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正確指導及理論上和實踐中的偏差

　　建國三十多年來，我們在搞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上的經驗教訓是很多的。“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要搞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第11頁）。如同在民主革命時期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一樣，在中國如何搞社會主義，黨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認識和實踐過程。對建國頭七年走過的路，作一次再認識，對提高我們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的自覺性是有益的。

　　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特殊歷史條件

　　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從研究資本主義內在矛盾運動的規律中得出的科學結論。對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從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出發，曾經預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又說：“一旦社會佔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2頁、第3卷第441頁）但是，馬克思、恩格斯從來認為，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列寧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不久，就曾指出：“由於歷史過程的曲折而不得不開始社會主義革命的那個國家愈落后，它由舊的資本主義關系過渡到社會主義關系就愈困難。”（《列寧全集》第27卷第77頁）因此，列寧在提出殖民地和落后國家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經過一定的革命階段而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強調，“要求把共產主義的基本原則（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運用到各民族、各民族國家的不同情況時，在細節上把這些原則正確地加以改變，使之正確地適應和應用於這種情況。”（同上，第31卷第73-74頁）

　　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密切地結合起來，是中國共產黨一貫的思想原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在全國范圍取得勝利的前夕，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就及時地指出，深刻地認清中國的國情，是正確制定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戰略、策略的出發點。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說：“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范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佔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佔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的進一步的明確的認識和解決，是我黨當前的重要任務。”（《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1431頁）

　　現代性的工業佔國民經濟的10%，農業和手工業佔90%。這個簡單的比例數字向我們表明：舊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不僅與歐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比，就是與資本主義發展比較落后的俄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東歐各國相比，也是遠遠落后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俄國的工業總產值為世界的第五位、歐洲的第四位。1913年，俄國的工業總產值佔工農業總產值的42.1%，農業佔57.9%﹔重工業產值佔工業總產值的42.9%，輕工業佔57.1%。1933年到1937年，匈牙利的平均工業產值，佔工農業總產值的38%。羅馬尼亞的工業，1942年佔工農業總產值的30%以上。比較更為落后的保加利亞，1942年也佔20%。與以上國家的情況相比，舊中國工業的落后程度可略見一斑。

　　我國這10%的工業當中，重工業不到30%，輕工業佔全部工業的70%以上。在重工業內部，又是門類殘缺不全，互不協調，多數是採礦業，或生產初級原料的工廠，除一些從事修理和裝配的工廠外，沒有自己獨立的機器制造業。因此，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以1933年的中國產量與1913年的俄國產量相比，煤為俄國的97%，電力為57%，石油為1%，生鐵為14%，鋼為0.5%，機器制造業為4.6%，紗錠為59%。

　　從主要工業品的人均佔有量來看，全國解放前最高年產量--鋼為92.3萬噸，原煤6,188萬噸，石油32萬噸，電60億度。按1949年全國人口54167萬人計算，人均鋼1.7公斤，原煤141.1公斤，石油0.6公斤，電11度。而1937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鋼已分別達到人均159公斤和43公斤，煤人均1,156公斤和1,054公斤，電285度和106度。都大大高於我國。

　　以上說明，俄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東歐各國，不僅工業比重比舊中國大得多，而且它們的重工業也都已具有相當的規模和基礎。而舊中國則基本上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人民的衣食住行所依靠的基本上還是傳統的農業和手工業。

　　由於工業落后，舊中國的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工具基本上還是幾千年來祖傳的手工工具，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基本上是一種自給半自給的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極不發展。由於工業落后，現代交通工具和通信設備極其缺乏，整個社會處於地區隔絕的封閉半封閉狀態，信息極不靈通。由於工業落后，經濟不發達，科學、文化、醫療衛生事業也極不發展，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極差。

　　由此可見，要在資本主義經濟沒有得到正常發展，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的中國建立社會主義，不能不遇到比蘇聯和東歐各國更為特殊的困難。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如同在中國實行民主革命那樣，繼續進行創造性的探索。

　　七屆二中全會及建國初期的戰略構想

　　在中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這個問題說到底，就是中國工人階級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后，是否應該立即消滅資本主義，以及採取什麼步驟消滅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問題。

　　關於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結局，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明確說過，在政治上，建立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既不同於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共和國，又不同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過渡形式，但又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在經濟上，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毛澤東說：“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后的緣故。”（《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671頁）在中國，“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同上，第1061頁）。因此，隻有經過新民主主義，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關於由新民主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前后進一步具體化了。

