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澤東為什麼沒有出國？

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青年毛澤東一直都有出國留學的打算，可最終卻沒有成行。是什麼原因或理由讓毛澤東放棄了對當時許多青年來說夢寐以求的出國計劃呢？

當時他是湖南學生反帝愛國運動的實際領導人。

問題的提出與質疑

五四運動前后是中國近代社會最黑暗的時期之一，也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和革命轉型時期。此間，先進的中國人、不堪祖國的再度沉淪的仁人志士，面對神州大地的亂象，四處尋求救國救民的方案和良法，在中國一度掀起了出國求學的熱潮，尤以湖南學子赴法勤工儉學特別突出。熱血青年毛澤東身處這一熱潮之中，不能不為之所動。事實上也的確如此，毛澤東曾經有過留學日本、俄國特別是留學法國的想法，而且當時還是赴法勤工儉學的主要組織者。可是，他經過反復的思考最終卻作出了不出國的決定。為什麼青年毛澤東不去呢？

對於毛澤東不出國留學的原因，有多種說法，其中有的說法有道理﹔但下面兩種，明顯是站不住腳的。

說法一：經費有限說。

有人認為是新民學會的經費有限，毛澤東因為經濟拮據而放棄留學。新民學會作為一個學生組織，沒有政府的財政支持，經費一直是緊張的，毛澤東本人的經濟狀況也並不好，求學期間都是靠家裡供給，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的薪水也是極低，每月8元。他的經濟狀況的好轉是在1920年9月，他擔任一師附小主事(類似校長)之后。但這些並不能說明毛澤東不出國留學是因為經濟拮據。

首先，迄今為止，在有關毛澤東的所有文獻或資料當中，都沒有發現他本人提到因為經費問題而放棄留學的任何記述。

根據李銳的研究，為籌措赴法經費，毛澤東曾向章士釗求助，並將所得3萬元以每股1600元分給赴法會員，自己也分到一份。因此，毛澤東作為新民學會赴法留學的主要負責人，如果不是想把這些錢用於資助他人或留待以后的學會活動，應該不缺赴法的資費。另據逄先知的研究，1920年6月，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巨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忙。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資金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關於此事，章含之在《我與父親章士釗》一文中曾有一段回憶：1963年毛澤東突然提出“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他一筆債沒有還呢”。從1963年起，每年春節初二這天，毛澤東必定派秘書送自己的稿費兩千元，一直到1972年送滿累計兩萬元。毛澤東還說：這個錢是給你們那位老人家的補助，從1973年開始還“利息”，這個錢一直送到行老不在為止。

另外，在《毛澤東自傳》中，根據斯諾的記載，毛澤東的家境在當時是小康偏富的那類。毛澤東曾說他的父親很會“積聚財物”，“在那個小村裡可以說是大富了”。他父親的資本最多時達到“兩三千元”。根據毛澤東的說法：他在師范學校讀書5年，一共用了160元——連所有的學費、穿衣吃飯，甚至三分之一用於訂報紙。從茲可以得知，當時的兩三千元是一個較大的數目，因為毛澤東每年在師范學校的一切花費才不過僅僅30元左右。如果與現在相比，如早幾年的中師和現在的師范大學的學生來說，一年的花費(不包括學費)大約就需要3000元吧。這樣一算，學生時代毛澤東的家庭顯然算偏富人家。以這樣的家境，即使沒有外來的資助，隻要他願意去也還是有足夠的財力的。更何況“勤工儉學”的方式留學，花費當是更少，不需要太多經費。

說法二：外語欠佳說。

持此說法的是美國著名的中共黨史人物研究專家施拉姆。施拉姆在其所著的《毛澤東》一書中說：據“當時知情的人說，他曾認真地考慮過去法國的問題，最后決定不去，是因為他沒有學好外語，怕到外國后發生困難”。毛澤東的確認真地考慮過去法國，說他是因為沒有學好外語，怕到外國后發生困難，施先生並沒有提供充分的証據。當時外語水平低而出國留學的人並不少，尤其是勤工儉學的更是屢見不鮮。當時有留法預備班，如果毛澤東真想出國，可以入預備班，可是他並沒有進過這樣的預備班。

其實，毛澤東有段時間是非常重視外語學習的。1920年在寫給其師友黎錦熙的信中說：“外國語真是一張門戶，不可不將它打通，現在每天讀一點英語，要是能夠有恆，總可稍有所得。……我近來功課，英文，哲學，報，隻這三科。”次年9月在船山學社養病時，毛澤東又曾函告蕭子升：“現在讀書雖甚少。然把英文作為主課，每天多少必讀幾句，誠已曉得非讀不可了。”實際上，外語水平的高低與毛澤東是否留學沒有必然的聯系，當時的自費留學對外語也沒有什麼苛刻的要求，所以外語好壞不是毛澤東不留學的主要原因。

如果以上兩種說法不能成立的話，那麼，毛澤東不出國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原因之一：為照顧病重的母親和為母奔喪

