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說猴場會議
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更為直接的條件？

1934年12月，黎平會議后，中央紅軍揮師西進。12月3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縣猴場紅軍總司令部召開會議，毛澤東參加了會議。

1935年1月1日，會議作出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猴場會議再次批判和糾正了“左”傾領導者頑固堅持回兵湘西的軍事錯誤，基本上結束了“左”傾領導的軍事指揮權，提出了渡江后新的戰略行動方針。按照猴場會議的決定，中央紅軍統一了思想，明確了戰略目標，在思想和行動上完成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變，並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進一步的准備，創造了直接的環境條件。

（1）猴場會議重申了黎平會議精神，完成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變，是黎平會議的繼續。黎平會議后，“左”傾領導者並沒有徹底放棄去湘西的原定計劃。為此，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烏江邊的猴場召開會議，再次批判和糾正了“左”傾領導者的軍事錯誤，政治局大多數同志在猴場會議上統一了思想認識，堅定了渡烏江北上的信心。

（2）猴場會議提出了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是黎平會議的發展。猴場會議第一次明確提出：“立刻准備在川黔邊廣大地區內轉入反攻”，“主要是和蔣介石主力部隊（如薛岳的第二兵團）或其他部隊作戰，首先消滅他的一部，來徹底粉碎五次‘圍剿’。”這一行動方針的提出，使中央紅軍由戰略上的被動變成主動，它對遵義會議及其后來反對蔣介石新的“圍剿”具有深遠影響。關於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猴場會議更明確更具體地提出：“建立川黔邊新蘇區根據地，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3）猴場會議為遵義會議作了進一步的准備，創造了直接的環境條件。它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奠定了更堅實的思想基礎。猴場會議經過毛澤東等同志的努力說服，中央多數領導成員統一了思想，為遵義會議上解決各種重大問題打下了基礎﹔猴場會議為遵義會議作了組織上的進一步准備。猴場會議首次強調了軍事指揮權問題：“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周恩來回憶說：“經過不斷斗爭，在遵義會議前夜，就排除李德，不讓李德指揮作戰，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這表明，猴場會議基本上結束了“左”傾領導者的軍事指揮權。

選自《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1000個為什麼》

韓廣富 曹希嶺 主編

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