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五四運動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並且日益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也就是醞釀、准備到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過程。

最早醞釀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傳播，通過對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學習，通過中國工人運動的實踐，他們逐步認識到，要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就必須像俄國那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使其充當革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這時的陳獨秀已將關注的主要目光從青年學生轉向工農大眾，從進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傳播轉向建立共產黨組織。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

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們的疾苦，並把他們組織起來，是中國先進分子籌備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第一步。

陳獨秀到上海后不久，就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先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等勞動團體去作調查。1920年4月2日，陳獨秀出席上海碼頭工人發起的“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並發表《勞動者底覺悟》的演說，高度評價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稱贊“社會上各項人隻有做工的是台柱子”，世界上“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他希望工人群眾迅速覺悟起來，認識到自己的偉大力量和歷史使命。他指出，勞動運動可分兩步走，第一步要求改善待遇，第二步要求管理權。中國勞動者的覺悟目前處於第一步，但要啟發工人第二步的覺悟，要把幾千年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話倒轉過來。陳獨秀除了到工人中進行調查外，還約請北大的進步學生和各地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開展調查，了解工人的狀況，並在此基礎上編輯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號《勞動節紀念號》。這個紀念專刊共發表28篇文章，其中大部分反映了上海、北京、天津、長沙、蕪湖、無錫、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狀況，介紹了各國勞動組織和工人運動的情況。陳獨秀本人撰寫了《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的文章。《勞動節紀念號》的編輯發行，是中國先進分子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同年4月中旬，陳獨秀聯合中華工業協會、中華工會總會、電器工界聯合會、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藥業友誼聯合會等七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並在籌備會上發表了《勞工要旨》的演講。他受到工界團體的尊敬和擁戴，被推選為籌備會顧問。在陳獨秀的指導下，上海各業5000多工人於5月1日舉行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號，通過了《上海工人宣言》。此后，陳獨秀又主持創辦《勞動界》、《伙友》等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啟發工人的覺悟，組織真正的工會。此外，俞秀鬆等一批進步青年深入到工廠中做工，調查和研究如何開展工人運動。俞秀鬆還提出，可先在上海組建一個“工人俱樂部”，對工人進行教育，改變他們的舊思想，灌輸新知識，然后再組織各種工人團體，開展勞動運動。

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必然會產生無產階級的政黨。陳獨秀在發動和組織工人，向他們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積極開展建黨工作，並從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中發現建黨的骨干。

1920年春，正當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積極籌備建黨的時候，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海參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國處派出全權代表維經斯基等人來華，了解五四運動后中國革命運動發展的情況和能否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與其同行的有旅俄華人、俄共(布)黨員、翻譯楊明齋等人。維經斯基一行先到北京，會見了李大釗。在李大釗等人的安排下，他們參加了一系列座談會。然后，經李大釗介紹，維經斯基一行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在北京和上海，維經斯基介紹了十月革命后俄國的情況及蘇俄的對華政策，介紹了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狀況和經驗。他們在了解到中國工人階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情況后，認為中國已經具備建立共產黨的條件，並對李大釗和陳獨秀的建黨工作給予了幫助。

在維經斯基等人的幫助下，陳獨秀以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為基礎，加快了建黨工作的步伐。1920年6月，他同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產黨組織，並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黨綱草案共有10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此后不久，圍繞著是用“社會黨”還是用“共產黨”命名的問題，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

經過醞釀和准備，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於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裡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當時取名為“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干，陳獨秀為書記。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先后參加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有：陳獨秀、俞秀鬆、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后改名施復亮)、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等。1920年12月，陳獨秀由上海赴廣州后，李漢俊和李達先后代理過書記的職務。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或具體組織等方式，積極推動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實際上起著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的作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