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四方面軍電台始末
整理者按：1981年11月至12月，曾任紅四方面軍電台負責人、時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的宋侃夫同志，分6次向我講述了他在紅四方面軍的經歷，主要是紅四方面軍電台從建立到消失的過程，其中涉及到我黨和紅四方面軍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和鮮為人知的情況。因此，我覺得這個回憶錄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回憶錄的標題和文中的小標題都是我加的，特此說明。
一、學習無線電
1930年，我在中共上海法南區委工作，大約在四五月份，中央通過江南省委派陳壽昌(后進入蘇區，犧牲)找我談話，要我到中央特科工作，原因是我曾學過點電機專業。我說：“我都丟光了。”他說：“你有基礎，可以邊學邊干嘛。”我是在1925年五卅運動中，參加共青團后又轉黨的。參加革命后一直在地下做青年學生和工人的工作，對於在學校時學過的電機知識都已荒廢了，真是沒有想到，早已丟掉的專業，又要撿回來。既然組織已經決定了，黨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隻好再從頭學起。
和我在一起的還有湘鄂西蘇區派來的兩個年輕同志，我們先在滬東華德路租了一間房子。我的任務是幫助他們學習，負責我們三人的組織生活和衣食住行。不久，陳壽昌派翁瑛(后進入蘇區，叛變)為我們講授無線電和電機工程的一般基礎知識，他還給我們一本無線電課本和英文的袖珍本《業余無線電學》要我們學習。我們從組裝三個電子管的收音機開始，然后四管、五管，同時我們還要學報務，學普通電碼，伍雲甫、王子綱又先后用手鍵教我們收抄練習。那時年輕，手巧眼明，學得非常順利。兩個多月后，我們就可以每分鐘收英文120個字母，阿拉伯數字則可達到80到100個，並曾用我們自己安裝的15瓦功率的發報機，為附近地區我黨的地下電台做試驗性的通報。當第一次叫通時，我們興奮異常。后來和我們聯系的還有吳永康(1937年在西路軍犧牲)，他們在北四川路開了個電器行，我們需要的設備、器材、元件，大多數是他送來的。
為了避免外界的懷疑，不能在一個地方久住。不久，我們搬到滬西小沙溝路和康垴脫路交界的地方，此時湘鄂西蘇區來的兩個年輕同志已經回原地去了，組織上又派來兩個同志，一個是湘鄂贛蘇區來的，姓王(后來發現他常到舞廳去玩，組織上不放心，將他調走了)，一個已經忘記了姓名。有一天，陳壽昌突然闖了進來，他臉色陰沉，神情嚴肅，進門后就從衣袋中掏出一卷鈔票，往桌上一放，對我說：“小宋，現在外面很緊張，除了到街上老虎灶打點開水外，從現在起，不要往外面跑，在小飯鋪包飯吃，讓他們按時給你們送。”又說：“估計要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不可能找你們聯系，翁瑛和伍、王兩位同志也不可能到你們這裡來了，你們自己學吧。”事后我們才知道是特科書記顧順章叛變了。雖然顧不知道我們的地址，但此人很精，對黨中央情況非常熟悉，因此我們要格外小心。兩三個月后，陳壽昌才再來和我們聯系，並對我說：“翁瑛已去中央蘇區。”不久，王子綱也和我們取得了聯系。又不久，中央派樂少華接替陳壽昌領導我們。樂是外行，業務上我們不僅自學，而且還要教別的同志學習。
在小沙溝路住得太久了，我們隻好又搬回原來的地方。這時，那兩個同志也走了，組織上又派來徐以新和我同住。經過觀察了解，我們發現房東是個流氓頭子，拉幫結伙，人員來往更是復雜，同官方也有聯系。他經常到我們的房間串門，我們對他十分戒備警惕，不再搞發報的東西。總之，一切文件以及任何能引起他懷疑的東西都不在家裡存放。我們兩人隻有一把鑰匙，出門總是把鑰匙交給老板娘，以示我們對她的信任，也表示我們是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
經過將近一年的學習，我們已基本上掌握了無線電通訊的基本技術。這時，紅軍的革命戰爭發展得很快，我們預感到新的戰斗任務正在等待我們。果然不出我們所料，1931年9月，樂少華向我們傳達了中央的決定：“在中央搞無線電通訊的一些同志，要進入蘇區，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並要求我們在動身之前記好四套密碼。為了避免進入蘇區時發生意外，密碼不能寫在紙上帶去，要背熟記在心裡，到蘇區后再默寫出來。要我記住的是三套：同中央蘇區、湘鄂西蘇區、贛東北蘇區聯系的密碼。要徐以新記住的是與上海中央聯系的密碼。樂少華還告訴我們這個任務是由當時特科負責人黃平(后叛變)制定並指定要我們去完成的。
當我們把密碼背熟后，就准備離開上海進入蘇區。
二、進入蘇區
我和徐以新一路，我們雖然同歲，但我顯得大一點，於是決定路上以兄弟相稱，我為兄，徐為弟。行前，組織上向我們交代了沿途所住的旅館和路上所用的化名，並告訴我們，在約定的時間、地點自有交通來接我們。再有，此次進入蘇區的不隻你們二人，路上如果碰見其他人，即便認識，也不要打招呼。
1931年11月我們乘車經南京走隴海路到開封，當晚住進組織上為我們指定的旅店內。那時，旅客的名字都寫在賬房間的黑板上。果然，當晚有人按約定的時間和我們接了頭，並已為我們買好去信陽的車票，叮囑我們在鄂州換車時，到什麼地方去吃飯，這時不會有人來接頭，但會有人在暗中保護﹔到信陽后，住哪家旅店，用什麼化名，在什麼時間去一個賣紙煙的小鋪子，用約定的暗語去買煙，會有人同我們接頭。
我們到信陽，待住進旅店后，天色已經很暗了，徐以新急忙找到那家小鋪，由於接頭時間已過，小鋪已經上板關門了。關系接不上，我們很著急，隻好再住一個晚上。但那時每晚都要查店，於是我們謊稱去武漢路過此地，徐突然生病，隻好在此地下車為徐看病，桌上還放了幾個藥瓶，就這樣騙過了查店的。第二天再按規定時間到小鋪接上了頭，與我們接頭的同志要我們第二天去一個天主教堂醫院拿藥，那裡有交通在等我們。
第二天，我們在天主堂醫院找到了交通。我們當即改裝，扮成小商販，交通挑著擔子在前面帶路。出了信陽西門后，他告訴我們：“城外有幾道崗哨，你們不要四處張望，對付盤問，不要驚慌。”走了將近大半天，他又告訴我們：“前面是國民黨民團的一個寨子，你們不要理他，我們和他們有過協定，如果他們抓了紅軍的人，我們就血洗他們的寨子。”果然，走到寨子前，他們喊我們“老共”，可是並不管我們。天色越來越暗，下起了毛毛細雨，田埂狹窄，泥濘不堪，一路上跌跌撞撞，渾身濺滿泥漿。我這個一直在城裡長大，過慣城市生活的學生，幾乎無法走這樣的鄉村小路，隻好在冬水田裡行走。這時由另一個交通員帶路，從路上又走來幾個人，我們會合在一起后又繼續趕路。夜幕降臨，我眼睛又不好，人家早就到了宿營地，我才慢慢地摸進村裡。到了老鄉家，這才相互做了介紹，其中有成仿吾、任炳煌，還有一個姓戴，一個已忘記了姓名。同志相見，分外高興。交通員告訴我們，這裡已是游擊區，房東非常熱情地款待了我們，有酒有肉，成仿吾酒興很濃，興致極高，就在這樣的氣氛中，大家為我們開始的新生活而干杯。當晚就睡在牛棚裡面，身下鋪的雖然是稻草，身上蓋的雖然是草帘，但心裡踏實，睡得很香。第二天，雨還在下，路極難走，可興致很高。當晚到達羅山宣化店，在縣蘇維埃留宿。第三天，我們繼續上路，縣裡的同志要我們騎馬，我從來沒有騎過馬，不敢騎，其他同志也不騎，仍然結伴步行。這裡距離新集(鄂豫皖蘇區中央分局所在地)還有100裡路，當天行軍50裡，在過界河又住了一夜。
兩天來由於在雨中的泥濘小道上趕路，我的兩條腿已是寸步難移了。同志們決定把我留下，他們五人先走。沒想到快要到達目的地的時候，我竟然一個人落在后面。第二天他們出發以后，我覺得很不是滋味。於是我對我那兩條不聽用的腿進行按摩，活動筋骨，慢慢覺得腿腳可以勉強行動了。我決定繼續趕路。在天色將黑的時候，終於趕到了新集(即現在的新縣)。
新集原是地主民團的土寨子，寨牆已經坍塌，牆基還在，有紅軍站崗，問明我的身份后，就領我到中央分局。在分局見到了先到的五個同志，他們讓我和一位姓蔡的秘書長接了頭，我把中央密寫的介紹信交給蔡后，他熱情地接待了我，隨后帶我去吃了晚飯。飯后，安排我和徐以新到對面的軍委機關住下。在軍委機關我見到了從徐州、蚌埠、六安先期進入鄂豫皖蘇區的蔡威、王子綱。在新的環境、新的生活即將開始的時候，舊友重逢，怎不令人激動呢？我們彼此交談進入蘇區的見聞，越談越興奮。是啊，新的人群，新的人與人的關系，一句話，新人新事是那樣的吸引我們，看來我們都開始熱愛上這塊土地了。
蘇區的生活和地下黨的生活完全是兩個樣子。在這裡，人和人的關系是同志式的兄弟般的關系，誠懇真摯，親密無間。地下黨工作呢？同志間雖然也很親切，但由於環境的限制，接觸的圈子狹小，視野不可能開闊，更不能暢所欲言，因此總覺得有點距離。可以說在我的一生中，蘇區的這段生活是永遠令我懷念的，我從來沒有過得那麼快活、那麼興奮、那麼舒暢。