毛澤東對其母親有很深的感情，而對其父親則不然。在斯諾所著《毛澤東自傳》一書裡，毛澤東是這樣飽含深情地回憶他的母親的：“我的母親是一位慈祥的婦人，慷慨而仁愛，不論什麼都肯施舍。她很憐惜窮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給那些來乞討的人。不過在父親面前，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家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是我、我的母親和弟弟所組成的，有時甚至雇工也在內。”

毛澤東對母親的身體非常關切，1918年8月毛澤東離湘赴京前夕，曾特意致信他的兩個舅父，“感謝他們照料患病的母親。說鄉中良醫少，特請人開來一藥方為母治病﹔如不能愈，到秋收之后，擬接到省城治療。”1919年春，毛澤東偕新民學會會友離京赴法前夕，因得知母親病危，即於3月12日返湘並取道上海送別會友，4月6日回到長沙即將母親接到省城就醫，“對母親親侍湯藥”。同月28日又致信舅父舅母對他(她)們照顧母親再一次表示感謝，信中寫道，“家母久住尊府，備蒙照拂，至深感激。”當年10月他的母親去世時，毛澤東正在省城組織驅張運動，煞是緊張而忙碌，但他一獲消息便日夜兼程趕回韶山為其母守靈送葬(他父親去世時沒有回去奔喪)。在母親的靈位前，毛澤東動情地寫就了《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儉持家、愛撫子女、和睦鄰裡等優良品德，同時也表達了自己無法報答養育之恩的痛心：“養育恩深，春暉朝霞。報之何時，精禽大海。……有生一日，皆報恩時，有生一日，皆伴親時。”

毛澤東由於時刻惦記著母親的病情，“不得不趕回服侍”以及“有生一日，皆伴親時”的想法，使之在新民學會諸友赴法留學前夕，因母親的病以及后來的逝世成了他不出國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受到胡適之先生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毛澤東與胡適的關系一度被歪曲或有意地秘而不宣。隨著思想的解放和學術研究的更加開放，也得益於許多原始資料的整理和公開，他們之間的關系漸漸明朗起來了，許多鮮為人知的事情也變得眾所周知了。長征勝利后，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的採訪時說，五四前后，“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為我們的楷模”。像五四時期的許多青年一樣，在青年毛澤東的心目中，胡適與陳獨秀是有著特殊魅力的人物，甚至是他崇拜的對象。陳獨秀對毛澤東的影響說，最大的一點就是毛澤東在他的影響下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至於胡適，卻有著對毛澤東不出去留學的影響。

1918年8月，毛澤東應在北大任教的楊昌濟之召到北京，隨后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同時旁聽胡適的課，成為胡適的學生。“這期間，曾與在京的新民學會會員，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樓談話，主要談論學術和人生問題”。毛澤東1919年7月在長沙創辦《湘江評論》，與此同時，胡適在北京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名文，從而挑起歷史上著名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從當時的歷史看，青年毛澤東更趨向於胡適的觀點。原因是胡適對當時並非名人的毛澤東有較多的關注，這對青年毛澤東來說似乎遇到了“知音”，甚至有點“受寵若驚”了。毛澤東把自己主編的《湘江評論》如期寄給胡適，胡適在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評論》第36號上撰寫有《介紹新出版物》(署名“適”)一文，高度評價了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並表示支持湖南的學生斗爭。尤其令毛澤東感動的是，胡適不但對毛澤東登載在《湘江評論》上的一篇文章《民眾的大聯合》大加贊揚，說該文“眼光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重要文字”，而且還對毛澤東本人褒獎有加說，“武人統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對胡適頗感有知遇之恩的毛澤東響應胡適的“多研究些問題”的號召，在湘潭起草了《問題研究章程》，寄給北京的鄧仲夏，刊發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該《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項問題，是對胡適所提問題的細化，思路與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第二次去北京。這次是他為“驅張”而去北京聯絡的。在北京，他代表新民學會上書胡適，爭取胡適對湖南學生的支持。對這件事，胡適晚年回憶說：“毛澤東在湖南師范畢業后到北平，他和五個青年上書於我，——這封信，……在抗戰期間，……燒掉了。”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離開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他即給胡適寄了一張明信片，片中有“適之先生，在滬上一信達到了麼？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之處)……”這麼幾句，落款是“毛澤東寄寓長沙儲英源楚怡小學校”。

接下來的兩件事，也許是胡適對毛澤東不出國影響最大最直接的。胡適贊同毛澤東的“自修”學習主張並加以鼓勵，他在1951年5月16－17日的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

胡適日記中所記之事，在毛澤東寫給朋友的信中可以得到互証。1920年2月，毛澤東離京前給陶毅的信中說：“湘事平了，回長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不久，在寫給周世釗的信中再次提到此事，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所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先生選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裡實行共產的生活”。

另外，胡適也主張青年不必盲目出去留學，還寫過一篇文章叫《非留學篇》。1920年毛澤東寫給周世釗的信中提及此事：“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麼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太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証據。我曾以此問過胡適之和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為我的意見以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

