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階層群眾的反抗斗爭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激起社會各階層群眾的不滿和反抗。雖然各階層的利益、要求不同，政治態度各異，其斗爭方式、性質及其結果也各不相同，但是，他們的斗爭都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

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在1913年反袁失敗以后，繼續堅持革命。1914年7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立中華革命黨，積極組織反袁的武裝斗爭。但是，中華革命黨沒有能提出足以動員群眾、領導革命斗爭的新綱領，其斗爭方法也主要是聯絡舊軍隊和幫會，組織暴動和暗殺，而不是著眼於發動廣大群眾，因而他們組織的反袁暴動均告失敗。

1917年7月，當段祺瑞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的時候，孫中山又舉起護法的旗幟。在取消中華革命黨、恢復國民黨名義后，他聯合一部分贊成護法的國會議員和軍事力量，在廣州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孫中山被選為軍政府大元帥，宣布護法討段。護法運動雖然反對篡權竊國的北洋軍閥，但是沒有觸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問題，對廣大群眾仍然沒有多大號召力。孫中山所依靠的滇、桂軍閥，雖然多少帶有一些資本主義的特征，但其總體上並未脫出封建買辦軍事集團的窠臼。他們在帝國主義者的策劃下，很快就同北洋軍閥妥協，轉而排斥和打擊孫中山。1918年5月，孫中山憤然辭去大元帥之職返回上海。他所領導的護法斗爭遭到挫折。

資產階級改良派在辛亥革命后，先是依附於袁世凱，在袁世凱准備稱帝的野心暴露后，轉而從事反袁活動。1915年12月，梁啟超策動其學生蔡鍔在雲南組織護國軍，發起護國戰爭。這場戰爭反對復辟帝制，維護共和制度，與孫中山領導的反袁斗爭在客觀上形成了同盟。

在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權后，改良派又依附於段祺瑞。他們組織憲法研究會(被稱為研究系)，幻想在軍閥庇護下實行政治和社會的某些改良，使資產階級獲得一些政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但是，封建軍閥對資產階級的任何改良主張都是不容許的。段祺瑞同袁世凱一樣，在需要的時候可以給這些改良派的名流以某種官職作為裝飾品，而在利用價值消失之后，很快就將其拋棄。

辛亥革命后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改良派所進行的一系列活動遭到失敗的事實，進一步証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異常強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資產階級和代表資產階級的政治力量，不可能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取得勝利。舊民主主義的革命道路，即資產階級領導的以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為目的的革命道路，已經走不通了。中國革命必須有新的領導，必須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期間，隨著近代工業的發展，中國無產階級的隊伍迅速擴大，工人的斗爭也得到較大的發展。工人群眾已經從實踐中逐漸學會運用罷工這個武器。從1912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有記載的罷工共150余次，超過辛亥革命以前數十年的總和，而且，類似同盟罷工性質的規模較大的罷工逐漸增加。在這些日益增長的罷工運動中，有一些是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質的政治斗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11月，在天津人民反對法帝國主義勢力侵吞連接法租界的老西開地區的斗爭中，工人成立工團和工團事務所，指揮罷工和領導游行示威。這場斗爭堅持幾個月之久，迫使法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放棄完全侵佔老西開的企圖。但總起來看，這個時期的工人斗爭，大多數還是自發性質的經濟斗爭，工人群眾的組織也還處在秘密結社和封建幫會勢力的影響之下。中國無產階級還沒有意識到自己階級的歷史使命，仍然是一個自在的階級。

這個時期，農民階級也自發地進行了多種形式的斗爭。據不完全統計，從1912年到1919年間，農民的抗捐、抗糧、抗稅等斗爭在200起以上，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幾乎遍及全國各省。除了經濟斗爭外，也有一些以護法討袁為目標的政治斗爭，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以白朗為首領的起義，高潮時曾發展到約兩萬人，轉戰於河南、湖北、安徽、陝西、甘肅等省。但是，農民群眾的這些斗爭，都因組織形式落后，又缺乏正確的領導而歸於失敗。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新式學堂不斷發展，並有相當數量的青年出國留學，由此出現一個不同於舊式文人和封建士大夫的新型知識分子群體。他們接受近代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社會政治學說的教育，又目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統治者的腐敗賣國，因而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和改造社會的責任感。他們中很多人從愛國走向革命，成為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積極參加者。辛亥革命失敗后，他們中的多數人仍懷著強烈的愛國熱忱，致力於民族和國家的復興事業。其中有的主張走”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有的堅持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立場，以各種形式參加反對北洋軍閥的斗爭，或者進一步尋找改造社會的方法。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和軍閥政府賣國求榮之時，青年學生異軍突起，走到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斗爭的前列。他們積極參加反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的斗爭和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1918年5月，在反對段祺瑞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的斗爭中，留日學生決定組織救國團，罷學回國，到北京、上海等地進行請願和各種聯絡活動，得到國內學生的積極響應。5月21日，北京大學及北京各專科學校的學生2000多人，共同發起向總統府的游行請願，要求廢除中日秘密軍事協定。上海、天津、廣東、福建等地的學生，也都舉行集會、請願或罷課，要求廢除賣國條約。這是近代中國學生第一次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游行請願運動，對其后反帝反封建的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興起，產生了很大影響。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