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

隨著革命形勢不斷高漲，特別是工人階級在五卅運動中充分顯示出自己的力量，隨著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斗爭的進一步發展，國民黨內部發生了新的分化。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現了新右派。戴季陶主義的出現，就是這一分化的標志。

戴季陶早年參加同盟會，曾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工作，國民黨一大后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宣傳部部長，在國民黨內被認為是一個理論家。國共合作后，他曾一度表示擁護三大政策。但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他的右派面目暴露出來。1925年六七月間，戴季陶先后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他聲稱：孫中山學說的哲學基礎“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仁愛是人類的生性”，任何人隻要發現自己的仁愛心，就“能夠為受痛苦的農夫工人努力”。他反對階級斗爭，認為國民革命“是主張各階級的人，要拋棄了他的階級性，恢復他的國民性”。他反對國共合作，認為國民黨的生存必須具備獨佔性、排他性、統一性、支配性。但同國民黨老右派不同的是，他主張在行動上採取緩和態度，不公開同共產黨分裂，而是要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黨員”。

戴季陶的這些理論，完全背離孫中山晚年思想的革命精神，背離國民黨一大確立的綱領和政策。它反映了資產階級右翼的利益和要求，是國民黨右派打擊和排斥共產黨、奪取革命領導權的輿論准備。戴季陶主義出籠后，立即在上海和廣州引起很大反響，促使國民黨內的反共分子逐漸聚集起來，並被一部分反共的國民黨上層分子捧為“最高理論”。

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惲代英、蕭楚女等共產黨人撰寫大量文章，對戴季陶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他們指出：戴季陶的理論是對孫中山學說的嚴重歪曲。“離開階級爭斗，便無法防止資產階級的妥協，實現民族主義﹔便無法使工農奮起使全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得到民權﹔便無法使資產階級承認節制資本，地主階級承認平均地權，實現民生主義”。針對戴季陶排斥共產黨人，企圖建立“純粹的國民黨”的論調，陳獨秀指出：國民黨既然是“各階級聯合的黨”，“那麼，於共信(即共同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共同點)之外，便應該有別信(即各別階級利害所產生的政治理想各別點)存在”。瞿秋白指出，戴季陶主義“根本上還是要C.P.完全退出共產黨，根本上要消滅C.P.，消滅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完全是要想把國民黨變成純粹資產階級的政黨”。蕭楚女專門寫成《國民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書，批駁戴季陶對共產黨的攻擊和污蔑。他們列舉大量事實証明，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后，不但沒有損害國民黨，而且使國民黨有了很大發展。

中國共產黨對戴季陶主義的批判，捍衛了正確的革命理論和原則，大大縮小了這種反動思想的惡劣影響。雖然戴季陶主義在國民黨右派分子中得到共鳴，但是連戴季陶自己后來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小冊子發行以后，立即受到“很大的攻擊”，“不能收圓滿的效果”。

戴季陶主義的出現，是國民黨內以蔣介石為首的新右派勢力抬頭的信號。由於考慮到自身的羽翼尚未豐滿，公開反共的條件不成熟，他們這時還不打算與共產黨決裂，也不願意放棄反帝反軍閥的口號。於是他們採取兩面派手法，一面表示聯共，一面以限共的形式反共。這種新右派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和危險性，對於缺乏政治經驗的共產黨人來說，還難以識別，以致吃虧上當。

這時，蔣介石已成為國民黨新右派的核心人物。自1922年陳炯明叛變后，蔣介石開始得到孫中山的信任。1923年2月他被委任為大本營參謀長，8月奉孫中山之命赴蘇聯考察，回國后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校長。以后，他在主持黃埔軍校工作和統一廣東的幾次戰役中表現積極。孫中山逝世后，他仍表示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儼然成為孫中山革命事業的繼承人。1925年9月，他在黃埔軍校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要曉得，’反共產‘這句口號，是帝國主義者用來中傷我們的。如果我們也跟著唱’反共產‘的口號，這不是中了帝國主義者的毒計麼？”“總理容納共產黨加入本黨，是要團結革命分子，如果我們反對這個主張，就是要拆散革命團體，豈不是革命黨罪人？”盡管他貌似革命，其思想實質卻與三大政策相抵觸。他在1924年1月向孫中山呈交的《游俄報告書》和3月分別給孫中山、廖仲愷的信中，把蘇聯的對外政策稱為“愷撒之帝國主義”，罵中國共產黨為“俄奴”，反映了他內心的真實看法。只是出於政治利益的需要，他不能不暫時表示接受和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隨著革命的深入和國民黨內左右派斗爭的發展，蔣介石敵視和力圖限制共產黨的本質也日益表現出來，被稱為“武裝的戴季陶主義”。

兩次東征以后，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同蔣介石暗中操縱的新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之間的斗爭愈演愈烈。在蔣介石任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共產黨和左派力量有很大影響。這都是蔣介石難以容忍的。由於兩次東征和平定楊、劉叛亂的勝利，蔣介石的地位和影響已大大增強，於是他開始加緊對共產黨的限制，甚至提出要共產黨員或者退出共產黨，或者退出黃埔軍校和國民黨。

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曾同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和蘇聯顧問鮑羅廷商量，主張共產黨員不再同蔣介石合作，而同國民黨左派合作，另組革命軍隊。但是，共產國際和聯共(布)仍認為蔣介石是左派，指示中共中央，“共產黨不應要求必須由自己的黨員擔任國家和軍隊的領導職位”。中共中央據此不同意周恩來等人的意見，主張繼續幫助蔣介石發展。后經過周恩來、陳延年等的努力，才以原大元帥府的鐵甲車隊為基礎，於1925年11月成立以共產黨員葉挺為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這個團的骨干是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團裡建立了共產黨的支部。這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第一支正規部隊。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