從到達蘇區的第二天起，清晨聽到號音，住在新集的所有機關、部隊、民兵，全都涌入“紅場”，進行操練。歌聲、口號聲此起彼伏，人人熱情奔放，個個心胸開朗，這裡真是一座革命的大熔爐，各種私心雜念一掃而光。我深深地感到，這才是萬眾一心，這樣的隊伍是不會被打垮的。更可貴的是蘇區的所有領導同志經常和大家一起來到“紅場”，進行各種活動﹔在活動的間隙，廣泛地和群眾、干部接觸，談話、散步，晚集會也是如此。節假日也要在“紅場”搞各種活動，大家在一起演戲、唱歌、賽球、開運動會，官兵之間、軍民之間、干群之間毫無拘束，同享歡樂。當時我還是一個奮發向上的青年，在這滾滾的革命洪流中怎麼能不激動呢？真是什麼事都想做，什麼活動都想參加，每天的情緒都在亢奮之中。
三、器材奇缺，無法建立電台
我到蘇區是為籌備建立電台的。可是蘇區的通訊器材奇缺，電台暫時建立不起來。於是比我們先期到達蘇區的蔡威、王子綱他們首先辦了一個無線電訓練班，培養通訊人才，我和徐以新來后也參加了這個訓練班的工作。這個訓練班不僅搞無線電，也搞有線電，電話也歸我們管。那時在訓練班學習的學員，現在還在的有游正剛、馮吉祿、徐明德、劉息生、陶萬榮等同志，耿協祥同志也是此時來學機務並兼學報務的。擔任教師的除蔡威、王子綱外，還有錢鈞、戴國棟、馬文波等(錢、戴二人1932年過平漢鐵路時離開部隊，不知下落)。
在未建立電台前，組織上要我臨時在軍委參謀部工作，主管諜報和機要方面的事。而電台方面的工作，隻好一方面訓練人才，一方面積極收集電訊器材進行籌備。在1931年活捉岳維峻(馮玉祥部的一個軍長，被俘后為我們做了不少事，也為我們購買了不少東西，如棉花、布匹等，我們撤離鄂豫皖蘇區時，被張國燾下令殺掉了)那次戰役中，曾繳獲到不少電訊器材，同時讓軍委的特務隊通過紅安界河口的商人，到武漢為我們再購買一些。那時，如電池、變壓器、電子管等重要器材，還是可以買到的。
電台雖然建立不起來，但我們還是在軍委機關找了一間房子，組裝了收音機，架起天線，裝好各種設備，進行收集情報的工作。開始隻收點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由於蘇區消息閉塞，在當時那也是新鮮的，經過我們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其他蘇區的紅軍在什麼地方打了什麼樣的仗，再作為我們的消息在小報上登出來。
后來我們又搞了一台發報機，但試叫幾次，均未叫通。直至1931年底，我們佔領了黃安縣城，活捉了敵師長趙冠英，才繳獲了一部不完整的電台，還是缺東少西，紅四方面軍的電台還是建立不起來。
四、“天”賜良機
未到蘇區之前，我不認識張國燾。大概是到新集的第二天，我和蔡威到軍委的小餐廳吃飯，見一個人正站在桌旁悶頭吃飯，他沒有和我們打招呼，我們也不好問他。我覺得此人很奇怪，表情冷漠，也不開朗。這時一個警衛員進來和他講了幾句話，我發現他是江西萍鄉口音(我也是萍鄉人)，就估計他可能是張國燾，可我不好問他。吃晚飯的時候我採取了主動的態度。我問他是否是萍鄉人，他說是，我說我也是﹔他說他是北路人，我說我是南路人。他馬上說：“南路五陂下宋家可是大戶。”我也不客氣地回了一句：“北鄉張姓也是個望族。”張問我：“從上海來？來了幾個人？同誰一路？”我一一做了回答。張又問我：“在哪裡讀書？”我說：“在浙江杭州。”張說：“那是蔣介石的老窩子。”當張知道我們是搞無線電通訊工作的時候，他表示對使用無線電通訊不放心，怕敵人偷聽去。我們予以解釋后，他又急於建立電台，催我們趕快搞起來。我們告訴他現在器材不全，他就親自把保衛局長周純全找來，當面交代他要想方設法到外地去購買器材，需要多少錢就給多少錢。
中央分局沒有人管我們，軍委參謀部也不管我們，我們由張國燾直接領導，他指定周純全和我們聯系，需要什麼東西都由周負責。周還管我們的吃用，他把繳獲的最好的手表也給了我們。當時正進行“肅反”(周也是管“肅反”的)，由於“肅反”擴大化，常常是上午還在一個桌上吃飯的人，下午就不見了。那時有三大罪名：改組派、第三黨、AB團。我、王子綱和蔡威由於剛到蘇區，身上還有幾個錢，遇到伙食不好的時候，我們就跑到新集的小飯鋪炒兩個菜吃吃。有一天，周純全對我說：“小宋，你們要注意，想吃東西不要到館子裡去吃，可以買回家來吃。現在蘇區有一個吃喝委員會，以吃吃喝喝為掩護，收集蘇區的情報，如果有人說你們是吃喝委員會的，就不好辦了。”從此我們就再也不敢到小飯鋪去吃飯了。不過，這說明周純全和我們的關系是不錯的，是信任我們的。
攻克黃安以后，繳獲了一些電信器材，東西不少，但不配套。最缺的是電源，有發電機沒有汽油，電池也難以買到。發報機中的線圈和電容器也缺，電台還是建立不起來，特別是汽油，很難搞到。恰巧這時發生了一件事，真是“天”賜良機。
1930年初，國民黨軍的一架德式教練機因迷航后汽油燒完，被迫降落在根據地，被我軍俘獲。1931年夏，這架飛機修復后轉移到新集，命名為“列寧號”。這是紅軍的第一架飛機。駕駛員龍文光(后改名龍赤光)被俘。有了這架飛機，軍委成立了航空局，龍文光經教育釋放后當了局長，政委是中央派來的錢鈞(曾在蘇聯學過航空機械)，並派一個班的同志日夜守護。戰斗中繳獲的汽油都要送到機場，因此飛機場存有不少汽油。
一天下午，“紅場”正在開運動會，我是總指揮。突然，軍委副主席蔡申熙同志跑來找我，說有緊急任務，要我立刻去飛機場。原來他得到情報，龍文光要駕機逃跑。給我的任務是：想盡一切辦法阻止他逃跑。我思索很久，覺得最好的辦法是把汽油從機場運走。蔡表示同意，並說：電台需要汽油，名正言順。他還指示我把飛機上的汽油也放光運走，問我有什麼辦法。我說：見機行事吧。
吃過晚飯，我帶了幾個戰士，連夜行軍50裡，到達機場后，找到龍文光，我說：電台需要汽油，蔡副主席要我們到你們這裡來借，他說可以。我又說：這裡隻有十幾桶，不夠用。他說：那怎麼辦？我說：連飛機上的汽油也要借給我們。這時，他臉色十分難看，半天才說：你們拿吧。我說：你們幫我們把汽油放出來，他說你們自己倒吧。我一聽，這不是有意難為我嗎？我的確不知道飛機上的油箱在哪裡。好在我懂得一點機械，大膽地爬上飛機，七摸八搞，找到了油箱的出口，把飛機上所有的汽油都放了出來，這次不僅解決了汽油，連機油、潤滑油都解決了。我們找了百多個民工，挑的挑，擔的擔，把所有的油都運了回來。
五、終於有了電台
油有了，器材也搞到不少，但仍然缺少電子管和電池，特別是發報機上的5瓦大型電子管，特工在武漢也買不到，因此，電台還是遲遲建立不起來。
1932年2月間，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繳獲了一部完整的電台，真是雪中送炭。我急忙跑到前線去接收，又見到了徐向前。
我第一次見到徐向前是在1931年11月下旬，他在黃安戰役負傷后，在新集養傷，在軍委我見到了他，但沒有交談。我早已耳聞他是一位有名的紅軍將領，見面之后，給我的感覺是溫文爾雅、一派儒將的風度。這次在潢川前線指揮部，徐向前親切地接見了我。指揮部設在一間大房子裡，和他同住的還有政委陳昌浩、參謀主任舒玉璋，他們都睡在地鋪上。他們三人同我談了很久，徐向前言辭不長，態度親切，在他面前不會感到拘束。舒玉璋對有關電台的情況問得很詳細，陳昌浩在一旁也不時插上幾句話。徐向前叫舒玉璋把電台交給我帶回，並簡要地介紹了部隊的情況，還帶我到陣地上進行了參觀，行前又贈送給我們兩匹很好的騎兵馬，一匹給了蔡威，另一匹我一直騎到長征路上。
有了這部電台，加上充電機、手搖馬達，設備就比較完整齊全了。這時我們也離開了參謀部，在鐘家畈(新集到麻城的路上)找了幾間破房，修整一新，安裝好設備，架設好天線，開始了工作。從此，四方面軍正式建立了電台。電台由我、徐以新、蔡威、王子綱負責，還有幾個訓練班的學員，幾個管充電機的機務人員，並派一個班的戰士進行保衛。大約在三四月間，我們開始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蘇區。
王子綱報務十分精通，手法極好，又快又明。好的報務員在手法上都是各有千秋，不用通話，從手法上就可以判斷對方是誰打來的。與中央蘇區叫通后，我們就判斷出和我們通報的是我們很熟識的老康(即曾三)，中央蘇區電台的其他同志，由於他們大部分是被俘的解放戰士，如王諍(原張輝瓚的報務隊長)、劉寅(原張輝瓚報務隊的見習報務員)，過去從未接觸和聯系過，我們當然不可能知道。
因為通報密碼是我從上海帶到蘇區的，譯電工作就一直落在我的身上。一開始通報，報文極其簡單，因為張國燾還是怕敵人聽到，不大放心。第一封電報是向中央蘇區匯報黃安大捷的情況。中央蘇區回電也比較簡單，基本上是向我們祝賀，並通報了中央蘇區的勝利消息。隨后我們才陸續收到用電報發出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俘虜政策、地富政策等。緊接著與湘鄂西、贛東北蘇區也相繼叫通。自從蘇區有了電台，盡管各個蘇區被敵人分割在祖國各地，相距千裡，但政策可以隨時統一，全國蘇區形成一家。
1932年在皖西北蘇家埠一帶打了一仗，這是四方面軍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消滅敵軍三萬余人，活捉敵軍總指揮厲世鼎及不少師長、旅長，繳獲機步槍兩萬余支、山炮數門。
