事，結果也落在我的頭上。精減城市人口是具體貫徹落實“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的頭等大事，是我們黨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被迫作出的非常決策。

　　還有一件事，1964年中央決定進行全國人口普查，成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讓我當組長。事情是這樣的，隨著精減城市人口2000萬任務的完成，國民經濟調整取得重大成效，為了摸清我國人口狀況，為編制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和十五年設想提供准確數據，距第一次人口普查已經11年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提上議事日程。2月10日，中央決定我為人口普查領導小組組長，周榮鑫、徐子榮為副組長。那時進行人口普查，沒有現代化手段，普查項目也比較簡單，主要依托公安部門的戶籍管理力量進行。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工作，取得了1964年7 月1日的人口數據：全國（不包括港、澳、台）人口為6.9458億人，比第一次人口普查時的6.0193億人增加了近1億人。但是在普查中發現，1960年底全國人口為6.6207億人，比1959年底減少約1000萬人，自然增長率為-4.57‰，其中縣以下自然增長率為-9.23‰。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人口負增長。盡管當時統計手段落后，統計數據不可能十分准確，但卻大體上反映了那時部分農村由於各種原因發生的非正常死亡現象，是一個很值得重視的情況。人口普查各項數據匯總后，我們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淡淡一笑說，我從來不相信你們的那些統計數字。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就這樣結束了。

　　總之，中央讓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是個“聽用”。“聽用”起什麼作用？我想大概起個甘草作用。甘草是中藥裡使用最廣泛的一種輔藥，一種調和藥，一劑藥裡加上一點甘草，就能使這劑藥更好地發揮療效並減少副作用。過去，我常為一年四季忙到頭，年終卻總結不出幾條成績想不通，現在我體會到，起個甘草作用就是成績。

　　中央辦公廳就是為中央服務

　　楊尚昆說，歸根到底中央辦公廳就是為中央服務，保証中央工作正常運轉。同時，它承上啟下，起一個中間環節的作用。

　　那時，地方黨委都要求中央辦公廳有一個統一指揮，希望中央辦公廳對省、市、自治區黨委辦公廳實行垂直領導。我無論如何不同意這個意見。我說辦公廳不能像別的部門一樣自成系統，我們上下沒有什麼領導關系。中辦是中央的辦事機構，是為中央服務的，你們是你們黨委的辦事機構，是為你們黨委服務的。你們如何工作要受你們黨委的領導，你們黨委要你們怎麼辦就怎麼辦。當然，中央召開有各地負責同志參加的會議時，我也常常找隨同來京的各地秘書長、辦公廳主任座談，溝通情況。

　　我認為，既然辦公廳是服務機構，就無權向下面發政策性文件。后來，“四清”運動中，少奇同志為了及時指導運動，常常要批轉一些材料供各地、各部門參考。按照規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印發，要經過中央常委傳閱同意，為了不過多地打擾各常委和爭取時間，少奇同志就提出一個變通辦法，用《中央辦公廳文件》形式發出，從此開創了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文的先例，這種做法一直沿襲至今。

　　那時佔用我很大精力的有這麼幾件事：一是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聯系，就是所謂“通氣”。國際、國內發生了什麼重大情況，對某一問題中央有些什麼考慮，地方同志有些什麼想法，都要由我同各省、市、自治區的同志一一通話。五六十年代的通信手段十分落后，接通一個電話要很長時間，而且聲音也不清晰。遇有“通氣”任務，一般是每天提出一批省、市名單，讓中南海總機長途台去接，長途台根據線路情況，哪個省、市先接通就同哪個省、市先講。二十幾個省、市、自治區打一遍，要用兩三天時間。地方同志也常常打電話來，向我摸中央的“氣候”。二是協調同條條、塊塊之間的關系。比如一個部門送來請求中央批復的報告，報告中提出的意見成熟不成熟，如果需要提交中央會議討論，還要作哪些進一步的准備﹔涉及幾個部門或地區的問題，還要再聽聽有關部門和地區的意見。三是做人的思想工作，特別是特殊人物的工作，大多是毛澤東親自交辦的。比如王明，廬山會議后還有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這些受錯誤批判的同志。毛澤東要我同他們本人保持經常的聯系﹔彭德懷的夫人浦安修、張聞天的夫人劉英也經常找我談話，一談往往幾個鐘頭。