　　1948年9月，張聞天在為中共中央東北局起草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中提出，東北經濟，基本上由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小商品經濟五種經濟成分構成。《提綱》認為，由於國營經濟的力量還很有限，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內也是必要的。在生產與交換上都有其一定的積極意義。由於無產階級在國家機構中政治與經濟力量的強大，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也是不可怕的。因此，決不可以過早地採取限制現時還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辦法。區別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有利、無利還是有害於國計民生，就是我們對於私人資本鼓勵與限制、聯合與斗爭的標准。《提綱》提出，黨在經濟政策上的領導路線應該是：“以發展國營經濟為主體，普遍地發展並緊緊地依靠群眾的合作社經濟，扶助與改造小商品經濟，容許與鼓勵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防止與反對商品的資本主義經濟所固有的投機性與破壞性，禁止與打擊一切有害於國計民生的投機操縱的經營。”（《張聞天選集》第415-416頁）以使我國能夠順利地發展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加強新民主主義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並為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開辟道路，“以便將來能夠順利地不流血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同上，第416頁）。這個《提綱》，得到了黨中央的充分肯定，其中的重要思想，為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吸收。

　　七屆二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報告通過的決議，對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政治構成和經濟構成作了更加完整、更加全面的闡述。在政治方面，決議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就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不能鞏固。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去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和我們合作的小資產階級和自由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在革命時期使反革命勢力陷於孤立，徹底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決議強調：我黨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在經濟方面，決議對五種經濟成分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分析。明確規定，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一切不是於國民經濟有害而是於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容許其存在及發展。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及發展，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及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泛濫的，也不是如同東歐各人民民主國家那樣被限制和縮小得非常大，而是中國型的。即允許它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劃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余地。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如果認為我們現在不要限制資本主義，這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但是反過來，如果認為應當對私人資本主義限制得太大太死，或者認為簡直可以很快地消滅私人資本，很快地進入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就是“左”傾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觀點。決議指出，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是我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基本保証。

　　可見，從中共中央東北局提出的《關於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基本方針的提綱》，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明確勾畫了我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提出了經過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根本方針。但對如何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具體途徑，還有待在實踐中進行探索。

　　如何建立社會主義呢？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心目中的樣板就是蘇聯，中國也要像蘇聯一樣，實現國家工業化、私營企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周恩來說：“什麼叫做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就是取消了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歸國家所有了，就是農業、手工業集體化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05頁）對在我國如何實現這個目標，黨中央領導人在闡述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報告、講話中，大體上反映了這樣一個設想，即通過十至十五年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逐步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增加國民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然后進一步實現私營企業國有化，國家在有能力向農民提供農業機械時再實行農業集體化。

　　經過十至十五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然后進入社會主義的設想，在1951年2月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得到了一致的肯定並寫進了決議。決議強調：“'三年准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的思想，要使省市級以上干部都明白。”對此，劉少奇在同年5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有過具體解釋。他說：“在三年准備（還有十六個月）之后，我們來一個十年經濟計劃。到十年以后，新中國的面貌就要改變，那時我們將不但有強大的農業，而且有我們自己強大的工業，使中國變成一個富足的國家。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現在不能提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什麼時候搞呀？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復這個問題。十年之后，就可以採取某一些社會主義的步驟﹔也可能十年之后，還不能採取這種步驟，還要等幾年。”

　　關於我國實現國家工業化，私營企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的具體道路，當時設想的大概輪廓是：國家工業化，在和平條件下，要先發展農業、輕工業，再以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私營企業國有化，可以走和平轉變的道路。農業集體化的進程，基本指導思想是在有條件實現農業機械化以后，實現農業集體化﹔在引導個體農民走合作化道路的過程中，要以供銷合作社為主要組織形式，由供銷合作推動生產合作。

　　總之，用大約十至十五年左右的時間，發展我國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進行國家的工業化建設，擴大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使有益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有一個發展﹔通過供銷合作社把個體小商品經濟同國營經濟結合起來﹔在國家工業化以后，再實行私人資本主義企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使我國穩步地由新民主主義進入社會主義。這就是建國前后黨中央關於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戰略構想的基本內容。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盡管我們黨對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的認識不得不受到蘇聯這個社會主義模式的影響，但是，黨中央這個戰略構想，整個來說基本上是從舊中國經濟文化極其落后這個特殊條件出發的，是為探索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邁出的極其可貴的第一步。