戰役結束后，我和錢鈞及兵工廠廠長(姓丁)急忙趕到前方收繳戰利品。途經商城、青山寨、金家寨，到達麻埠街。在一間大房子裡堆滿了無線電電台的器材，我們簡直是喜出望外，真是有如天上掉了餡餅。我們粗略地估計了一下，至少繳獲了三部電台。我們用了四五天的時間，把所有的機器設備檢查了一遍，進行了清點，准備把所有的器材拉回本部。行前，領導還交給我兩個被俘人員，讓我帶回，一個是馬文波(總參三部原副部長，“文化大革命”期間曾任外交部副部長)，他原是陳調元電台的報務主任，報務技術純熟，比較精明，也懂一些機務。另外一個是機務員。和我們一起回來的，還有幾個新參軍的學生，其中有兩個女生，陶方榮就是其中之一。
這批器材運回以后，電台的裝備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人手仍感缺乏，訓練班的學員不能當班，那時對馬文波還不敢大膽使用，隻能讓他收譯新聞。由於需要，又建立了一部電台。一台由我和王子綱負責，跟隨指揮部行動﹔二台由蔡威、馬文波負責，跟隨二十五軍行動。
一台與二台的通報不很順利，有時隻好派騎兵聯絡，或者用電話聯系，那時電話線已有兩三百裡長。此后，兩個台又合並在一起。電台行動異常困難，比山炮營還麻煩，有些機件不能用牲口馱，要用人背。到四川后，才專門為電台成立了一個運輸營，約600多人。
六、過平漢路進行外線作戰
1932年9月初，部隊從皖西北回到黃麻地區。這時，蔣介石集中30余萬兵力，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新集的大沙河發大水，國民黨的飛機開始集中轟炸新集，主力部隊在七裡坪及馮壽二打了一仗，這是一場最激烈的戰斗。蔣介石集中了他的嫡系部隊胡宗南、上官雲相等五個主力師，武器好，火力強、裝備完整優良，並配有十幾個團的雜牌軍。這場戰斗雖然我們也消滅了敵軍幾千人，繳獲機步槍五千余支，特別是繳獲了蔣軍主力部隊很多的自動步槍，裝配到我軍每連兩支，火力得到了加強。可我軍的傷亡也非常慘重，付出的代價太大，僅師團級干部就死傷不少。十一師政委、一位威信很高的領導甘濟時光榮犧牲了(后為李先念接任)，全師指戰員都為之流淚。十一師師長劉英，頭骨被打碎，腦漿溢出，不省人事。十二師師長陳賡、副師長何畏均身負重傷，他們都是被擔架從火線上抬下來的。副總指揮蔡申熙在河口戰斗中，身負重傷，搶救無效，光榮犧牲。申熙同志是黃埔二期的學生，是我黨一個非常有才干的領導人，他的犧牲使我們感到十分痛心，至今我仍然十分懷念他。
干部死傷，兵員也大大減少，士氣受到了影響。情況緊急，鄂豫皖的領導包括張國燾在內，面對這種情況感到為難、膽怯、害怕。對此，張國燾通過電台向中央做了報告，其中提到，我地處北為隴海路，東是津浦線，南臨長江天險，西靠平漢路，紅軍回旋余地不大。不久，中央回電，這是一封關鍵性的電報，內容是：望你們避開內線作戰，即不在敵人包圍圈裡防御打仗，無論如何要擺脫在內線作戰處處設防的被動局面，跳到外線去與敵人兜圈子，尋找敵軍弱點，集中幾倍於敵的優勢兵力，打擊敵軍一部，以打破敵人的“圍剿”。
根據中央的指示，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召開了黃柴畈會議，一致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方針，但從哪個方向跳到外線呢？向皖西北方向發展，經蚌埠到南京是一條出路，但南京是國民黨政府的首都，重兵盤踞，當然不行﹔北越隴海路則是一馬平川，也不好辦﹔南渡長江，困難更多。研究的結果，認為平漢路的敵軍兵力較弱，決定跳到平漢路西進行外線作戰。我們及時電告中央，中央回電同意了這個作戰方針。
七、被迫西征
當時到平漢路西進行外線作戰，根本沒有離開鄂豫皖根據地的打算。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過平漢路以后，情況發生變化，無法再回到鄂豫皖蘇區。經中央回電同意，紅四方面軍被迫西征。
我們是1932年10月離開鄂豫皖蘇區的。走前，敵人的飛機整天在新集上空盤旋，新集已被炸成一片廢墟，省蘇維埃和軍委的駐地，除兩間房子外，全部倒塌了。
究竟是哪一天行動，這是關鍵的軍事機密，因為怕泄密，不僅一般不電告中央，也不會事先通知的。因此過平漢路的那一天，事前我們一無所知，接到通知，時間非常倉促。電台那時還沒有固定的運輸隊，而時間又非常緊迫，隻好臨時把軍委的補充隊（俘虜的一些敵兵及下級軍官）和經保衛局審查有反革命嫌疑的一些同志，組成運輸隊，幫助電台搬運機器設備。
蔡威那部電台隨紅二十五軍七十三師行動，過鐵路時，他們被敵人截住了。王樹聲得知這一情況后，派徐深吉率部隊猛追，終於把蔡威的電台全部追了回來。
部隊到達平漢路以西后，敵情發生了變化。敵軍在平漢路一側放了幾個主力師的兵力，又怕我們和湘鄂西集合到一起，在洪湖也補充了幾個師的兵力，我們又處在重兵包圍之中，欲回不能，隻好繼續向西向北行動。就是這時，我們仍沒有放棄回鄂豫皖蘇區的打算。
大軍西行，經過隨縣南裡，走京山直插棗陽，在棗陽又打了一仗，這是一場突如其來的遭遇戰。
我們電台白天隨部隊行動，夜晚宿營就開始工作，沒有房子就露天干。由於戰斗頻繁，戰況激烈，經常是炮彈呼嘯而過，子彈打在我們工作的桌子上，砰砰亂響。可為了收發一些緊要電報，也隻好堅持工作。常常是總部來人催我們趕快轉移時，我們還在緊張地收報、發報，待收發完電報后，再收拾機器追趕部隊。
棗陽這一仗以后，再回鄂豫皖就有被全殲的危險，這才下決心不再回鄂豫皖蘇區，決定向西北方向的豫西發展。去豫西必須經過棗陽、襄樊交界的地方淅川南花塘（也是鄂豫陝三省交界處），在那裡又打了一仗，打垮敵人一個多旅，突破了包圍圈進入豫西。在豫西又兜了一個小圈子，到達豫西重鎮南陽。在南陽發現了二方面軍（不是后來二、六軍團會合成立的“二方面軍”）的標語，說明二方面軍已在我們之前脫離了湘鄂西蘇區，遠征路過這裡。當地老百姓講：賀龍隊伍的服裝不如你們的整齊，破破爛爛的。這說明他們是非常艱苦的。
幾個負傷的師級干部一直被擔架抬著隨軍行動，既不方便，目標又大。到南陽后，為了減輕部隊負擔，領導上決定將陳賡、劉英化裝送離部隊，去上海治病。劉英因顱骨破裂，腦神經受損，失去記憶，周圍的同志他均不能相認，卻記得自己的馬，馬也認識他。他的馬無人敢騎，在行軍中始終跟隨著他。劉英在養傷過程中，經紅四方面軍衛生部醫生蘇井觀治療護理，不但保全了生命，而且竟然恢復了一些記憶，可見當時我們的醫術還是很高明的。何畏傷勢漸輕，仍留在軍中。可是萬萬沒想到，陳賡和劉英到達上海后，均被逮捕。據說，由於陳賡在廣東東征時曾救過蔣介石的命，經宋慶齡、何香凝多方營救，蔣迫於輿論，才釋放了陳賡，劉英則遇難。劉英曾在蘇聯最高軍事學府學習過，很有才干，是紅軍中的大將。劉英的死，是十分可惜的，使我軍失去了一位帥才。
經南化塘，到漫川關，此地形勢險惡，兩邊是崇山峻嶺，我們在峽谷中走了兩夜，糧食殆盡，無水無鹽，隻好吃些辣子刺激腸胃。地處絕境，還陷入敵人的包圍之中。為了沖過漫川關，曠繼勛（原被張國燾撤職，此時又被任命為師長）率領先頭部隊去偷襲漫川關附近一個最高的山頭。如果能搶佔這個制高點，大部隊就可以沖過去。但由於暴露了目標，敵人搶先佔領了這個制高點，突圍計劃落空。
沖不過去，大部隊仍然收縮在谷中。等了將近一天的時間，夜晚，徐向前、陳昌浩去看陣地，尋找突圍的口子，終於找到一個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地方。但山勢陡峭，山路狹窄，隻能一個一個向上爬行，過於笨重的輜重帶不了，有些騾馬也不能上。於是決定炸毀山炮，埋掉一部充電機。第三天夜晚，命令大家下決心爬山突圍，徐向前、陳昌浩走在前面，他們向我們交代，無論如何要跟上隊伍，想方設法把馱機器的牲口牽上去。這一夜，我們終於突破敵人的包圍圈。
過了漫川關，又下山到達關中平原的商州地帶。遠望八百裡秦川，地勢平坦，真是一個富足的地區。我們馬不停蹄繼續前行，走的完全是李自成潼關大戰后敗走的路線。又走了兩天半，距離西安已經不很遠了。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們到達子午鎮（在西安南幾十裡），在這裡又打了一仗，消滅了楊虎城部的一個旅。再繼續西行，又折向南，直插秦嶺。秦嶺海拔4000米，山山相連，嶺嶺相接，連綿不斷，地形復雜。翠竹古藤，郁郁蔥蔥，雲遮霧繞，扑朔迷離。山谷中是河，兩邊是小路。據說，這就是諸葛亮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小道。我們在山谷中行軍，有時走山崖邊的小路，人牽著人走過去﹔有時根本沒有路，要蹚出一條路來。秦嶺山中，村落稀疏，人煙稀少，找一個向導都十分困難。沒有宿營的房子，就睡在冰天雪地之中。到了宿營地，我們電台首先和中央通報，或與湘鄂西聯絡，上海則始終沒有接通。
在山中走了大約5天，隻行軍不打仗，在漢中北城固縣出了秦嶺。出山以后，在廣州起義紀念日（12月11日）那一天到達洋縣。在洋縣召開了會議，主要是議論在漢中建立根據地的問題，並將此意圖電告中央。漢中盆地，四面環山，隻靠我們這2萬來人，1.2萬支槍，佔領漢中盆地的確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通過電台又得到情報，敵人正從湖南、河南派出兩支部隊，向漢中挺進。我軍那時還身著單衣，破爛不堪，同志們的腳，由於長途跋涉，反復過河蹚水，破的破，傷的傷，身體素質大大下降。張國燾也感到在漢中難於站住腳，這時他又想以漢中南面的巴山為根據地（實際是沒有放棄在漢中建立根據地的打算），於是決定南走大巴山。
