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合作對革命群眾運動的推動

國共合作的實現，促進了工人、農民、學生、婦女等革命群眾運動的開展。

在工人運動方面，中共廣東區委通過國民黨中央工人部中的共產黨員，積極領導廣東地區的工人斗爭。1924年5月，廣州召開工人代表會議，出席會議的代表160多人，代表著70個工會和10多萬名工人。會議決定成立工人代表會議執行委員會。這次會議促進了廣東工人運動的發展。7月，廣州沙面數千名工人舉行政治大罷工，抗議英、法帝國主義者限制中國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8月，廣東工團軍成立，共產黨員施卜任團長。沙面罷工持續一個多月，取得勝利。這次罷工不僅轟動廣州和香港，而且影響及於其他省、區，打破了二七慘案以來工人運動的消沉狀態。此后，各地工人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逐 漸得到復興。

與此同時，農民運動逐步開展起來。在以共產黨員為主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和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的推動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於1924年3月初步確定農民運動計劃，決定組織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軍。7月，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頒布了《農民協會章程》。中共廣東區委通過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和廣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員到廣東省各縣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點起農民運動的火焰。各縣紛紛建立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向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進行斗爭。

為了培養農運骨干，經彭湃等提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從1924年7月起，廣州農講所在共產黨人彭湃、羅綺園、阮嘯仙、譚植棠、毛澤東相繼主持下，連續舉辦六屆，為廣東、廣西、湖南、河南、山東、直隸、湖北、四川、陝西、江西等20個省、區培訓700多名農運骨干，有力地促進了全國農民運動的開展。1924年12月，彭湃在給中共廣東區委農民運動委員會的報告中指出：這些農運骨干“工作得很好，沒有辜負我們對他們的培養和訓練”。

中共中央重視學生運動的開展。在黨、團組織的共同指導下，全國許多省、市都有學生聯合會在活動。1924年下半年，以上海為中心，湖南、湖北、河南、四川、江西、廣東、浙江、直隸、山東、山西等地掀起第二次非基督教運動高潮，有力揭露和打擊了帝國主義利用教會從事文化侵略的陰謀。各地學聯還帶領青年學生積極參加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努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

此外，婦女運動也得到發展。在共產黨人的推動下，國民黨中央及省、區、縣各級黨部都設有獨立的婦女部，一批女共產黨員成為婦女運動的開拓者。在上海，向警予、楊之華、王一知等積極開展婦女工作。由向警予任主編的《婦女周報》，主張婦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成為發動婦女的重要輿論陣地。在北京，婦女部秘書繆伯英注重婦女勞工運動與平民教育。在天津，鄧穎超、劉清揚等以女星社為中心，設立補習學校，開展對女工的組織與宣傳工作。廣東、湖北、江蘇、湖南、直隸等地的婦女運動，也都呈方興未艾之勢。

這時，北方的局勢因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開始出現有利於革命的新變化。早在1924年春，蘇聯政府駐華全權代表加拉罕就開始有步驟地做直系將領馮玉祥的工作。10月，受革命影響的馮玉祥聯絡胡景翼、孫岳，乘第二次直奉戰爭之機，班師回京，發動政變，推翻直系軍閥首領曹錕、吳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隨后，馮玉祥等發表反對軍閥割據、要求和平統一等傾向革命的政治主張，並將所部改稱中華民國國民軍，馮玉祥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為副司令兼第二軍軍長，孫岳為副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全軍共15萬余人，分駐直隸、河南、陝西等省。但迫於形勢，馮玉祥又同反直系的張作霖、段祺瑞妥協，組成了以段祺瑞為臨時執政的北京政府。

由於馮玉祥的國民軍傾向革命，在國民軍駐防地區，國共兩黨的組織和工農群眾運動得到較快的發展，對南方革命運動起了配合作用。

北京政變后，馮玉祥電邀孫中山赴北京共商國是。段祺瑞、張作霖也不得不發出表示歡迎的電文。11月，孫中山接受邀請，離粵赴滬，繞道日本北上。行前他發表宣言，提出對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對內掃除軍閥兩大目標，主張召開國民會議，爭取國家的和平統一。12月初，孫中山由日本抵達天津，同月底到北京。這時他已身患重病，但仍堅持與段祺瑞作斗爭，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

為了把革命影響擴大到全國，中共中央接受加拉罕、鮑羅廷及廣東區委的意見，支持孫中山北上，並於11月19日發表對於時局的主張，指出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法，乃是中國共產黨上一年提出現在國民黨也號召的召開國民會議。1924年冬至1925年春，在國共兩黨共同推動下，全國各階層人民和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婦女會等群眾團體，紛紛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強烈呼吁由國民決定國家大事，召集國民會議制定憲法，鏟除封建勢力，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反對段祺瑞政府召開的善后會議。國民會議運動與1925年夏興起的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蓬勃發展，預示著一場革命風暴即將來臨。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