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淞：黨史研究和黨史工作的卓越開拓者

胡喬木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政論家和社會科學家，我們黨思想理論文化宣傳戰線的卓越領導人。在長達6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胡喬木同志對黨的理論工作、宣傳工作、文化工作作出了杰出貢獻。其中，他卓有建樹和廣為人知的是黨史研究工作。他在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主任委員時，填寫學術職務用的是“黨史學者”，這足以說明，在他的心目中，黨史研究在畢生的科學研究工作中，佔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胡喬木同志是黨史研究和黨史工作的主要奠基者。從1941年起，胡喬木同志擔任毛澤東同志的秘書、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他上任不久，就協助毛澤東同志編輯供黨的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黨史使用的《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重要歷史文獻。這三部文獻集是為開展整風的需要而編輯的，對黨的高級干部在整風中正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分清政治是非、統一思想認識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此，胡喬木同志同黨的文獻工作和黨史研究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新中國成立后，為紀念建黨30周年，胡喬木同志於1951年6月撰寫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這部著作，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緊密聯系中國實際、具有開創性意義的簡明黨史。它不僅在當時成為廣大黨員、干部學習黨史的重要教科書，而且對以后的黨史研究、黨史宣傳教育和黨史著作編寫都產生了重要影響。胡喬木同志還先后參加《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的編輯工作，為宣傳黨的歷史和毛澤東思想付出了大量心血。

胡喬木同志是中央關於歷史問題兩個決議的重要參與者。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先后作出兩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推動黨和人民事業打開新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延安整風期間，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胡喬木同志參加《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為決議的最后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1980年至1981年，在鄧小平等同志主持下，胡喬木同志負責《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他日夜操勞、殫精竭慮，僅同起草小組的談話就達32次。在起草過程中，他按照鄧小平等同志的指示精神，認真研究黨史上的重大問題，為科學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分清歷史是非，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肯定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為創立和制定黨在現階段的理論、路線和政策，作出了重要貢獻。

胡喬木同志是改革開放以后一個時期黨史工作的主要領導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為了認真總結黨的歷史經驗，1980年，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和中央黨史編審委員會，在編審委員會領導下成立中央黨史研究室。胡喬木同志擔任編審委員會成員和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任主任。1982年，中央決定中央書記處下設黨史工作小組，胡喬木同志為成員之一。1988年，中央決定黨史工作小組改為中央黨史領導小組，胡喬木同志任副組長，直至離開我們。

中央決定成立黨史工作機構的一項主要任務，是早日編輯出版黨史。在胡喬木同志領導下，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伊始，即開始撰寫《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2001年修訂版改為第一卷），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同時開展大規模的黨史資料征集工作。在胡喬木同志的精心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在1991年紀念建黨70周年之際得以問世。同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更是胡喬木同志和胡繩等同志的嘔心瀝血之作。他提議編寫這部著作，自始至終指導編寫工作並參與審定。他不顧重病纏身，審閱主要章節，提出了大量重要修改意見。這些意見不但使書稿增添了光彩、減少了疏漏，而且反映出他對許多黨史問題的真知灼見。他親筆寫下的《題記》，思維縝密、寓意深刻、詞章考究，堪稱黨史大師之杰作。這部著作在國內發行近800萬冊，是迄今為止發行量最大的黨史著作，對推動黨史教學、研究和宣傳產生了很大影響。在當時國際國內發生政治風波的背景下，以《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為教材在黨員、干部中開展的黨史學習活動，對於全黨統一思想、堅定信念、繼續前進起到了重要作用。

胡喬木同志作為主管黨史工作的領導人，就黨史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講話、談話等，對做好黨史工作特別是黨史研究工作提出了十分重要的指導性意見。這些重要意見，對今天乃至對於今后做好黨史工作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於黨史工作的功能和目的。胡喬木同志指出：黨史工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黨史工作的目的並不是面向過去，而是面向現在、面向將來。我們是為現在、為將來而研究過去的。黨史工作和黨的其他工作一樣，是為著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而斗爭的，因此，不能把黨史工作看成是平靜的、書齋裡的事業，它是在思想斗爭最前線的一項戰斗性的工作。他強調，寫黨史要有政治上的觀察和把握。