形勢變化迫使四方面軍過鐵路后放棄了鄂豫皖蘇區。原打算在鄂西停步，后又想在豫西立腳，那時二方面軍的有些零散部隊曾和我們聯系過，但未能如願。過了漫川關，關中平原當然不是立足之地，在漢中住了兩天之后，也覺得不是久留之處，這才決定南上巴山。但根據地總得建立在有群眾的地方，這才能有飯吃，有兵源，而巴山上既無田地，又少人煙。無奈，隻好下山奔向川北。
八、建立新根據地
巴山是很長的山脈，四川北部的屏障，海拔也在4000米左右。老百姓說巴山是上山70裡，山上70裡，下山70裡。部隊從下午3點出發，午夜12點到達山頂。山上有些地方積雪很深，又冷又累，腿僵腳木，膝蓋已不能彎曲，走到后來，隻能機械地一步一步地向前移動。電台的運輸隊，病號增多，掉隊的不少，隻好再從連隊抽一些戰士幫忙。午夜在山頂上宿營，黎明繼續下山。下山時，由於雪滑坡陡，隻好像滑雪一樣，屁股往地上一坐滑下山去。下山后的第一個地方是通江縣北的兩河口，在這裡發生了一次小小的戰斗，消滅了地方上的民團。先頭部隊繼續前進，經苦草壩到達通江，我們電台則暫時在兩河口宿營。
到通江后才逐步站住腳，在這裡張國燾召開了會議，決定以兩河口、毛裕鎮為中心建立根據地，然后向南江發展。張國燾開會有時讓我參加，貌似非常重視我，優待我，而有關政治方面的會議則又不通知我。他始終是又信任我，又懷疑我。我們能得以幸免，是由於他離開我們不行，沒有技術人員，電台無法工作，也就無法了解和掌握情況。當時周純全對我們的態度，既有無微不至的照顧，又在暗中監視我們，完全証明了張國燾的矛盾。
到達川北時，部隊有1.4萬人左右，槍1.1萬余支，四個整師的建制，十師、十一師、十二師、七十三師。后來就以這四個師為基礎，擴編為四個軍。十師編為四軍，周純全、王宏坤負責（許世友開始是副師長，后提為師長、副軍長）。十一師編為三十軍，原師長倪志亮調任總指揮部當參謀長，余天雲代理軍長，李先念為政委。十二師編為九軍，軍長先為何畏，后為孫玉清。七十三師編為三十一軍，軍長孫玉清兼。
在川北蘇區，一面准備打仗，一面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建黨、建政、建立根據地。不久，成立了川陝省委，最初羅世文任書記，劉瑞龍任秘書長，還有袁克服（曾任陝西省軍區政委）、張琴秋等同志。這時，部隊穿上了棉衣，有了鞋子，住上了房子，解決了毯子，飯吃得飽，覺睡得好，傷病員有醫院治療，士氣大振。
川北歷史上就出大煙土，漫山遍野的罌粟花，色彩鮮艷，十分好看。煙土是那裡以物換物的最好“通貨”。我們剛到川北時，也隻好拿煙土換棉布、換鹽巴，甚至可以換電池、藥品和槍支彈藥。四川的軍閥部隊都是身帶兩支槍：步槍和煙槍。我們剛擴軍的時候，大部分小伙子也是帶著煙槍來參軍的，入伍以后才能讓他們慢慢戒掉。老百姓的日子稍微好過一些，我們就號召動員，鏟除罌粟花改種糧食，除偏僻的地區外，老百姓都能積極響應蘇維埃政府號召，戒煙運動開展得比較順利。此后擴軍時，就很少有帶煙槍的了。
有了根據地，環境比較安定，我們電台在涪陽壩又開始了工作，並進行了擴建。在西征途中，一直是兩個電台在工作，雖然有多余的設備，但人手不夠，隻好棄置不用。這時我們決定再擴建一個台，並成立電務處。我任處長兼三台台長，一台台長是王子綱，二台台長是蔡威。我既總管業務，也管機要、行政，電務處的人就是三台的人。此后又組建了兩個台，四台台長游正剛（我們培養出來的學員），五台台長徐明德（解放后曾任海軍副參謀長）。為了培養人才，我們在通江又辦了一個訓練班，前后有三四十人參加。由於學員文化水平低，而有些人張國燾又不相信，常常是辦辦停停。比如，那時王維舟帶領三十三軍從川東過來，他帶來一批學生，張國燾就不相信，甚至連王維舟也不相信，俘虜人員就更不相信了，隻吸收兩三個人參加訓練班。即使這樣，我們還是把這個班斷斷續續辦了下來。最后，總算每個軍都配備了一部電台，跟指揮部行動的軍則不配電台。
九、破譯
王子綱的報務在紅軍中是屈指可數的，蔡威在機務方面非常鑽研，譯電、機要我搞得比較多。為了對付敵人的圍攻，我們開始建立敵人的情報工作，我和蔡威集中搞破譯。先是弄清了敵人用英語符號通報（如長官的名字、地點等），慢慢積累摸索，就把敵人的番號、駐地、電台呼號都搞清楚了，這對我們的破譯工作十分重要。第二步，把所有的收音機都打開，收聽記錄敵報，然后整理破譯。
要摸清敵人密碼的路子，必須對敵情有所了解，對社會情況、社會知識也要知道一些，對敵人電報的形式、行文規律也要搞清楚。敵人的電報有一定的公文程式，這套程式非常嚴格，因此熟悉了就可以掌握它的規律。這樣，猜出其中一個字，按其行文規律，可以把全部猜出來。當然，也要懂得敵報的番號、月日的代號，如果這些方面的知識一點都沒有，是很難猜譯出來的。另外，對明碼本子要非常熟。那時我可以把明碼本子完全背下來，有時接到密電，不用翻本子，直接在電話上念給領導聽，向領導匯報。經過努力，不到兩個星期，我們就把敵人的密碼全部弄清楚了。雖然有時敵人也更換密碼，但因有前面的基礎，還是比較容易猜破的，因為敵人的老本子是始終不丟的。
張國燾很長時間內不相信我們搞到的情報，當我們把敵軍的兵力部署等情況向他匯報時，他總要問：“可不可靠？”隻有當他通過地面偵察得到的情報和我們的匯報相符時，他才相信。經過幾次這樣的對照，才比較相信我們的情報了。一天深夜一兩點，張國燾隻帶一個警衛人員突然來到電台，見我和王子綱還有其他同志正在埋頭工作，十分認真，他很感動，這才比較信任我們。
反田頌堯的三路圍攻計劃，就是根據我們提供的敵情制定的，並把田打垮了，這証明我們的情報是准確的。后來敵人可能懷疑他們的密碼被我們破譯，因此頻繁地改變密碼，成了亂碼，但我們仍然可以破譯。
十、紅四方面軍高層的矛盾
1932年陝西楊虎城部的孫蔚如軍長，通過陝南中共地下黨的關系，派他的參議武志平來我軍，希望與我們取得聯系。張國燾對此事又相信又懷疑，楊部是雜牌軍，原是西北軍，受蔣介石的排擠，因此可以相信﹔但又認為孫蔚如此舉可能是窺視我們的意圖，即我們究竟是向陝西方向發展，還是向四川發展，這又值得懷疑。當然，在當時這樣的懷疑也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武志平帶來一份詳細的川北地圖送給我們，同時還送給我們一些東西，如藥品、電池等。張國燾和武談過話后，決定派徐以新去陝南同孫蔚如聯絡，而派徐以新去談判的原因之一是電台的電池緊張。徐與孫談判的結果是：孫供給我們四川的情況，共同反蔣。徐回來后，果然帶回來一些電池，更重要的是帶回孫送給我們的一本使用過的密碼底本，對破譯國民黨使用密碼的規律是有所借鑒的。
當時形勢很好，對孫部的工作還可以做得更深一些，但由於張國燾思想很“左”，對統戰工作的重要性沒有深刻認識，而沒有進一步展開和深入，這種“左”的傾向，在以后處理和楊森的關系中也暴露出來。
紅四方面軍建立了川陝蘇區后，川軍的各派軍閥出於共同的利益，一致對付我們。劉湘、劉文輝、潘文華、楊森、鄧錫侯、李家鈺、田頌堯、劉存厚等各派系的部隊，由蔣介石把他們組織起來，在重慶建立蔣的行營，主任是賀國光。但不管如何，四川軍閥派系的矛盾很深。在歷史上有過英艦炮轟萬縣事件，楊森頂了一下，這在當時也是不容易的，因此我們認為楊森還是有點愛國主義思想的。這時楊也很想和我們拉關系，楊的目的十分明確，因為他在萬縣有一大批槍支彈藥，劉湘垂涎欲滴，很想弄到手，他為了保存自己，所以急於和我們搞好關系。不久雙方互派了聯絡員，他還贈送了我們不少東西，應該說我們和楊的關系比較深了。四方面軍不少領導干部主張聯楊抗劉，而張國燾不同意，他隻想暫時利用楊森。當打垮鄧錫侯和李家鈺之后，張國燾即主張攻楊。領導層內部產生了矛盾，特別是參謀主任舒玉璋極力反對。他為此竟在陳昌浩的屋子裡給張國燾打電話，在電話中大罵張國燾軍閥主義，陳昌浩在一旁制止，舒玉璋就與陳昌浩大吵。陳昌浩命令警衛員將舒玉璋捆起來，關了禁閉。據說，舒玉璋后來在得勝山被打死。我和舒玉璋來往很多，他生性耿直、正派，人很好，諳熟軍事參謀業務，對蔣軍內部情況比較熟悉，和我交談很多，這對我的情報工作很有參考價值。他慘死的消息傳出后，我們都十分痛心。
進駐通江以前，在陝南小河口，紅四方面軍領導內部發生了分歧，爭執不下。曾中生、李春林、廖承志（那時叫何柳華）、朱光、張琴秋、徐以新、王振華等對張國燾不滿，對撤離鄂豫皖蘇區有意見，對發動群眾的政策和干部使用方面也有很多不同看法。聽說他們要派人把意見上報到中央。
廖承志極有文採，速記很好，經常為張國燾抄抄寫寫，整理張的報告文稿。后廖離開蘇區去上海，到上海時被捕，經宋慶齡、何香凝營救出獄。不久又回到通江，卻被張國燾逮捕。此時被捕的還有曾中生、李春林、王振華、朱光等同志。張琴秋（曾為鄂豫皖蘇區省委書記沈澤民的愛人。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后，沈澤民仍堅持蘇區工作，后犧牲）因此時已與陳昌浩結婚，幸免於難。李春林、王振華從此下落不明，朱光由於在監獄中曾被利用寫了反中央的口號和繪畫，為此張國燾也把他放了，廖承志后也被釋放。
在川北蘇區當時“左”的東西很多，雖然打土豪、分土地執行得比較堅決，但工商業政策有很大偏差，知識分子政策更有問題，連小知識分子也要受到懷疑。
