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興起

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民為反抗外敵和改革現狀，同外國侵略勢力和本國封建勢力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頑強的斗爭。從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廣東三元裡人民的抗英斗爭，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各地人民反抗英、法和沙俄入侵的斗爭，19世紀60至90年代各地接連不斷的反洋教斗爭，甲午戰爭后台灣人民反對日本割佔台灣的斗爭，到歷次反侵略戰爭中廣大愛國官兵的浴血奮戰﹔從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奮起救亡、銳意變法的資產階級維新運動，到矢志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的資產階級革命，無數志士仁人，前仆后繼，拋頭顱洒熱血，顯示出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反侵略、反壓迫的堅強意志和斗爭精神，在中華民族革命斗爭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壯篇章。

反帝反封建斗爭的主力最初是農民。在封建制度壓迫下的中國農民有著強烈的反抗性，他們自發進行的斗爭給了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封建統治勢力以沉重的打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和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

鴉片戰爭開始后，在1841年至1849年的幾年間，各族農民起義即達110次之多，到1851年，終於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馬克思在當時就曾指出：”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約十年之久，現在匯合成了一場驚心動魄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推動了這次大爆發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太平天國運動歷時14年，席卷18個省，攻克600多座城市，在南京建立了與清王朝相對峙的太平天國政權，頒布了中國農民運動史上第一個完整的土地綱領——《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的這一土地綱領雖因帶有很大的空想色彩而在實踐中難以施行，但它反映了干百年來農民要求得到土地的強烈願望，對於發動和鼓舞廣大農民起來參加反封建斗爭起了積極的作用。太平天國運動規模之大，發展之快，組織制度之完備，斗爭威力之大，都達到了中國舊式農民戰爭的巔峰。

19世紀末，在帝國主義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之際爆發的義和團運動，雖然有狹隘和落后的一面，但其矛頭直指帝國主義侵略者。他們憑借最原始的大刀長矛，以異乎尋常的勇敢精神同擁有最先進武器的八國聯軍進行殊死搏斗，使本來把中國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帝國主義者，做夢也沒想到中國社會底層竟蘊藏著如此巨大的反抗力量。他們不得不承認：如此“民氣堅勁“的中國是不可征服的，”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也”。

但是，農民並不代表新的生產方式，提不出科學的有遠見的斗爭綱領，不可能戰勝強大的敵人。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下，他們的斗爭一次又一次地以失敗告終。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歷史悲劇有力地証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固然是一支強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力軍，但如果沒有先進階級的領導，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的。

在近代中國，出現了兩個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19世紀末，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這一新生的社會力量雖然還很弱小，卻是新生產力的代表。甲午戰爭中國失敗以后，以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首先奮起，以“救亡圖存”為號召，於1898年(農歷戊戌年)發動了一場頗具聲勢的變法維新運動。他們試圖按照英、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模式，在中國實行以建立君主立憲制、發展資本主義為最終目標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在短短的103天中，維新派通過光緒皇帝發布了l00多道變法詔書、諭令，內容包括保護和獎勵農工商業、廢除八股文、興辦學校、裁汰冗員、澄清吏治、廣開言路、准許組織學會和開設報館、給予出版言論自由等。但是，由於資產階級維新派自身力量的弱小，加之他們所要依靠的光緒皇帝又無實權，變法維新運動最終被封建頑固派所扼殺。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抱著”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遺恨，血洒京城菜市口。戊戌維新運動的失敗表明，在近代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這一時期，與各階層人民的反抗斗爭共命運的，還有一些富於憂國憂民傳統的有識之士。鴉片戰爭的失敗，在死水一潭的中國封建社會激起軒然大波。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看起來很奇怪的是，鴉片沒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驚醒作用。”嚴酷的現實，不能不引起這些有識之士的反省。面對資本主義入侵這一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他們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和中國的落后分不開的。不但古老的刀矛弓矢根本抵擋不住外國堅船利炮的轟擊，古老的思想文化也根本抵擋不住”西學“的傳人。要救國，隻有維新﹔要維新，隻有學西方。自從鴉片戰爭失敗時起，先進的中國人，歷經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力圖使中國走上資本主義的富強之路。

先進的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經歷了一個逐步演進和深化的過程。首先是以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第一代開眼看世界的先驅者，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即學習西方的先進軍事技術以抵抗西方侵略者。接著，太平天國的農民領袖洪秀全明確支持洪仁玕在《資政新篇》中提出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綱領。當然，他並未能將此綱領付諸實施。其后，洋務運動鼓吹“採西學”，“制洋器”，以“自強”和“求富”相標榜，先后創辦軍用工業和民用工業，對刺激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在客觀上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洋務派的強國方案，以“中體西用”為宗旨，即採用西方先進技術的“用”，來維護已經完全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腐朽的中國封建主義制度的“體”，也就注定了這一方案失敗的必然性。

清軍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馬關條約》簽訂后，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嚴復在天津的《直報》上接連發表《論事變之亟》等四篇轟動一時的政論文章。在最后一篇《救亡決論》中，他痛苦地發出了“救亡”的呼號。這一振聾發聵的吶喊表明，先進的中國人在慘痛的事實面前猛醒過來，意識到擺在面前的問題已不是一般地談論什麼“自強”、“求富”，而是要直截了當地起來“救亡”。戊戌維新運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走向高潮的。在此后將近半個世紀內，“救亡”成為中華民族歷史進程中奏起的最響亮的旋律，是一切愛國的中國人心目中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口號。

敢於對中國的制度、文化進行反思，對封建文化的綱常名教發起批判，進而把“師夷之長技”推進到學習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這一更深層面的，是維新派中的激進分子(如譚嗣同)和資產階級革命派。他們都是在甲午戰爭失敗后嶄露頭角的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在從事政治活動和軍事活動的同時，都曾努力宣傳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觀點、社會制度和道德觀念。如嚴復所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出版后，在知識界、思想界曾掀起巨大波瀾，極大地啟發和教育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那一代熱血青年。“自嚴氏書出，而物競天擇之理，厘然當於人心，而中國民氣為之一變”。進化論、“天賦人權”、“三權分立”、政黨政治、君主立憲制以及民主共和制等先后被介紹到中國，成為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

中華民族是背負著八國聯軍佔領北京、被迫與西方列強簽訂《辛丑條約》的巨大屈辱，跨進20世紀門檻的。這時，中國已經完全墮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國家積貧積弱，人民飢寒交迫，並且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威脅。“救亡圖存”的吶喊，回蕩在世紀之交的中華大地上，顯得格外痛切。然而，此時統治中國的腐朽的清政府卻已成為徹頭徹尾的“洋人的朝廷”，無恥地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在這樣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下，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所面臨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更加迫切地擺在中國人民面前。誰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誰就將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

（摘自：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