關於黨史工作的科學性。胡喬木同志指出：黨史工作的戰斗性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依靠的是科學，依靠的是真理，這種戰斗就是科學和反科學的戰斗，是真理和謊言的戰斗。因此，我們需要用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科學的論証來闡明黨的各種根本問題。他反復強調要加強黨史工作的科學性，指出：黨史工作科學性之所以能夠加強，是因為研究的深化和精細化，是因為以佔有詳盡的材料為根據，是因為實事求是。研究黨的歷史，不能從會議、文件出發，而是要從歷史實際出發，首先要把握基本歷史事實，理清歷史的脈絡，用歷史事實來說明問題，要有新的材料、新的觀點、新的態度。他還指出：黨史研究要從具體問題入手。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單有理論是不夠的，還要靠、更要靠具體的政策。這是因為，我們的理論，不是純粹思辨的理論，而是革命政黨的行動的理論，是從黨和人民的實踐中來、又指導黨和人民的實踐的理論。黨史要表現黨是在人民中間奮斗的，黨的斗爭是反映群眾要求的，是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要讓人們看了黨史之后，真正感到黨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是尊重人民的﹔而不是黨自己在照鏡子，左顧右盼。

關於如何把黨史寫好寫生動。胡喬木同志認為，以往黨史論著的根本缺點之一，就在於它們不是從生動、豐富的歷史實際出發，而是從會議、文件出發，寫成了文山會海。他指出：編寫黨史，要採取史論結合、夾敘夾議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觀點，展開科學論証。他強調要重視詳細地佔有材料，隻有充分地佔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資料，並把這些資料甄別清楚，才能寫出有戰斗力的歷史論著。他要求寫黨史要表現我們的滿腔熱情，革命經驗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鮮血換來的，不能用平淡無奇的筆法，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來寫，要恰當地進行評論，筆端要常帶感情。他指出：黨史著作要真正讓人讀得下去，還是要有思想、有見解。好的黨史書，應該使人們從中得到對於歷史的認識，得到政治智慧。

關於如何進行歷史評價。胡喬木同志多次提出“歷史要分析”的觀點，指出：看待歷史不能簡單化。歷史唯物主義要求非常仔細地、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不是像貼標簽那樣，貼標簽是把歷史唯物主義簡單化、庸俗化。對於任何重大歷史問題，都需要著重分析其背景，而切不可從個人的性格、品質去尋求說明。要分析歷史問題所產生的復雜原因，科學地說明這些原因，歷史研究才是客觀的、信實的、公允的、全面的。要把個人放在歷史所形成的一定社會動向和趨勢中去考察，而不要把個人孤立起來，撇開某種趨勢去考察。

胡喬木同志還以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遠見卓識和深厚素養，撰寫了一批極富影響的黨史論著。其中，《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是一本他未及完成寫作和審定的著作，但書中提供了大量珍貴史料，對一些重大黨史問題作了權威性的分析和說明。胡喬木同志為紀念建黨70周年而寫的最后一篇力作《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是他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研究黨的歷史最具價值的著述之一。

胡喬木同志已經離開我們20年了。今天，在黨中央和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和親切關懷下，黨史工作已經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紀念胡喬木同志，就要學習他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堅強的黨性修養﹔學習他堅持真理、獻身事業的崇高追求，顧全大局、嚴於律己的高尚情操，謙虛謹慎、廉潔奉公的優秀品格﹔學習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博大胸懷，實事求是、勇於探索的創新精神，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的科學態度，博學深思、勤奮筆耕的人生志趣。

“江山是處勾魂夢，弦急琴摧志亦酬。”寫於晚年的這一詩句，深切表達了胡喬木同志心系家國、壯志待酬的期許。胡喬木同志是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創建者和受人尊敬的老主任、老前輩。作為黨史工作的后來者，我們深知，他期待於我們的，決非心慕手追、亦步亦趨，而是弦急琴摧、奮發有為。我們將十分珍惜胡喬木同志留下的重要工作基礎和寶貴精神遺產，認真學習領會他關於黨史研究和黨史工作的重要思想，為開創黨史工作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注：本文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歐陽淞同志在2012年6月1召開的“紀念胡喬木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發表時略有改動。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