　　在中央辦公廳的崗位上，我有幸結識了越南人民的領袖胡志明並同他建立了特殊的友誼。在我面前，胡志明是一位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長者。他到中國來，我常常去他下榻的地方看他，他也常到我的辦公室來看我。他來時經常是單身一人，不帶一個隨員。同他談話，似乎是在拉家常，無拘無束。他有什麼要我辦的事，都直截了當地提出來。比如有一年年末，他送來一包由他親筆簽名的新年賀卡，要我分發給我們黨的領導人。按說，這樣的事，他應該通過越南駐華大使館辦，但是他把我當作親密的朋友，這比經過外交途徑分發親切得多。1955年6月，胡志明率越南政府代表團訪華期間，提出要參觀北京新建成的官廳水庫。7月6日，我陪他去了，他很高興。在回來的火車上，他興致勃勃地題詩一首：“尚昆同志雅正：聽說長城萬裡長，頭聯東海尾西疆，幾千百萬勞動者，建筑茲城鎮一方。”胡志明不僅把我看作知心朋友，也把中國同志都視為自己人，有些很具體的事，比如有一次他想到廣東從化溫泉休息幾天，就直接打電報給接待過他的警衛局干部張文健。張文健當然要請示我，我一方面指示張立即趕赴廣東，認真做好接待工作，保証胡志明休息好，一方面把胡志明要來我國休息的情況報告中央。

　　我想，毛澤東把我放在中央辦公廳這個崗位上長達二十年，主要就是因為我同各方面的關系熟，能辦些事情，體現了毛澤東對我的信任。后來他對我越來越不放心，把我看成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絆腳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有一次王震同志告訴我，他曾問過毛澤東，你為什麼不信任楊尚昆了呢？毛澤東回答說，他和彭德懷搞到一起去了。

　　1978年12月，中央決定恢復我的工作，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小平同志建議讓我暫留北京一段時間，協助胡耀邦、姚依林整頓中辦的領導班子，恢復中辦的正常工作秩序，體現了小平同志對我的信任。我完成了這項光榮任務才奔赴廣東。

　　老同志懷念在中辦工作的歲月

　　在楊尚昆談話中間，在座的中辦老同志也不時插話。他們說，回憶五六十年代的中辦，可以概括為兩句話：“工作節奏緊張，政治環境寬鬆﹔工作條件艱苦，生活服務周到。”

　　中南海內的幾個單位，有的是晝夜二十四小時值班，有的經常工作到深夜﹔中南海內無小事，還要隨時准備接受緊急任務，時刻不能懈怠。但是，政治環境十分寬鬆。中央領導同志，特別是周總理、彭老總、楊主任平易近人，上下級之間無拘無束，說錯了話不會抓你的辮子。那時，政治運動不斷，但是在中南海內堅持實事求是，從不制定什麼指標，很少傷害同志。

　　那時，工作條件是艱苦的。閻明復講了一個故事，很能說明問題，他說：“有一次毛澤東接見尤金大使，我做翻譯，因為天氣太熱，連電扇也沒有，大家隻好不停地扇扇子。接見結束時，我順手把毛澤東的扇子當作自己的扇子拿回去了，發覺以后，將錯就錯，把這把扇子作為珍貴文物保存至今。”1954年以后，干部陸續由供給制改為低工資制，此后，除1956年調整過一次工資（調整面為40%）外，隻有十八級以下干部在1962年調過一次工資（調整面也是40%）。十七級以上干部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1979年，在長達23年的時間裡不但沒有調整過工資，反而在三年困難時期為了表示與群眾同甘共苦，還象征性地降低了一點。在生活服務方面，卻非常周到。楊尚昆經常找鄧典桃、羅道讓等管后勤的同志研究在可能的范圍內改善機關生活和活躍文體活動問題。那時中南海西樓每星期三、六都放映電影，票價兩角，不分中央領導人和一般同志，看電影一律憑票入場。在中南海，夏天可以劃船，警衛局行政處根據各單位大小分配數量不等的船隻，並發給與船隻編號相應的牌子作為登船憑証，每天晚飯后提供服務﹔冬天晚間開放冰場，備有各號冰鞋，免費使用。

　　中辦老同志們非常懷念在中辦工作的歲月，覺得那時在中央領導同志身邊工作，既學到了黨的優良作風，也學到了領導同志的工作方法，得到極大鍛煉，心情舒暢，終生難忘。

　　（摘自《百年潮》雜志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