自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以后，從中央的來電上看，對張國燾沒有什麼責備的言辭。后來，中央可能發現張國燾還沒有下最大的決心建立和鞏固川北根據地時，才有些批評的語言。如電文中就曾有不要三心二意，要決心立下腳跟，發動群眾，團結干部，團結全黨等意見，但對張國燾嚴厲的批評是沒有的。當然，其中也有客觀原因，即在1933年下半年，中央蘇區管電台的曾三來電通知我們，密碼（即我從上海帶進蘇區的密碼）是當時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黃平主持制定的，而黃已被捕叛變，這個密碼已不可靠，非常機密的情況，不要用此密碼。我們把這一情況向張國燾匯報后，張決定基本上不再向中央報告軍事情況，隻報一些戰報，因而中央對川北蘇區了解很少，當然也就沒有更多的批評指示。
十一、川陝蘇區在反圍攻中壯大
蔣介石在重慶建立行營后，就開始准備對紅四方面軍的圍攻。我們首先是反田頌堯的三路圍攻。由於對敵情了解得較詳盡，很快就把田頌堯打垮了。這時主要戰線又轉移到蘇區東線。先是給劉存厚殲滅性的打擊，佔領宣漢、綏定，威脅開江、萬縣，直指劉湘。反劉湘決定性的一仗是在萬源縣的青龍關，我們的隊伍擺在青龍關、南天門、筆架山一線，集中殺傷力強的火力於正面必爭之險要高地，王陵基的幾個師進入這個地區后，准備部署兵力強攻我們的陣地。我們偵破敵人這一意圖后，迅速派出一支部隊從左邊直插進去，同時右邊也插入一支部隊，兩邊的制高點均被我們控制，把敵人的主力師全部包圍起來。敵人強攻青龍關、南天門、筆架山一線，火力很猛，我們則集中最強的炮火壓制敵人，打得他們難以招架，我們從電台中都能聽到敵人的呼救聲。此時，我們通過電台偵知，敵人的總指揮王陵基已擅離指揮崗位，回到萬縣他小老婆那裡過年去了。我們急忙打電話告訴總部，總部迅速通知前線指揮調整兵力，結果全殲敵人的進攻部隊。我們從青龍關下來，向南猛追，直達開江、萬縣附近，敵五路軍全線潰退。我通江一線就迅速乘勝反攻，隨即恢復通、南、巴大片蘇區，敵人的六路圍攻至此全部結束，川陝蘇區進一步得到鞏固壯大。
這時形勢很好，紅四方面軍有9萬之眾，到過嘉陵江時，擴編為幾個軍：四軍、五軍、三十軍、三十一軍，還有王維舟的三十三軍（人數較少）。
十二、為中央紅軍提供情報
1934年，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到湖南時，我們從收到的情報中，深知他們的處境十分困難，但當時我們對中央紅軍的去向捉摸不定。為了給中央紅軍提供情報，我們以賀國光行營電台為中心，加緊破譯蔣介石的密碼。蔣的密碼非常難猜，破譯的任務主要由我和蔡威擔任。開始我們隻能猜出幾個字，以后發展到一部分字。我們一個電報一個電報地猜，逐步積累，摸索規律，終於破譯了蔣介石的密碼。當時隻有一個電台，把所有的收音機打開收聽敵報，訓練班學員也值班收報，每人守收一個敵台，日夜不停，非常緊張。由於學員的能力較差，我們還要親自動手，有病也要堅持工作，然后將我們收錄的大量敵報和掌握的中央紅軍周圍的大量敵情，送給軍委及總指揮部，經過分析、整理，再發給中央紅軍。中央紅軍的電台在約定的時間內就要向我們呼叫。長征結束后，毛澤東在延安對我講，你們紅四方面軍電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勞呀！在我們困難的時候，特別是長征在貴州期間，是你們提供情報，使我們比較順利地克服了困難。
紅二十五軍（徐海東部）到達陝南時，我們也從敵台收到不少消息。可惜他們沒有電台，我們無法與他們通報。我曾建議派一個團去聯絡支援他們，順便帶電訊器材和密碼，張國燾不同意，由此也可以看出張國燾是不顧全大局的。
十三、懋功會師
當中央紅軍四渡赤水之后，到達四川邊界，紅四方面軍決定放棄川陝蘇區，西渡嘉陵江與中央紅軍匯合。這就是說，我們也要長征了。因此，四方面軍的長征，應該說是從離開川陝蘇區、西渡嘉陵江就開始了，過嘉陵江是1935年3月。
中央紅軍到達長江以南的四川邊界后，曾與我們通報，提出與四方面軍會合，至少要取得聯系。為此，他們希望四方面軍派出一支部隊到川西吸引敵人，減輕他們的壓力。最初張國燾准備按此方針行動，但如隻派出一支小部隊到川西，又怕不解決問題，因此決定派大部分部隊渡江西進，援助中央紅軍，隻留少量部隊在通南巴。但不知為什麼，原計劃留下戰斗力較弱的紅四軍卻沒有留下，也隨同其他部隊渡江西進了。這樣，張國燾渡江的意圖就變成：（1）援助中央紅軍﹔（2）放棄貧瘠的通南巴蘇區，准備在嘉陵江與岷江之間的富庶地區建立根據地。過江以后，閬中、江油一帶人多糧足，條件很好，但不知為什麼沒在那裡立腳。根據回憶，從情報所知，中央紅軍要渡江入川，北上是肯定的，因而四方面軍應西進策應。后來也確曾接到中央來電，要張部配合策應，並擬定了建立川康甘根據地的計劃。因此，大約在5月，四方面軍又繼續向西渡過岷江，到達鬆（藩）理（化）茂（縣）地區，有名的夾金山（大雪山）即在此地的西南方向。
我的電台駐在黑水蘆花，蔡威的電台跟隨總指揮部到了前方。此時中央紅軍已到達西康的金沙江畔，中央決定雙方各派一支先頭部隊在懋功附近會師。6月，四方面軍先頭部隊三十軍、九軍各一部到達夾金山，徐總指揮即派九軍二十五師韓東山的兩個團，先翻過夾金山與中央紅軍會合。當聽到先頭部隊已經會師的消息時，大家異常興奮。會師后，決定執行一個新的戰略——建立川陝康甘根據地。那時還沒聽說到陝北，而是在甘南一帶建立根據地。
會師前，四方面軍進行了動員。因為中央紅軍經過長途跋涉，物質上的困難很大，戰士體質較弱，減員不少。四方面軍決定給予物質上的支援和兵員上的補充。在思想上則要做到親切熱情，親如一家，但這只是在表面上。而張國燾在前方會見中央領導同志回到卓爾基后，曾親自給我打來一個電話。他說：會師后要調整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朱老總要過來，劉（伯承）參謀長也要過來，他當總政委。總部所屬的一、二、三、四局也要調整，你們這一攤子歸總部，變成總司令部三局。原總部三局局長王諍是被俘人員，把重要部門交給他管，不很放心。因此，王諍調回一方面軍司令部三局任局長，要我做總部三局的局長，一方面軍的伍雲甫任副局長兼政委，王子綱先在三局一科當科長再說。現在一方面軍減員很厲害，人員少，病號多，掉隊的也不少，身體素質很差，營養不良，裝備也不好，隊伍已經不像樣子。原總部很快就要過來，要我們做好思想准備。總之，他對我們散布了一方面軍很多消極的和挑撥性的東西，但在公開場合也講幾句要熱情相待、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等冠冕堂皇的話。這就暴露了他對中央紅軍的真實思想——兩面派的實質。
這個電話之后不久，張國燾又來了通知，叫總部的同志去迎接朱老總和劉參謀長。在卓爾基一個小喇嘛廟附近，我、王子綱、曾傳六（保衛部長）還有經理部長（即后勤部）鄭義齋等人，在門外等候他們的到來。少頃，朱老總騎著馬帶著警衛員來到我們駐地，隨后劉參謀長也來了，他們隻帶了一個搞秘書工作的劉少文，后來又來了個周子昆。可見，他們對張國燾是沒有什麼戒備的。
初次見面朱老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未見面以前，總覺得紅軍統帥一定十分威武。但相見之后，感到朱老總非常朴素，慈祥和藹，平易近人，沒有首長架子，在他面前什麼話都可以講，毫無拘束感，他也能和任何人搭上腔。對劉伯承參謀長則感到十分精明，態度比較嚴肅，不像朱老總那樣能隨便說得上話。他的眼睛不好，但總是書不離手。劉少文則比較活躍，一看便知他是朱劉的助手。
會后，張國燾跑到我房子裡，並叫來鄭義齋、曾傳六、王子綱等人，對我們講了很多挑撥離間性的話。他說：朱老總不會打仗，沒有什麼大用，是個空架子。當時我們覺得這些話講得很奇怪，並沒有感到這是他以后鬧分裂、反黨和叛黨的前奏。他又說了不少中央紅軍的壞話：總之，他們已是一支疲憊不堪、軍容不振的隊伍，是不能打仗了，今后合作中還會發生問題。當然，他也說了一些要注意搞好關系，生活上要給予幫助的話。
十四、毛爾蓋會議前后的調整、部署
會師前，紅四方面軍進入嘉陵江以西、岷江以東的地區后，張國燾就把在川陝蘇區成立的地方部隊改編為正規部隊，這說明他已有放棄川陝蘇區的打算。部隊擴編后，約有10萬之眾。四方面軍的幾個軍在建制上綽綽有余。而會師后，一方面軍的五軍團隻剩下兩三千人，張國燾就撥了兩個團歸五軍團建制，另抽兩個團給了三十二軍（一方面軍九軍團改編），給王維舟的三十三軍也補充了兩個團，同時在人事上也進行了調整。原五軍團政委李卓然調總政當副主任（實際上是主任），派黃超（張國燾的秘書）接任五軍團政委，原九軍團政委何長工也調出來，但又不安排具體工作，原九軍團政治部主任黃火青則調總政當地方部部長。這些措施完全說明了張國燾想把五、九軍團拉過來，置於他控制之下。果然，后來五、九軍團就正式劃歸為左路軍。總之，四方面軍到達岷江地區同一方面軍匯合后，張國燾的一系列行動和措施，都說明他已為爾后奪權分裂的陰謀做著准備。
