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不能把紅七軍團“北上抗日”
看作是戰略大轉移部署的開始？

一直以來，學者們都把1934年7月中共中央把紅七軍團改編成抗日先遣隊北上的決定看作是戰略大轉移部署的開始，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首先從當時的戰略背景來看，1934年5月，廣昌保衛戰失敗，紅軍主力損失巨大，敵人進攻中央蘇區腹地的大門打開，隨后敵人兵分三路向興國、古龍崗和石城推進。嚴峻的形勢對紅軍十分不利，但由於受當時中共中央“左”傾領導人錯誤方針的指導，紅軍並未果斷地實行戰略轉移，而是相繼提出“保衛建寧”、“保衛長汀”、“保衛興國”的口號，分兵把口，全線抵御，繼續同敵人相拼，直到中央蘇區僅存瑞金周圍一小塊地方，才倉促做出轉移的決定。可見，紅七軍團的北上是在中央蘇區繼續作戰具有極少可能取得勝利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不是作為戰略轉移的部署。

其次從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任務來看，是為了保存紅軍實力，創造新的根據地。對於這一點我們在北上抗日先遣隊政治部主任劉英《北上抗日與堅持浙閩邊三年斗爭的回憶》中也得到了考証。據其回憶說，當時中央給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主要任務就是到敵人的深遠后方進行廣大的游擊活動，與敵人最受威脅的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這一舉措將會推動抗日宣傳，牽制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減少中央蘇區紅一方面軍的壓力，最后爭得第五次反“圍剿”勝利。由此可見，紅七團北上是出自分兵戰術，以保存自己有生力量的考慮而確定的，並沒有反映出准備實行戰略轉移的意圖。

最后從做出北上抗日決定的時間階段來看，它是在戰略轉移的醞釀過程中確定的。雖然在有些資料中顯示，在廣昌戰役失敗后，曾經提出過關於戰略轉移的問題，比如說李德在《中國紀事》一書中說，廣昌戰役失敗后，由於看到在蘇區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希望不大，因此提出我們必須採取以主力部隊突圍的方針，以便重新獲得廣闊的作戰區域，並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備。但是，中共中央當時並沒有下決心進行戰略轉移，而是在形勢緊迫的情況下，仍然採取堅持硬拼，用一切力量捍衛蘇區，直到失去勝利的可能時才倉促轉移，派出紅七團北上。

綜上所述，1934年7月份中共中央決定派出紅七團北上是出自“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輔助方向的活動，來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考慮的，而不是戰略轉移部署的開始。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