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麼會失敗？

1933年3月，紅軍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打擊了國民黨的進攻氣焰，加上全國人民抗日斗爭的發展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表明形勢發生了更加有利於革命的發展。但是，蔣介石並沒有放棄對紅軍的“圍剿”。為了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蔣介石作了多方面的准備，強調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政治上，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經濟上，對根據地實行嚴密的封鎖﹔軍事上，採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

當時，中央根據地的紅軍主力有8萬多人，地方紅軍和赤衛隊等群眾武裝也有所發展。盡管形勢嚴峻，如果紅軍能夠正確的估計形勢，利用有利條件，針對敵人採取的新策略，靈活運用歷次反“圍剿”的成功經驗，打破這次“圍剿”仍然是有可能的。然而，這時毛澤東已經離開了紅軍的領導崗位，深受“左”傾思想指導的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斗爭。在蔣介石正大力准備“圍剿”的時候，1933年6月臨時中央提出紅一方面軍主力分離作戰的方針，這種將兩個拳頭分開打擊敵人的計劃，隻能突然分散兵力，使自己陷於被動局面，紅軍也因此喪失了准備反“圍剿”的寶貴時間。

9月底，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瑞金。李德來到瑞金是為了幫助中國人民完成革命事業，但是他並不完全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只是照搬蘇聯紅軍正規戰爭的經驗，這就不能不給中國的革命帶來嚴重的危害。臨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博古對李德十分信賴和支持，他們實際上是這次反“圍剿”的最高軍事指揮者。他們主張實行軍事冒險主義的方針，主張“御敵於國門之外”，即要求紅軍在根據地以外戰勝敵人。這是一個嚴重的“左”傾錯誤。

9月下旬，國民黨軍北路軍開始進攻中央根據地，28日佔領黎川。博古、李德等震驚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紅軍主力北上應急。紅軍主力在洵口同敵人遭遇，打了一個勝仗。博古、李德貿然命令紅軍向敵人堅固陣地進攻，結果連戰不利。到11月中旬，紅軍連續作戰近兩個月，不僅沒有能在敵佔區或敵我交界區打敗敵人，反而因輾轉於敵人的堡壘和主力之間，遭到很大的損失，陷於被動地位。

紅軍北線進攻作戰受到挫折后，臨時中央領導人即由軍事冒險主義轉為軍事保守主義。他們採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的戰術。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參加“圍剿”紅軍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公開宣布抗日反蔣，在東方戰線掉轉槍口向蔣介石反戈一擊的事變。臨時中央如果能對這一事變採取正確的策略，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五次“圍剿”將是十分有利的。但是博古等害怕丟失根據地，不敢實施向敵人后方打出去的方針，拒絕採取周恩來的正確意見，要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由於受軍事“討伐”和政治分化的壓力，加上領導本身失誤等原因，第十九路軍很快被蔣介石的軍隊擊敗，這也使紅軍喪失了借助這次事變打破第五次“圍剿”的一個十分有利的時機。

后來，李德利用各種辦法進一步控制了軍事指揮權，軍事指揮上“左”的錯誤更加嚴重，使紅軍在反“圍剿”中隻能繼續執行前一段的錯誤的策略方針，從而在蔣介石重新發動進攻面前遭到了更為嚴重的損失。1934年4月中下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力量進攻廣昌。由於李德堅持主張廣昌保衛戰，致使不但廣昌失守，而且造成紅軍勢力的大大削弱。廣昌失守后，根據地縮小，軍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紅軍已經很難取得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了。

總的來說，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臨時中央“左”的錯誤，以及在這種錯誤指導下制定的錯誤軍事方針是這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