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進攻路線”才是“左”傾
教條主義錯誤的軍事方針而“進攻策略”則不是？

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有其軍事方針，但不宜將“進攻策略”作為他的軍事方針。從所能查閱到的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后一年半時間內發的一些文件來看，中共中央並沒有將“進攻策略”作為自己的軍事方針，而是分別提“堅決進攻”、“積極進攻的策略”、“堅決的革命的進攻”、“進攻的路線”。可見，中共中央強調的“進攻”，不僅僅是戰役戰斗的“進攻”，更主要的是不講條件的戰略“進攻”﹔不僅要“堅決”、“積極”，而且當作“路線”。不但如此，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在紅四方面軍第三次反“圍剿”結束后，還繼續提“積極進攻的策略”、“全線總進攻”、“進攻路線”。特別是中共中央負責人博古更明確地說：“黨的總路線應該是進攻的路線。”上述大量根據可以說明，“進攻路線”才是當時黨中央的軍事方針，而“進攻策略”則不是。

“積極進攻的策略”與“進攻策略”，雖然只是有無“積極”二字之差，但含義和實質不同。“積極進攻的策略”，當時是指要紅軍遠離根據地，用陣地戰去進攻中心城市，以實現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進攻策略”，通常系指戰役戰斗范圍內的作戰行動。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左”傾教條主義作了系統而又正確的分析批判。這個文件，對“左”傾教條主義的軍事方針，隻提“進攻路線”，沒有提“進攻策略”。這不僅准確地反映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軍事方針的實質，而且有原始根據﹔而“進攻策略”，目前沒有找到原始根據。

1930年10月29日，《中央關於對付敵人“圍剿”的策略問題給長江局轉一、三軍團前委的指示》提過“進攻策略”。但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發的這個指示，對“進攻策略”有特定的解釋，其要旨是：“什麼是進攻的策略呢？問題的中心並不在攻南昌還是攻長沙。照今天的形勢來說，攻長沙或是攻南昌，並不是第一步工作，雖然能夠攻下是很好的。今天的具體問題，在軍事上是集中一切武裝力量並統一它的指揮，在蘇維埃區域裡肅清一切反動勢力，武裝廣大農民與實行自衛，將紅軍調到與敵人作戰的前線，要利用敵人的弱點，盡力的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打擊。”這個指示，可能有不正確之處，但沒有明確提攻打大城市。同時，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停止了“立三路線”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因此，這樣的“進攻策略”，也不是“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軍事方針。大家知道，1930年10月底，以毛澤東為書記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已經決定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因時間緊，交通通信條件差，當時並未收到中共中央的這個指示，談不上因此而“陷入被動地位”。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