毛澤東像大多數偉人一樣，也是從青少年時代一個普通人慢慢成長為偉人的。青年毛澤東像當時追求進步的青年一樣，也有喜歡或崇拜的杰出人物：早些時候的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稍晚就是新文化運動的聞人陳獨秀、胡適等，陳、胡二位對毛澤東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原因之三：甘為學會“殿后”及現實斗爭的需要

1920年6月，向警予自法國曾致信毛澤東轉達蔡和森的意見，即希望毛澤東於“湘事定后，留湘兩年”。除了蔡和森之外，“潤之兄應當留在國內”是當時新民學會成員大多數人的意見。蕭子升、蔡和森赴法后，毛澤東在新民學會的擔子更重了。毛澤東主張把有限的會員適當地分散到各地、各方面去學習，尋求救國之法，也要留人在長沙從事教育，就地培育最緊缺的人才，建立改造中國的基地，使長沙成為中國的重心。他曾與蔡和森函約：“秉了現在之志向，於現在立一可大可久之基礎，以為后來活動的地步。”“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為此，他還曾勸羅學瓚留湘從事教育：“弟與蔡君等往返商議，深以同仁多數他往，……后路空虛，非計所得。”在給陶毅的信中稱：“人才最講究經濟”，以免“堆積”，“我們同志，應該散於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事實上新民學會大體上也是按照此想法去行動的，除了10多人先后赴法外，另有傅昌玨等赴日，李思安等去南洋，楊潤余等到上海，羅章龍入北大，而毛澤東、何叔衡等則留守長沙，從事教育。

此外，現實斗爭的需要也使他無法脫身。毛澤東第一次前往京、滬，使他開闊了眼界，進一步認識了世界及中國革命的大勢，預感到一場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風暴即將到來。因此，他一回到長沙便向會員講述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國內外形勢的看法，介紹十月革命和北京等地青年學生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的情形以及如何在湖南作出呼應的計劃。據周世釗回憶，1919年4月毛澤東回湘不久即告訴他：“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正在因外交失敗消息引起悲痛和憤怒，正在醞釀開展愛國運動，湖南也應該搞起來，我想在這方面做些工作。”毛澤東反對空洞的口號，主張“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故回到長沙以后就直接投身到政治中去，如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創辦和主編《湘江評論》，發動驅張運動和湖南自治運動，籌辦自修大學，發起和主持文化書社和俄羅斯研究會。稍晚一點，毛澤東應陳獨秀函約，與何叔衡等在建黨的文件上簽名，創建了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正是由於毛澤東因實際工作奔忙，所以在1919年11月，當他的同學羅學瓚致信給他懇切相邀“惟弟甚願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學。若少遲延，時光既過，人事日多恐難有多時日求學矣”時，毛澤東謝絕了同學的好意。

毛澤東並非是一個“絕對反對出國留學的人，而且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但是他反對隨大流、趕時髦、慕虛名的做法，對那種抱著“出洋”為“鍍金”或“做官”目的的人深表厭惡，不屑與之為伍。求學的目的是為了改造社會，而留在國內也許更能達到改造中國的目的。

1919年3月，新民學會赴法諸友在上海等船出洋之際，毛澤東突然宣布不去法國。根據羅學瓚1923年2月回國對周士釗的說法是這樣的：“當時，毛約集我們開了個會，在談了此行的重大意義和應該注意的問題后，宣布他自己這次不去留法了”，當大家“問他為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辛苦經營將近一年，為什麼到臨行時忽然變計”時，毛澤東表示：“我們這些人中，要有人出國，學習新思想，新知識，以貢獻祖國﹔也要有人留在國內，研究本國問題。我對本國問題有研究興趣，但還研究不夠，因此作出這種決定。”據黎錦熙的回憶，1919年毛澤東在他家過春節，他曾問毛澤東有何打算，毛澤東的回答是：“我覺得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問題。我覺得關於自己的國家，我所知道的還太少，假使我們把時間花在本國，則對本國更為有利。”1919年夏，當徐特立邀其一同赴法時，他再度聲稱“寧願多增加一點關於本國的知識”。多年以后，毛澤東在延安與斯諾談話時，也將此舉歸因於“我對自己的國家還了解不夠，我把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

從1918年秋到次年春的北京之行，青年毛澤東思想開始“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尤其是經過驅張運動及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了解，他開始考慮如何改造中國的問題，同時也認識到自己對中國社會了解還很不夠，思想還是種種主義、學說的“大雜燴”，因而需要在國內作進一步研究。正如他自己所說得那樣：那時候“我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長，我的思想越來越激進。……可是就在這時候，我的思想還是很混亂的，用我們的話來說，我正在尋找出路”。

“尋找出路”，改造中國，促使毛澤東留在了國內，以研究中國的國情。1920年3月毛澤東在寫給周世釗的長信最能表達這種想法。信中寫道：“我想暫時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綱要。我覺得暫時在國內研究，有下列幾種好處：1.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可於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2.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3.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

歷史事實証明，毛澤東放棄出國，留在國內深入研究中國這個地盤的情形，使他對中國“國情”的理解和把握超過了與他同時代的中共其他任何一位領導人。因此，隻有他能夠在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方面作出最大的貢獻。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因為毛澤東選擇了中國，所以中國選擇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