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動亂的正義抗爭

全國性動亂的急劇蔓延，不能不引起一直為動亂局面深深憂慮的老一輩革命家的嚴重關注。他們忍無可忍，與中央文革的尖銳沖突一觸即發。

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２０日，中央軍委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碰頭會，討論軍隊開展“四大”問題。會上，江青、康生、陳伯達等以“軍隊不能特殊”為由，繼續鼓吹軍隊應和地方一樣搞運動。對此，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三位軍委副主席堅決反對。他們一致認為，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軍隊一亂，將無法擔負保衛國家、抵御外敵入侵的重任。在激烈爭執中，葉劍英、徐向前義憤填膺，拍案怒斥江青等人。這就是所謂“大鬧京西賓館”事件。

１月２２日，毛澤東接見參加中央軍委碰頭會的軍隊干部，表示贊同軍隊應保持穩定的意見。隨后，新近接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職務的徐向前又當面向林彪陳述理由，要求制定一個穩定軍隊的文件。經林彪同意后，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以及周恩來等擬出中央軍委《八條命令》。１月２８日，《八條命令》由毛澤東批准下達。然而，這樣的文件已經無法扭轉“天下大亂”的局面。

自２月上旬起，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參加的碰頭會，商討黨政業務工作。在碰頭會上，再次爆發了老一輩革命家揭露、抨擊中央文革小組亂黨亂軍行徑的斗爭。

在2月10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曾就陳伯達、江青、康生1月4日有關打倒陶鑄的講話，嚴厲地批評了陳伯達和江青，並指示中央文革小組開會批評他們。毛澤東的這一態度使反對動亂的老同志受到鼓舞。在２月１１日的碰頭會上，葉劍英斥責康生、陳伯達和張春橋：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干什麼？又質問：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干什麼？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徐向前說：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把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聶榮臻也說：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２月１６日，懷仁堂碰頭會上的斗爭達到白熱化。這天的會議原定討論“抓革命、促生產”問題，但會議一開始又圍繞要不要黨的領導、要不要廣大老干部、要不要穩定軍隊等根本性問題展開激烈爭論。譚震林首先怒斥張春橋：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又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個一個打光。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斗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他鄭重申明：我不是為自己，我是為整個的老干部，是為整個黨！會上，陳毅、李先念、余秋裡等也作了措詞尖銳的發言，對“文化大革命”以來的一系列極端做法表示強烈不滿，痛快淋漓地揭露和抨擊了江青、陳伯達、康生、張春橋等人。

這便是著名的“大鬧懷仁堂”事件。

2月１６日晚，陳毅還對歸國留學生代表發表長篇講話，猛烈抨擊中央文革小組的卑劣行徑。他激憤地說：“這樣一個偉大的黨，隻有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伯達、康生、江青是干淨的，承蒙你們寬大，加上我們五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就隻有這十一個人是干淨的！？如果隻有這十一個人是干淨的，我陳毅不要這個‘干淨’！把我揪出去示眾好了！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

在此前后，處境困難的周恩來，也在不同場合表現出他與進行抗爭的老同志們在力主恢復和堅持黨的領導、反對把老干部一概打倒、反對搞亂軍隊等原則問題上的一致態度。

第二次“大鬧懷仁堂”的當夜，在江青的策劃下，張春橋、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的記錄，搶先向毛澤東作了匯報。２月１９日凌晨，毛澤東召集會議，嚴厲批評譚震林、陳毅等人，強調“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會上還決定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２月２５日至３月１８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七次“政治生活批評會”，批判譚震林等，周恩來也被迫檢討。同時，林彪、江青在全國掀起“反擊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不滿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各級領導干部，使本來已經混亂的局勢更趨惡化。此后，這場正義抗爭被說成是“二月逆流”，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實際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職能。

老一輩革命家在抗爭中提出的問題，集中到一點，就是還要不要黨的領導。這場“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群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全面否定新中國成立17年來黨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成就，全面沖擊全國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其結果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致使其中不少人被提拔到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崗位上來。

稿件來源：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 第二卷（1949-1978）》（上冊），中央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