毛爾蓋會議后，紅軍分成左右兩路。左路軍由張國燾、朱德總司令、劉伯承參謀長率領，轄九軍、三十一軍（王樹聲部）、三十三軍及一方面軍的的五軍團（董振堂部）、九軍團（改為三十二軍，羅炳輝部），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總部下設四個局，一局是作戰局，原局長調回一方面軍，周子昆任局長，過草地后換成曹裡懷，由於張國燾對曹裡懷不滿，不久，又換成沒打過仗的黃超﹔蔡威的電台變成總部的二局，但不隨總部活動，由右路軍的徐向前、陳昌浩領導，以便隨時和我們通報，這也可以看出張國燾的心計﹔四局是總部的供應管理部門，局長黃正平，不久換成杜義德﹔過岷山后又成立了五局，王維舟任局長，實際上是為了把他調離三十三軍﹔我們變成了總部的三局，我任局長，伍雲甫任副局長兼政委，轄12個台，一台至五台是原四方面軍的電台，六至十二台是一方面軍並過來的。原第三局局長王諍則帶一部電台隨一方面軍活動。由於六台熟悉一方面軍情況，所以和一方面軍的聯系主要靠六台。十台專門收發新聞，收“中央社”的，發新華社的消息（新華社的成立應在此時，而不是在延安），呼號CSR。12個台一起活動，哪個軍需要就派一個台隨軍活動。
右路軍是以毛澤東為首，還有周恩來。右路軍設有前敵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隨同右路軍行動。這樣的人事安排也可以看出張國燾的意圖。右路軍內部也還設有一方面軍司令部，林彪任司令員，周恩來同志任政委。結果是一個總部，一個前敵指揮部，一個一方面軍司令部，層次復雜。由此也可以看出，一方面張國燾要權，一方面是對張不放心。斗爭就這樣開始了。
十五、摩擦、分裂的前奏
按規定我們電台應歸劉伯承參謀長直接領導，而張國燾對我們說，有事直接找他。因此，當我們就有些事請示劉參謀長時，劉總是搖頭，感到十分為難。
這時，我們又搞了個通訊訓練班，有無線電、旗語通訊、電話隊，還有個號兵連。無線電由我和王子綱負責，號兵連由徐向前的總號官徐英武和一方面軍的號長劉正堂管，旗語通訊由伍雲甫直接抓。學無線電的隻有30多人，都是首長的通訊員，以及從部隊上有點文化的同志中抽出來的。總工程師劉光甫則教電台和機務。
左路軍經甘孜、蘆花到達阿壩，又走了三天到噶曲河（草地中的一條河）。此時，一、四方面軍的關系已相當緊張了，經常扯皮。這是張國燾散布一些挑撥性言論的結果。每個部隊都經常發生一些事，部隊之間的矛盾愈演愈烈。
我們局裡也出了點事。我同伍雲甫關系較好，同劉英的關系也不錯，這兩個同志是好同志。可我有點獨斷專行，可能引起他們的不滿。還有一件事現在想起來使我十分內疚。長征途中，我騎的是一匹很好的騾子，到宿營地后，飼養員把它拴在樹上。沒有多久，飼養員跑來告訴我，騾子叫一方面軍的人牽跑了。我出來一看，果然不見了。打聽了幾天，才打聽出騾子被總部的警衛人員牽走，已歸劉參謀長使用，說是因為這匹騾子吃了老鄉的麥子，所以被總部的人牽走了。而飼養員說，他親眼看見劉總參謀長的警衛員解強牽走的。於是我氣沖沖地跑到總部找他們要騾子，他們不給，說劉參謀長要騎。我當著劉伯承的面就吵鬧起來。我說：“參謀長要騎這匹騾子，可以下命令嘛！不要採取這種辦法，犯紀律可以處分，光明正大嘛！”劉參謀長當時一句話未說。后來我又找朱老總談，朱老總非常顧全大局，耐心地勸我，叫我把騾子牽走。在延安時我見到劉伯承，向他道歉，他說：“不要再提這件事了，我早已忘了。”
十六、電報，分裂
部隊到了噶曲河，分裂終於發生了。
這時，張國燾給中央發電，電文說：河水很深，不能徒涉（大意）。中央回電說：要想一切辦法過河。必要時可搭浮橋。張又去電：浮橋搭不成，草地上沒有木料，要找木料還得跑回阿壩，並提出南下的分裂主張。中央又回電：無論如何要過河，不要南下。可以找找其他的徒涉點，如有困難，我們可到上游策應。張這時也找了找其他徒涉點，實際上張是不願跟隨中央北上，所以堅持不能過河。中央主張北上，張國燾堅持南下，形成了僵局，部隊在噶曲河邊停了下來。
不久，張國燾又發一封電報給徐向前、陳昌浩，上寫“指人譯”（有時也寫“親譯”），即讓我譯。此電大意如下：不要北上，要堅決南下，不僅河不能過，而且北上不利。胡宗南已到了甘南，臘子口一帶被堵，敵情於我不利，希望你們力爭中央和你們一起南下。徐、陳當即回電（此電也是我譯的）：南下已不可能，是否還是北上為好，不要為此事內部發生分裂。接到徐、陳這封電報后，張又給他們發去一封電報，大意是：望你們勸說中央南下，如中央執意北上，你們必須把四方面軍的隊伍帶回南下，不要隨同他們一起行動。電文語氣十分堅決，由我親自譯好發出，十分機密。
至於有人說張國燾給陳昌浩發過一個電報，對中央要“武力解決”。當時我主管機要電報，收發報都要經過我，我不記得發過有此內容的電報。不過，當時的事態已十分嚴重。記得有一天，我正在譯電，張國燾突然跑來，把稿子急忙抽了回去，說：不發了，朱老總來了。果然，不大工夫朱老總來了。等朱老總走后，他又把那份電稿遞給我。張還對我說：此后有電報直接交給他，不要交給劉參謀長，也不要交給朱老總。他還十分嚴厲地說：否則你宋侃夫要負全責。（關於“密電”問題至今有多種說法，宋侃夫的觀點是其中之一，也有一些人認為是有關於“武力解決”的密電的。李先念曾在關於編寫紅四方面軍戰史的談話中指出：“到底有沒有這樣的電報呢？要問我，我就不知道了，那時我也不可能看到這樣的電報。后來在延安批判張國燾時，聽說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毛主席當時說，在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同志將張國燾的秘密命令拿來給他看，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不知道這句話是否是原話，如果電報上有，對這句話的含義可能有不同的理解，說這是帶有威脅性質，我看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那時很敏感，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出現意想不到的事情。紅一方面軍經過長途行軍作戰，損失很大，很疲勞﹔紅四方面軍還是人強馬壯。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帶領部隊北上是完全正確的。”——編者注）
在張國燾無視黨紀、軍紀，公然違抗命令的情況下，黨中央為了貫徹已定的正確方針，於10日凌晨率領第一、三軍先行北上。在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北上時，四方面軍中有人不明真相，打電話請示是否攔阻？徐帥當即說：“不能打，世界上哪有紅軍打紅軍的！”
另外，當時紅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兼任紅大教育長）率領一隊騎兵追趕中央，要把被帶走的四方面軍同志統統追回來。毛主席對他們說：你們回去可以，我們先走一步，你們以后再來。李特當即指著李德大罵：“赤色帝國主義！”后來，李特還是把已經跟中央走的原四方面軍一些部隊、學員帶了回來，跟張國燾南下了。
順便提一下朱總司令在左路軍的情況。左路軍第一次過草地時，朱總司令經常是過幾天就到我們這裡來看看，他知道張國燾對電台控制很嚴，但仍想了解點情況。他並沒有想把我們拉過去，但總是從正面給我們講共產黨的道理，講馬列主義的原則，所以朱老總給我們留下一個非常和善又講原則的正面形象。而不是像一些戲上寫的那樣，與張國燾對罵。他也從來沒有為一個戰士和張國燾爭吵過。朱老總生活非常艱苦，四方面軍的條件好，到處可以抓到東西，藏民的酥油我們也可以搞到，一方面軍的同志則搞不到什麼東西，因而我們住的房子比朱老總的還好。曾經有過謠傳，說朱老總的門衛被黃超下令撤掉了，是黃超要謀害朱老總。此事是在新疆和延安時有人揭發出來的，我在新疆曾問過黃超，黃說絕對沒有此事。記得當時我和朱老總住的很近，我並沒聽說有此事。后來黃超和李特沒有回延安，據聞黃、李在新疆是被康生殺掉，也可能是把他們搞到蘇聯殺掉的。黃、李有錯誤，但肯定不是反革命。（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於1996年發文，追認黃、李為革命烈士——編者注）
十七、二過草地，卓木碉會議
分裂的來源已久，一切跡象說明張國燾為了擴張自己的勢力，根本不願意與中央在一起，於是我們第二次過草地南下。
所謂南下，實際上是准備向西。“到天全、蘆山吃大米，吃臘肉！”成了動員部隊的口號。由於長途奔徙，疲憊不堪，而又長期吃青稞麥子，這個口號在當時是很有吸引力的。我們到達天全、蘆山、雅安、大邑一帶，共走了20多天，其中打了不少仗，雖然消滅了一些敵人，繳獲也不少，但我們的損失也很大，部隊大量減員，敵情還是十分嚴重，我們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這一年（1935年）的冬天，我們是在天全過的。
一般性的政治會議，張國燾是不叫我參加的。在卓木碉（今馬爾康白沙寨）開了一個干部會，對這個會議我記得比較清楚。因為當晚散會后，我回住房的路上，要過一座獨木橋，我的眼睛不好，那天夜裡掉進河裡。這個會給我的印象十分不好，現在從當時的情況推論，這個會可能是張國燾決定建立“第二中央”（當時叫臨時中央）后，為了煽動干部反對中央，並達到他建立“第二中央”的陰謀而召開的。