　　過渡時期總路線是這一戰略構想的發展

　　隨著全國范圍土地改革的完成和國民經濟的恢復，國家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同農民個體小商品經濟提供的有限商品之間的矛盾﹔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同私人資本主義的盲目性之間的矛盾，逐漸突出了起來。黨在總結國民經濟恢復工作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對原來在完成國家工業化之后再實行農業集體化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構想作了改變，提出了在實行國家工業化的同時，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不同形式，實行逐步改造的戰略決策。

　　根據山西、東北等地的經驗，1951年12月，黨中央提出的《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肯定了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認為它有很重要的積極意義，是個體私有制走向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富有生命力的、有前途的過渡形式。因為農民在土地改革基礎上發揚起來的生產積極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另一方面是勞動互助的積極性。黨中央認為，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恰恰有利於發揮這兩種積極性，因此，它能被廣大農民接受，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黨中央要求根據自願互利的原則，穩步前進的方針，逐步引導個體農民走上合作化道路。同時明確指出，根據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條件，農民個體經濟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將是大量存在的。黨對富農經濟的政策，是限制而不是消滅。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那種主張在農村中取消雇佣自由、借貸自由與貿易自由，企圖完全排除富農發展的可能性，這在今天對發展生產也是不利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對於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七屆二中全會規定了利用和限制的政策。根據二中全會的精神，《共同綱領》還規定：“國家資本與私人資本合作的經濟為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在必要和可能的條件下，應鼓勵私人資本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但當時還沒有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把私營企業改造為社會主義企業的明確認識。在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在貫徹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和限制的過程中，為幫助私營企業克服困難，恢復生產，國家採取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以及公私合營等多種形式，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國家資本主義政策的內容。當時，雖然陳雲就曾指出：“這是逐步消滅無政府狀態的手段。通過這種辦法，把他們夾到社會主義。”（《陳雲文選〔1949-1956〕》第93頁）但就整個來說，這些國家資本主義，當時主要是作為維持私營工業生產的手段，還沒有明確形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指導思想。1953年5月，中央統戰部組織的包括國家計委和工商管理局參加的調查組，向中央寫了《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總結了三年多來對資本主義工業實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分析了國家資本主義各種形式的性質和作用，向中央提出了加強黨的統一領導，積極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尤其是公私合營這種高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並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的重要建議。報告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利用和限制資本主義的主要形式，是將私營工業納入國家計劃的主要形式，而“公私合營是最有利於將私有企業改造和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形式”（李維漢：《統一戰線問題與民族問題》第51頁）。這些私營工業國家資本主義化的過程，從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向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發展的過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產關系和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過程，“到了高級的公私合營，就與社會主義接近了”。報告還指出，國家資本主義也是團結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主要環節”，是我們“同資產階級進行統一戰線工作的主要環節”（同上，第54、63頁）。黨中央非常重視這個報告，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同意報告提出的建議，決定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對資本主義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黨在實踐中找到了以土地入股為特點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公私合營這兩個重要的過渡形式以后，分別明確了對個體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採取逐步改造的戰略步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從1952年9月以后反復醞釀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思想也進一步成熟起來。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了比較完整的概括，他說：“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81頁）這是對經過十至十五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先建立國家工業化，然后再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戰略構想的發展。它使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特別是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有機結合了起來。使十五年左右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的藍圖，更加清晰，更加現實了。

　　社會主義的初步成就及理論上和實踐中的偏差

　　在黨的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正確理論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導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1956年已基本完成，我國的國民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國已從過渡時期的多種經濟成分構成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轉變為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人剝削人的制度基本上已經被消滅。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開始得到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的初步確立，“一五”計劃建設取得的重大的成就，對改變我國經濟落后面貌，奠定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初步基礎具有重要意義。

　　值得指出的是，我們在取得社會主義初步成就的同時，在若干理論問題上和實踐中也出現過偏差：

　　第一，黨制定的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的根本戰略方針--針--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方針是正確的。但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理解上存在誤解。主要表現是，把社會主義簡單地看成是國家工業化加生產資料公有制--私營企業國有化、農業集體化。而對這樣兩個方面，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又更多地強調了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黨中央批准的《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明確指出：“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八〕第45頁）這表明，黨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已經反映出把社會主義社會誤解成就是建立一個清一色的公有制社會。

