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談話

１９７４年下半年，毛澤東在考慮並確定四屆全國人大和國務院領導人選的同時，在一些談話中提出若干有關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問題，他仍在力圖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和社會制度本身去尋找“產生資產階級”的根源，避免黨內、國內出現修正主義。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０日，毛澤東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於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

１２月２６日，毛澤東約來長沙向他匯報四屆全國人大籌備情況的周恩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除了關於召開四屆全國人大及其人事安排問題外，談的另一個方面的內容就是理論問題。他談到：“列寧為什麼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要告訴春橋、文元把列寧著作中好幾處提到這個問題的找出來”，“大家先讀，然后寫文章。要春橋寫這類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隻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他還講：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工人階級一部分，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所以，林彪一類如上台，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點馬列主義的書。”毛澤東的上述談話，當時被概括為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

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問題的談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按照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對未來社會的某些設想，毛澤東一直認為，商品經濟、按勞分配、八級工資制是一種與資本主義有著密切聯系的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１９５８年實行人民公社化的時候，他就曾批評過“資產階級法權”。后來糾正“共產風”，他批評了那種企圖廢除商品、貨幣的主張，肯定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但沒有改變對商品經濟性質的認識。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毛澤東把商品經濟與“變修正主義”、“產生資產階級”聯系起來，與“林彪一類如上台”的憂慮聯系起來。因此，限制等級制度和破除特權思想，避免社會因貧富懸殊而產生兩極分化現象，是他一直致力解決的重要問題。與“文化大革命”發動初期不同的是，這時，他對出現修正主義的危險的關注，已經由黨內上層轉向社會基層，由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擴大到黨內外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毛澤東關於理論問題的談話，反映了他對社會主義的進一步思考。不過，他顯然誤解或教條化理解了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與此相聯系，表明他對於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什麼，也存在不少模糊認識。這是他發生晚年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

１９７５年２月９日，《人民日報》發表《學好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社論，公布了毛澤東談話的一部分內容。社論說：“我們的任務，是不斷鏟除滋生修正主義的土壤”，“同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作斗爭”，“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２月２２日，《人民日報》發表張春橋、姚文元主持選編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33條語錄。全國立即掀起“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運動。

3月1日，《人民日報》轉載《紅旗》雜志第三期姚文元的文章《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這篇文章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發表。文章提出，林彪集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現象，有著“深刻的社會階級基礎”。文章由林彪集團的出現聯系到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說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的經濟基礎，認為資產階級法權“所帶來的那一部分不平等”，“必然會產生兩極分化的現象”，其結果，就是“在黨員、工人、富裕農民、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會產生少數完全背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暴發戶”。文章說，為了逐步減少產生資本主義的土壤和條件，直到最后消滅它，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文章引人注目地提出全面專政的觀點：必須鞏固和發展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資產階級法權復辟，繼續在較長時間內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務﹔並在生產關系的其他兩個方面，即人與人的相互關系和分配關系方面，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不斷削弱產生資本主義的基礎”，實現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提出“全面專政論”是該文的核心思想。當然，姚文元文章所表達的，不僅是探討林彪集團產生的社會原因，更重要的是在文章結尾部分，引用毛澤東在1959年的一段話：“現在，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強調當時的主要危險是經驗主義，以此影射周恩來、鄧小平，為攻擊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制造輿論。

就在發表姚文元文章的同一天，張春橋在全軍各大單位政治部主任座談會上講話。他大講利潤、獎金、物質刺激都隻能導致修正主義，“如果理論上不搞清楚”，就會“跟著劉少奇那條路線走”。他還把攻擊矛頭指向周恩來、鄧小平，說：四屆全國人大提出了一個很宏偉的目標，“無非就是搞幾千億斤糧食、幾千萬噸鋼。但是，如果我們把理論問題搞不清楚，就會重復斯大林的錯誤”，“衛星上天”，“旗幟落地”。他要求把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當作各項工作的“綱”。

一個月后，《人民日報》於4月1日發表張春橋的文章《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也是一篇經中央政治局討論發表的文章。張春橋的文章，在分析了我國所有制變更的情況后，得出結論說：我們的經濟基礎還不穩固，“資產階級法權”在所有制方面還沒有完全取消，在人們的相互關系方面還嚴重存在，在分配方面還佔統治地位，在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有些方面實際上仍然被資產階級把持著，資產階級還佔著優勢。隨著城鄉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新資產階級分子一批又一批地產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林彪一類人物上台，資產階級的復辟，仍然可能發生。文章提出：“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關鍵在於我們能不能在一切領域、在革命發展的一切階段始終堅持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文章把“全面專政”比作土地革命戰爭中打反動地主武裝盤踞的“土圍子”，說：“現在，資產階級的土圍子還很多，打掉一個還會長出一個”，要求“全部地打掉資產階級的一切土圍子”。

張春橋和姚文元兩篇文章的共同思想是宣揚“全面專政論”。這一錯誤論斷，無視我國經濟、文化長期落后的社會現狀，無視我國雖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但尚處於不發達的社會階段的客觀現實，把所謂在各個領域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擺在黨的任務的重要位置。“全面專政論”抹煞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豐富內容，根本不講生產力的發展，不講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講發展科學文化和民主政治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全面專政論”的提出，為“四人幫”不斷在政治、思想文化和經濟領域制造“階級斗爭”提供了理論依據。

“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在全國展開后，經濟生活的許多領域採取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限制“小生產”、鏟除資本主義“土壤”的各種措施。原本很有限的商品流通范圍和市場調節作用受到進一步限制。供銷合作社被並入國營商業，工業部門的自銷門市部除了個別的外，一律交由商業部門經營，城鎮集市貿易被嚴加限制。許多小商小販、手工業者被取締，或被組織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不少地區以商品生產和交換為主要經濟活動的大小城鎮日趨衰落。在農村，許多地方再次刮起“割尾巴”風，把農民的自留地、宅基地、家庭副業等都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加以取締、禁止。農民的自留地被減少，家庭手工生產和經營的項目受到嚴格限制。受此影響，市場上農副產品嚴重不足，城市的豬肉、禽、乳、蛋的供應日趨緊張。日用消費品憑証限量供應的范圍越來越大，有的地區最多時達50多種。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