會議由張國燾主持，首先是紅一方面軍的幾位干部講話，他們的講話給我們的影響極大，因為他們是一方面軍的干部，長期跟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怎麼也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呢？會議記錄事后刊登在張國燾主辦的《干部必讀》上。會后這幾個干部都升了官。朱老總、徐帥在這個會上沒有講話，但張國燾在“第二中央”委員的名單中，仍然寫上了朱老總、陳紹禹等人的名字。這個會開了整整一天，在會上宣布“臨時中央”成立，直屬共產國際。會上反中央到了頂點，氣氛非常緊張，時間是1935年10月。與此同時，成立了“波巴依德瓦”（藏語）中央政府。
十八、甘孜會師，取消臨時中央
1936年上半年，二方面軍繞了一個大圈子到達甘孜，同四方面軍會師。我在司令部見到賀（龍）老總和蕭克，也看了看他們的電台。電台缺的器材不少，張國燾給了我一個任務，幫助二方面軍把電台建立起來，缺物給物，要人給人。於是，我們送給他們一部電台和一些器材，並制定了一種通報的密碼，這樣，我們才恢復了與二方面軍的通信聯絡。
張國燾迫於形勢，於6月宣布取消“第二中央”，改稱西南局，准備北上，並致電中央。中央立即回電表示同意和歡迎，沒有正面責備，並建議建立川康陝甘根據地，目的是為了配合陝北互相呼應。
9月，開始第二次北上（第三次過草地），出發地點在爐霍，經阿壩，過噶曲河（水的確很深），原來是想佔領岷州、洮州，但岷州城未能攻下，先佔領了漳縣，張國燾和任弼時就住在一個小村子裡。一天，張國燾叫我去談話，任弼時也在場，由於蔡威的病逝，要調我到二局工作。理由是二局重要，而我對敵情工作也很熟悉，任弼時也勸我去，我則堅決表示不去。原因也很簡單，即三局我已經搞熟了，二局的同志我不熟悉，而且又已從一方面軍調了幾個同志到二局去了，我感到很難相處。我堅決不去，他們也沒有辦法，隻好派伍雲甫去當政委兼副局長。
這裡必須提及的是，會師后第二次北上時，我多年的搭檔和親密的戰友蔡威患傷寒症在岷州病逝。他彌留之際和我見了一面，死后葬在岷州附近的一個鎮子上。蔡威是福建人，1930年在上海亞美無線電學校學習，后又在上海某大學讀了一兩年書。他開始搞無線電時也跟我一樣，是邊干邊學。他非常刻苦，勤於鑽研，作風踏實，生活朴素，在無線電的業務上有獨到之處。1931年他與王子綱先我進入鄂豫皖蘇區，在我軍的電台建設上，在破譯敵人的密碼上，是起了重大作用的。他的病逝使我們非常痛心。
十九、渡河西征
四方面軍到了隴西，二方面軍到達通渭，據我所知，在漳縣開了一次西北局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決定一、二、四方面軍在會寧大會師，同時接到中央電令，決定北渡黃河，執行中央先取寧夏的戰略。原決定四方面軍過河后先佔領中衛、一條山，一方面軍一部及徐海東部也要過河，配合四方面軍的行動。黃河邊上船少，需要渡船，漳縣會議后，我們做渡河准備。原計劃四方面軍從靖遠的渡口（黃河上重要渡口）過河，跟隨一方面軍走的三十一軍、四軍從會寧西北興化的永清東北渡河，這樣就可以夾擊寧夏，佔領銀川。
我們在10月底從靖遠渡過黃河，夜晚，先頭部隊佔領了對岸灘頭陣地以后，接著就是我們過河，水不急，沒有什麼槍聲，十分順利。過河后天已大亮，敵機來了，我們躲進河北的地窖。這些地窖是老百姓儲藏梨子用的，很大，裡面都是梨。中午無法做飯，靠吃梨充飢。梨子又大又好吃，大家飽餐一頓，走時都付了款。天將黑時，我們才出發，走了一夜又半天，到了趙家水。趙家水地方雖小，但很重要，是甘北河西走廊的進口，通往寧夏的瓶頸，在這裡我們住了10天左右。另一支部隊佔領了一條山北面的五佛寺，也停了下來，目的是等待從興化渡河的部隊。沒想到敵情發生了變化，胡宗南的部隊卡住了興化永清渡口，部隊無法過河。結果渡過黃河的隻有三十軍、五軍團、九軍共2萬多人。甘北河西走廊是平原地帶，隻有一些丘陵，地形對我們很不利，又是馬步青控制的地區。馬家軍主要是騎兵，炮火雖不多但行動迅速，殺傷力大，再進軍寧夏已感到十分困難，而我們的力量又如此單薄，恰好中央此時來電，取消寧夏戰略，改為沿河西走廊西進，在甘北適當地區站住腳，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以后又來電說明在永昌建立根據地。
二十、向西，向西，向西
11月7日，在趙家水的一個廣場上，召開了十月革命節紀念大會，駐地的部隊和機關都參加了。陳昌浩在會上作長篇講話，他說：根據中央決定，號召打通國際路線，和共產國際連在一起，直接聽取斯大林的指示。話講得非常有鼓動性。徐向前也簡明地講了話，主要表示要堅決遵從中央的決定，完成打通國際路線的任務。
會后徐向前、陳昌浩找我和王子綱談話，他們說：由於二局隨另一路部隊沒有渡過河來，要兼做二局的敵情工作。我們要西進，有關敵人的情報靠中央提供是來不及的，要我們自己搞。對馬家軍的密碼，要設法破譯。我和王子綱很為難，很猶豫，沒有接受這一任務。第二次又談，口氣十分堅決，我們才接受了任務，決心破譯馬家軍密碼。於是，三局又把所有的收音機都架起來，除與中央通報外，全部精力投入破譯工作，夜以繼日，異常緊張。大約用了一星期左右時間，基本上破譯了馬家軍密碼，可猜出敵報的80%。我們曾破譯蔣介石給馬家軍的一份密電，大意是說：紅軍破譯工作很厲害，你們要注意。這次破譯工作以前，孫蔚如送來的過去西北軍用過的密碼底本對我們是有一點兒參考價值的。十幾天后，我們全部掌握了甘北馬家軍的情況，包括他們行動的時間和地點，應該說這對西路軍的西進計劃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個戰役，計劃佔領永昌。在平涼不遠的古浪打了一場惡戰，王樹聲親自指揮，九軍損失慘重。馬家軍打的是麻雀戰，騎兵下馬后，用馬刀肉搏。他們有督戰隊，騎兵隻能向前沖，不准后退，天上還有飛機配合。我們電台離前線不遠，我的手指皮也被炸掉一塊。馬刀砍，飛機炸，我們傷亡很大，以致都影響了王樹聲和其他軍隊干部的情緒。王樹聲是一個很有氣魄的指揮員，在指揮中常常把衣服一脫，大喊一聲：“跟我來！”隊伍就沖了上去。面對騎兵的新戰術，缺少辦法對付，這一仗打得他都有點膽寒了。九軍的傷亡使整個西路軍在情緒上都受到了影響。
到永昌還有好幾天的路程，我們日宿夜行，但敵人的騎兵常常在天一亮就趕到我們的宿營地，有時甚至趕到我們前面，我們還未睡覺，敵人已經包圍了寨子。戰斗頻繁不斷，人困馬乏，再加上籌集糧食十分困難，隻好派部隊到外面去拉。結果，每天戰斗的傷亡加上搞糧食的傷亡，損失巨大。過去可以搶著收容傷員，那時已不可能。沒有足夠的野戰醫院，傷員大部分被敵人殺害，對士氣影響很大。
我們終於佔領了永昌。在永昌住了一段時間，糧食已吃得差不多了，我們處於無糧無援的境地。這時陳昌浩提出以永昌為中心建立根據地的主張，經軍政委員會討論后上報中央（這點，過去中央亦曾有過電示），徐向前反對這個計劃。恰好此時我們截獲了馬步芳給馬步青的一份電報，大意是：如共軍不久留這裡，可能在玉門以西敦煌一帶，背靠嘉峪關，把屁股坐下來。但我軍沒有這樣做，還是在永昌停留下來，准備建立所謂的根據地。
這時西安事變已經發生了，我們急電黨中央，告急求援。中央回電說：統戰工作正在進行，准備派人到西安找顧祝同談判，停止二馬（馬步青、馬步芳）對西路軍的進攻。
這個地區一片荒涼，部隊大部分又是南方人，生活十分困難。馬家軍非常殘酷，凡被俘的紅軍戰士一律殺掉，而我軍對民族政策也缺乏全面認識，因而有時對被圍在據點中的馬家軍，也採取相應的辦法，一律砍殺。這樣，雙方就殺紅了眼。因此不少同志都有一個堅定的信念，寧可留下一粒子彈自殺，也不能被俘。
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紅軍戰士的斗志仍然十分高昂。那裡村寨的土寨牆很高，要架很高的梯子才能爬上去。每攻克一個村寨，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戰士們高唱《義勇軍進行曲》（也有唱《馬賽曲》的），爬上雲梯，前仆后繼，十分壯烈。
12月底，五軍團佔領了高台、撫義（兩個很小的縣城）。五軍團未帶電台，不久，我們收到敵報，得知敵人已包圍了高台，撫義我軍突圍，董振堂率部死守高台。五軍團是一支很好的隊伍，在西北軍是以打陣地戰而出名的，起義后在一方面軍也是以打硬仗而出名的。他們在高台，一無援軍，二無糧草，死守20余天。1937年1月21日高台失守，3000余人有的被殺，有的被俘，董振堂玉碎身亡，壯烈犧牲，這個情況我們是從敵人的通報中得知的。后來才知道，當敵人沖上去要俘獲董振堂時，他開槍自殺了。董振堂的犧牲對我們是極好的教育，每個人的手槍中都留下兩顆子彈，做好犧牲的准備。
高台失守后，西路軍集中在一個較大的寨子——倪家營子。這時停有停的問題，走有走的難處。當時我曾想是否應當返回去，確實也有一小支部隊向東走了一段路，由於受阻，隻好又回到倪家營子。真是西進困難，東退不能，我們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