　　第二，黨在制訂對農民的個體私有制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政策時，曾正確地指出農民在土地改革以后表現出了兩種生產積極性：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和互助合作的積極性。但在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實踐中，黨內對農民這兩個方面的生產積極性又出現了錯誤的判斷和估計。即：一方面把農民的個體經濟積極性和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等同起來，看成是資本主義在農村的現實危險。早在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就把農村經濟在初步恢復和發展以后，農民不滿足原有的勞動互助的組織形式和內容，要求單干和致富，簡單地看成是自發資本主義傾向。1953年，毛澤東在《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中，對中央農村工作部為穩定個體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出的一些正確的政策措施作了尖銳的批評，認為是有利於富農和富裕中農的資產階級觀念。1955年，更把土地改革以后，已經受到了極大限制，一般來說已經處於下降態勢的富農經濟作了夸大，認為“在最近幾年中間，農村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為富農”，因而，急於要使“資本主義絕種，小生產也絕種”。（《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187、198頁）另一方面，又夸大了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過高地估計了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認為中國的農民是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批評黨內認為農業合作化隻能穩步前進的同志，看不到“群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認為作為小私有者的農民，可以無條件地擁護社會主義公有化。由於對農民的兩種生產積極性作了錯誤的判斷，沒有看到，在我國的具體經濟條件下農民個體生產的積極性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是發展生產的一種動力，誤以為農業合作化的速度搞得越快越好，似乎這是符合農民要求的。當農民不願意接受這種脫離實際的做法，而希望有一點小自由及謀一點小家庭的利益的時候，就認為這是小生產者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給予批判和打擊。

　　第三，黨確定把個體農民逐步引導到社會主義，這個總的方針是正確的，但對農業生產合作社這種組織形式的增產能力作了片面的估計。在1954年到1955年的黨內報告和文件中，一般都認為：“現有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其初建的一、二年，一般可增產20-30%，往后還可每年保持一定的增產比例，比互助組高，比小農經濟的增產率更高出很多。”（《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第249頁）由於誤認為即使技術條件沒有任何改進，隻要實行集體所有制和簡單的協作勞動，就一定優越於個體經濟，所以，在農業合作化運動過程中就出現越快越好的傾向，期望以此解決農業發展速度趕不上國家工業化需要之間的矛盾。事實上，合作社的集體農業經濟，雖確有可以避免兩極分化，可以發展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可以依靠集體的力量抵御災荒等等好處，但這種過分的集中經營、集中勞動和統一分配的制度又必然影響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和個人物質利益，出現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弊病，從而極大地影響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阻礙生產力發展。經驗証明，隻有同時有利於發揮個人生產積極性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才能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到發揮。

　　第四，由於對農民的兩種生產積極性作了錯誤的判斷，由於把生產條件基本上沒有改變的情況下創立的公有制看成絕對優越於個體經濟，因此，就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把本來應該繼續貫徹執行的新民主主義政策，同向社會主義轉變絕對對立起來。錯誤地批評了“要照顧個體農民的積極性”﹔“尊重農民的土地財產所有權，保護農民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在逐步由限制富農剝削到最后消滅富農剝削的過程中，仍應允許雇佣自由，借貸自由，土地賣買和租佃自由，貿易自由等正確主張和政策措施。這就在實際上否定了黨在農村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正確方針，認為在向社會主義轉變過程中繼續執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就是發展資本主義，擔心農民富裕了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這無疑是這個歷史階段在理論上發生的重大偏差。是造成對個體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要求過急”，“改變過快”的重要原因。

　　把蘇聯看成是社會主義的固有模式，誤認為建立社會主義主要就是建立清一色的公有制，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急於求成，並不只是我國的獨有現象，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執政的各國共產黨都犯過的共同錯誤。這一方面是由於蘇聯的經驗確有可以借鑒之處﹔另一方面也由於工人階級和廣大農民急於擺脫貧困落后狀況的強烈願望和革命時期的一股激情，使執政以后的共產黨人都曾普遍地存在一些不切實際的想法，總想很快建成社會主義。所以，這種失誤是很難完全避免的。在肯定黨對我國建立社會主義正確指導的同時，探討頭七年在理論上和實踐中也出現過若干偏差，絕無貶低這七年取得輝煌成績的意思，其目的全在於使我們能更深刻地理解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關於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戰略決策的正確性。

　　（作者工作單位：國防大學黨史教研室）

( 出處:黨史通訊 出版日期:198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