敵人包圍了倪家營子，情況十分緊急，我們必須突出去。正面突圍已不可能，隻好偷偷地挖地道。天氣寒冷，我從老鄉那裡搞到一雙氈靴，夜間突圍時疏忽大意，沒有脫掉。騎在馬上，一出寨子，隊伍就亂了。馬不能騎，隻好走路，氈靴又笨又重，邊走邊摔跤，敵人的馬兩次從我身上踩過，幸虧同志們的幫助，連拉帶拽，才追上了電台的同志。路不能走，馬又丟了，恰好碰見一個騎驢的老鄉，同志們把毛驢要來，讓我騎上，這才跟上了隊伍，否則我早已離開這個世界了。走了幾裡路，看見一個有燈火的房子，進去一看，徐向前、陳昌浩等人都在那裡烤火，他們又給了我一匹馬，才算趕到了 宿營地。
宿營地是在梨園口附近的一個寨子，這是西路軍的最后一站。我們把電台架設起來，發現總工程師劉光甫不見了，后來從截獲的敵報中才知道他已被俘。從不斷收到的敵報中，也可以看出我們損失的慘重。犧牲的犧牲，被俘的被俘，失蹤的失蹤，想到當時的處境，至今仍感痛心。部隊的境遇和狀況，已不允許再繼續打下去了，領導決定進入祁連山。
二十一、祁連山中
進山必須經過梨園口，而敵人早在那裡等著我們。3月12日，我們遭到了伏擊。本來十分疲憊的隊伍，猶如雪上加霜，真是屋漏又逢連夜雨，損失巨大，一些軍師級干部在這次戰斗中犧牲了。
3月14日，我們到達石窩，敵人也跟蹤追了上來，又是一場惡戰。至此，2萬多人的部隊，隻剩下兩三千人，不僅大勢已去，而且幾乎全軍覆沒。山高風烈，淒楚荒涼，夜晚露宿在荒山野嶺中，真有點四面楚歌的味道。
一天，在一個山窪裡，軍政委員會開會，中途把我喊去參加。徐向前、陳昌浩、李特、李卓然、李先念等同志都席地而坐。會議氣氛沉悶，人人情緒低落，大家雖然默默不語，但還顯得十分鎮定。待我坐定之后，李特向我傳達了會議的決定。他說：現在情況很不好，你們的電台行動不便，除留下一部保持和中央通報外，其余全部砸掉。徐、陳目標大，要離開部隊，什麼時候離開，還沒有確定。這時我看了徐、陳一眼，隻見他們臉色深沉，面無表情。面對此情此景，一股蒼涼悲愴的情緒充塞了我的心頭。
會議結束后，我向電台的同志傳達了會議的決定。我喉頭發澀，聲音嘶啞，泣不成聲，話不成句，萬千思緒涌上心頭。不執行決議，電台目標太大，要拖累整個部隊，如落在敵人手中就更不好﹔砸掉吧，可這是多少烈士用生命換來的，是多少同志耗盡了心血建設起來的，今天卻要毀在我們手中，我們怎麼下得了手呢！同志們都哭了，但不砸掉是不行的，同志們挑出較好的電台后，留下足夠的備件，還是含著眼淚把親手建設起來的電台砸毀燒掉了。毀掉電台之后，大家不知所措。全軍快要毀滅，慘敗結局己定，今后怎麼辦？前途在哪裡？……
剩下的這部電台，還在工作，每到一地就把電台架起來，坐在地上和中央通報。困難重重，電台的同志情緒極不穩定，不少同志想和部隊在一起去打游擊。我們想盡辦法穩定大家的情緒。在極度困難的境地中，同志們一句關心的話，可以使一個同志在絕望中得到力量，在迷惘中重又清醒﹔一點生活上的照顧，也可以使一個同志鼓起勇氣，也可以使一個同志幸存到今天。記得解放后，我碰見一個曾在我們電台工作過的同志，當談起在祁連山中被困的情景時，他說：“幸虧你這個局長把馬讓我騎了半天，要不然那一天我就見馬克思了。”可這件事在我的記憶中早已消失了。
從收到敵人的通報中，得知他們已知道有一支紅軍跑掉，但不知跑到哪裡，這正說明我們這支隊伍在祁連山中的行動，已完全擺脫掉敵人的尾隨、追擊和捕捉。雖然我們這支僅存的隊伍隻有1000多人，但敵人就是無可奈何。后來，我們又得知，我們派出的幾支游擊隊，被俘的被俘，被消滅的被消滅。曾日三的支隊全部被俘，張琴秋、魏傳統的那個支隊也全部被俘，跟隨游擊支隊的一個電台，有兩個人在緊急情況下，竟帶著電台設備去投奔敵人。曾給朱總司令當過司號員的一個小鬼柳聖清，被馬家軍搶走當了娃子，新中國成立后才回來。
山中雖然沒有敵情，但幾十天都在荒山野嶺、雪原冰川中游動，耳塞目閉，對外界一無所知，革命形勢如何，更是無從知曉。有時想到不知何時才有盡頭，不免感到十分迷茫。一支小部隊就像失散了的孤兒一樣，在山中孤寂地流浪，部隊的情緒怎麼能安定下來呢？有少數人則想自尋出路。
快出山之前，我們收到中央的一份電報，告知我們共產國際通過新疆的關系，正在設法接應我們。這無異是在黑暗中突然看見了一片光明，在死亡的邊緣上又有了生機。同志們的情緒為之一振，立刻有了精神，我們決定出山，奔向希望之路——新疆。
二十二、在荒漠中毀掉最后一部電台
出山之后，根據我們的地圖觀察，去新疆有兩條路：一條經敦煌，一條要過安西。究竟走哪條路，我們猶疑不定。路上碰到老鄉，據老鄉講：敦煌這條路不好走，而安西縣城隻駐扎八十幾個警察。根據老鄉提供的情況，我們決定走安西，在安西附近我們停了下來。五六十天的山中生活，部隊已經拖得不像樣子了。天寒地凍，衣著單薄，腹內無食，有人無槍，有槍無彈，西去新疆還有很長一段路程，為了解決部隊的實際困難，決定攻佔安西縣城，以便得到一些補給。我們及時把這一意圖電告中央，但沒有得到回電。
當時我們隻剩下一部電台，已無法收集敵情，隻好採取火力偵察。完全出乎我們的意料，守城的敵人不是八十幾個警察，而是一個團，火力很猛，我們攻不上去，隻好又退回到村子裡。敵人尾追不放，迅速包圍了我們的村庄。真是狐狸沒打著，倒惹了一身騷。在這裡我們向中央發出四方面軍電台的最后一封電報，向中央報告安西未能攻克，准備突圍去新疆，西走星星峽。電報發出后仍然沒有得到回電。突圍之后，經過一天一夜的強行軍，擺脫了敵人的尾追，於4月底到達白墩。吃過干糧稍事休息，又是強行軍到達紅柳園子。這既不是鎮子，也不是寨子，根本沒有老百姓，隻不過是沙漠中的一個地名。在一個沙包上，敵人的一大股騎兵又追了上來，我們又被包圍了。面對強敵，我們雖已彈盡糧絕，但人人抱定為革命犧牲的意志，以大無畏的氣勢決心與敵人拼搏。跟我好幾年的警衛員張厚先，臥倒在我身旁，當敵人向沙包上沖的時候，他急忙喊我臥倒，我卻仍然挺身站立，手持兩支短槍，兩眼盯視敵人。張厚先剛喊了我一聲，卻中彈犧牲了。我急忙摘下他的槍，仍然站在那裡，手持雙槍向敵人射擊。這是荒漠中的一場血戰，也是西路軍的最后一次戰斗。
天黑時，領導決定突圍，通知我砸掉最后一部電台。我預感到全軍覆滅的命運在等待著我們。張厚先的犧牲，使我感到我的生命也即將結束。在沙漠中突出去似不可能，電台當然不能落入敵手，於是，我們砸掉了四方面軍的最后一部電台。除為了將來破譯密碼用的一兩份不太重要的敵報外，所有的機密電報和密碼本也都付之一炬。我身上還有一支槍，內裝兩顆子彈，在上衣口袋裡還有一個火柴盒，裡面有三五根火柴，以應付最后時刻的到來，燒毀留下的兩份電報。在處理完電台的事宜之后，我正在等待突圍，突然有人喊我：“局長，你看，首長們已經都走了。”我懵懵懂懂地看了一眼，隻見一行馬隊在黑夜中正在向前趕路，同志們讓我趕快跟上，我牽過騾子，同志們將我扶上騾背，急忙追上那隊人馬。王子綱沒有牲口，他牽著我的騾子尾巴也跟了上來，但后來還是掉了隊，跟著其他大隊伍走了。
到停下來時，一看，這一隊人馬有80多匹牲口，都是負責干部，沒有警衛部隊，大部隊則由八十八師師長楊秀坤做后衛掩護突圍。我們這一小隊騎馬的走不動了，大家就牽著牲口走。走到半夜，才擺脫了敵人，聽不到槍聲。但我的情緒仍很不好，就問身旁的一個同志：“現在是朝哪個方向走？”他看了看夜空中的北斗星回答我說：“向北偏西。”我向李先念發牢騷、提意見，說：“再往北就到外蒙古的戈壁灘了，大部隊在大路上，我們應該向西靠和突圍出的大部隊會合。”他們不聽，我還是罵罵咧咧，繼續提意見，沒想到我這一罵倒起了點作用，隊伍終於停了下來。經過大家商量，採納了我的意見，改向西南方向走。
隊伍西行以后，又在沙漠中走了兩天兩夜，仍然是一眼望不到盡頭的沙丘，我們能不能走出這黃沙滾滾的瀚海，真是難以預測啊！為了防備萬一，我隻好把密碼本和留存的電報底稿也燒掉了。紅四方面軍的電台，最后在沙漠中結束了它的生命。
二十三、終於走完了悲壯的行程
第三天下午，大家已經筋疲力盡，沒有一滴水，沒有一粒糧，隻有遍地的黃沙和晴空中焦灼的陽光，大家都仰臥在沙丘上休息。出路當然還有一條，就是繼續向西南方向走，到了大路上才能找到水喝，可是我們已經寸步難移了。當時派李先念的小參謀簡佑國去偵察附近是否有水，大家把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他卻有去無回。口渴肚飢，人們都迷迷糊糊地處在半休克狀態。突然有人發現所有的牲口都不見了，大家顧不得昏迷疲勞，趕快去找牲口。有人用望遠鏡瞭望，隻見幾匹馬正在喝著什麼。偶然的發現給了我們生的希望。我們跳起來奔跑過去，這才發現那裡有一大池子水。我不顧一切地跑到池邊，猛喝一通，一口氣喝了六大缸子水。於是我們又有了精神，繼續向西南方向前進，終於來到了大路上。
在大路上走了一會兒，突然聽到遠處有汽車行駛的聲音，我們莫名其妙，汽車已漸漸駛近，這才看清車上還有兩面紅旗。啊！紅旗！這一定是我們自己的人。果然，是我們大隊伍的人和盛世才辦事處的人接我們來了。真是柳暗花明，絕處逢生，同志們都流下激動興奮的熱淚。牲口由他們騎回，我們登上兩輛汽車，直駛星星峽。在星星峽，陳雲、滕代遠等中央領導同志在迎候我們。
第二天來了幾架飛機，空投了一批槍支彈藥，第三天飛機又空投了軍裝。我們丟下破爛不堪的衣服，換上嶄新的軍裝，原來這些物資都是共產國際的支援。1937年5月5日正是馬克思誕辰的那一天，西路軍幸存的400余人坐上幾十輛汽車離開了星星峽，三天之后到達迪化（即烏魯木齊），我們被安排在東門外新兵營，從此結束了西路軍悲壯的行程。
（摘自百年潮2010年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